稽查、钦差、监察三拳并用，能量非凡，看来做官还真是高危职业，官员之喜是“上马”，之哀是“落马”，这一上一落，可谓是悲喜九重天。虽然有个别落马的官员，还可利用余财和关系网经商致业，做一逍遥富翁，可大多数落马的官员没这么幸运，历代对官吏的处罚都很重，伴随罢官丢置，往往是抄家、没收财产，况且官员落马即意味着失势，没有了利用价值，以前曾支持、依附他的人，都会转向其他新兴目标，官场比生意场还来得精。落马，失势，也就失去一切，不管是正史还是稗官野史，都记载着一个个落马官员的悲惨后半生，以儆效尤——为官者要忠君爱民，切勿贪赃枉法。大多数官员落马的官方解释都是贪赃枉法，可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几乎所有官员都在疯狂地贪赃枉法，落马的官员终究是总量中的极少数，为什么有的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更多的却笑傲士林，富贵无边？
官方解释、公开告示，那只是门面，背后实际运作的是完全不同的一套规制，就连普通老百姓都知晓此理，何况浸润已久的官吏？至于，实际运作的那套规制究竟为何物，还真难一时半会说清楚，简单点说就是潜规则、隐规则。为官之道是长袖善舞，广结人脉，如此便能上有所托，左右逢源，官员虽处处敛财，但自己留着的可能并不多，都挥洒在上司及各类权贵身上，官场上可以说是利益均沾，这才有了官官相护。要扳倒一个官员，重点不是他本人，而是他所站的盘根错节的网络。
地方官的腐败主要为三方面，其一为横征暴敛，除法定的赋税款项外，各个地方官都在私立名目，设法聚敛。其二为执法不公，地方官除管理一方行政外，还兼司法权，地方官以诉讼为榔头，能敲打出难以计量的金水银流，富甲一方，事同平常。其三就是渎职荒政，有利争先恐后，无利充耳不闻，修葺水利、剿灭盗贼等本该官府管的事，不管不问，因其费力不讨好。
中国是人情社会，中央虽对地方颇多顾忌、不满，也常常能体谅，千里做官为的吃穿，小贪小赃，不算什么，但有一个底线：不能出事！所谓出事，或是民间集体状告，或是丑闻不断，千里可闻，或是直接发生民变、暴动。帝国体制稳中求稳，不停出事，若是其他地区的民众受此鼓励，跟着效仿，何其之险！所以官员最忌讳的就是“事情闹大了”，事情一旦捅破、曝光，传到了朝廷，便公开于世。就算是上边要姑息之，有权贵要保护之，都极其困难。朝廷总得维持一张公平的门面，不处理难以平民愤，不追究难以息事态。
由此在中国古代民间形成了对官员和官府的核心办法——闹，闹得越大越好。官府自然有防范对策——不要你闹，越不闹越好。
因此地方上最擅长最热衷的便是报喜不报忧，欺上瞒下。帝国上层在粉饰太平，歌舞升平，地方上心领神会，也跟着炮制出所谓的“地安民乐，天下晏然”。所谓治世盛世，都需要上下联动，方能闪亮登场。我之所以质疑古代的治世盛世，是因为即使经过粉墨后的史书记载，那些用各类华丽辞藻形容的治世盛世，经常还能看到许多不精彩的细节：如某地流民乱窜，某时大饥荒民尽相食等。官家是上下齐心，皆大欢喜了，可民间依然疾苦不断。
报喜不报忧，欺上瞒下要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一方面是地方官员启用钱财、吹捧等各种手段，打通各路关节，让上边不过问不细究，另一方面是为杜绝不利信息外漏，地方官员让手下以连哄带打等手法，严防死堵，对拒不合作者，还会杀人灭门，以警示其他企图效仿者。为掩饰一个虚伪，只有制造更多的虚伪；为掩饰一个错误，只有制造更多的错误。如此一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便用在了弄虚作假上，铁打的官府流水的官，换了一任又一任，采用的手法都类似，一个个虚假但缤纷的太平盛世泡沫被相继制造出来，而经过这一番番的折腾搜刮，民力愈竭，民怨愈盛。那些王朝越到后期，越是民变频发，差不多都是如此。
可控之局面，哪怕是表面繁荣，哪怕是虚伪造作，只要体制尚存，时态未乱，至于下边民怨沸腾，风德沦丧，反正自己是坐稳了位子，又有何妨？
公正的名义，法令之维
任何团体、组织要想正常运作，都得维持一个必要的平和状态，减少无谓的争夺，那就需要秩序。诸子百家几乎都强调秩序的重要性，儒家以礼定秩，法家则以法定秩，道家以静定秩，最终都是想达到尊卑有别，上下不争，国家乃治的效果。
帝国就是一部国家机器，法令是这部机器的说明书，按这个说明书操作，其最终目的必然是为了维持这台机器能够按预定的方向运转。不公平的社会与帝国体制，必然匹配着不公平的法制，所以法令这个说明书，常常是不完善不合理的。
法和令本是分开的，法以律构成，各朝各地都有自己的律法，作为一个国家的基本法规；令是朝廷的政令、皇帝的敕谕，即行政命令。行政命令应该是低于基本法规的，政令要在律法所规定的范围之内。因为律法是经过反复修正后出台的、被各界所认可的，其作用是长久的，而政令只是朝廷临时决定的、并不一定被各界所认可的、其作用也是短期的。行政命令超越基本法规的后患无穷，其结果是法令体系稳定性权威性被自己所破坏，以至于到了后来，无法可依，令出而不行。
但实际上政令经常超出律法的规定范围，甚至互相矛盾、抵触。接到政令的各级官吏到底是捍卫律法，还是听话执行命令呢？毫无疑问，绝大多数官吏会选择后者，他们的命运掌握在朝廷与上级手中，而不在律法手中。
退一步说，即使某个法令体系是不完善不合理的，如果都承认这个规则，都遵守之、执行之，虽然不能做到公平性，公正性却还是能保证的。
偏偏很多人知法犯法，违规乱纪。带头的是谁呢？往往是皇帝本人，他是唯一可以超越法律的人。一般而言，有作为的皇帝能收敛自己，尽量减少“法律代言人”违法的现象发生，实在不得已时才去做“超越法律”的事，比如要除掉某个政见不合的大臣，却又没任何迹象与证据；财政困难，擅自征收税赋等。可其他皇帝则只图自己痛快，我行我素，反正天下是我的，这个球，我想怎么踢就怎么踢。然后就是皇族、宠臣、近臣，他们与皇帝要么是血亲，要么受皇帝恩宠，都是亲贵之人，即使犯法违法，也无人可制，除非皇帝亲自出马。再以下便是有各自势力的大臣及其子弟，大臣们仕途崎岖，能从底层爬上高层，势必艰难，大臣们大多是谨慎以待的，不敢轻易冒法。但大臣们却常常管不住其子弟以及家仆，大臣的儿子，古时称“衙内”，法官都知道他背后是谁，对“衙内”横行不法，常视而不见。大臣的心腹家仆，也会狗仗人势，气焰嚣张，同理，都知道他的主子是谁，无人敢去惹。历代的“衙内现象”、“恶奴现象”都很普遍，这也可视为中国古代的特色之一。
权贵们连这点微薄的情面都不愿意给律法，中国人常爱说情面，从情面里可以看出高低尊卑的差别来，你够尊贵，够格，够分量，就给你情面，反之则不给，看来在权贵的眼中，律法就是一只夜壶，用得着的时候拿出来，不需要的时候，就丢在床底。
皇帝对官员及其子弟部属们的一些违法活动，并不穷追猛打，而是选择轻弃或者无视，水至清则无鱼，皇帝也明白，谁会没有任何过错呢？古代的律法中，对官员的规定和约束条款，比对民众多，实际上并不屡屡兴用，得饶人处且饶人，帝王保持对法律的最终拥有权与解释权，放在手边，以约束臣子，每一条法律都是利剑，保证帝王想要灭谁时，可随手拿剑即斩。等皇帝对这个大臣不喜欢、不满时，大臣的子弟和部属们的斑斑劣迹便会公之于世，作为罪证按律判刑，大臣受其波及被迫辞职。百姓便大赞皇帝能为民做主，是好皇帝，还会为那个官员叹息几句——教子无方啊！
但对一种行为，皇帝是绝不姑息的，须臾都不可犹豫，那就是谋反。但凡有人有谋反忤逆的野心，不管有无证据，必除之而后快，杀其身灭其家，而且还要株连九族。擅入皇宫、盗窃皇陵等冒犯皇家威仪的行为，同样也是灭族大罪。秦时制定的株连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从无间断，为的就是对付有二心者。
法律针对的主要对象是百姓。拖欠赋税，不服徭役等行为，那是重罪；聚众结社，风言风语，那也是重罪；不服管教，由着性子，那也是重罪；冒犯官长，阻挠执法，更是重罪中的重罪。皇帝常用谋反的罪名整治大臣，有无证据，是何原因，他是不会管的。地方官也常用谋反罪名整治百姓，地方官都自视为朝廷的代表，违抗他就是违抗朝廷，就是违抗皇帝，如此之推论，简单、直接、有效。有上述行为的百姓，他为何会有此举动，他是否是因为官吏横征暴敛、粗野执法等原因造成这样的举动，已经不重要了，只要被扣上逆民、恶民的帽子，基本是死路一条，有时其家族还会被株连。
手握法典，等同抱着摇钱树，在古代时期，诉讼断狱一直是地方官的生财之道。各级官员都会说一句，我就是王法。“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是古之常语，可见司法之不公正已经深入人心。实际上即使有钱的富商，对衙门也是避之如瘟神，一旦沾上官司，就会被凶残的官吏缠上，被其用各种手段敲诈挤压，倾家荡产也就近在咫尺。
因此在古代中国，老百姓是不想也不愿打官司的，打官司会把诉讼双方都打破产，这是常态。于是，老百姓便尽量避开官府，私下和解，这种事已然成为“传统”。直到民国时期，承袭晚清之风，很多老人还以从未进过官府，从未打过官司，而感自豪，以此为幸运。之所以自豪，是有了一世的清白身家，之所以幸运，是无须破财免灾。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曾提及，发生纠纷，95%的中国人不愿去法庭，都会私下解决。这个比例或许高了点，但也不会低到哪儿去。中国老百姓的法律观念是，千万不要惹上官司！惹上了官司，千万要找到关系！
史书上记载着这样的句子：比如“无诉讼之烦”，“刑狱尽罢”，意思是没人来官府告状，很久没案子可断了，监狱里无人可关。这意思便是当地的地方官能行惠政，百姓安乐，没有人喊冤叫屈。我一直在怀疑，真是这样吗？是百姓没有冤屈，还是不敢到官府来申冤？
以文明的名义，礼制之维
关于“礼”的词语，有很多说法，如礼仪之邦、礼教、礼仪、礼制。礼仪之邦为常用之词，用于形容我国的历史及传统，做褒义词用。礼教也是常用，味道却变了，本是中性词，但一提到封建礼教，人们马上会想到“礼教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