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制在商朝时已经形成，在西周时基本成熟，孔孟等人极其倾慕西周礼制，为重振礼乐，周游列国，游说诸侯。但列国争锋的时代，法家风行，儒家失色，直到西汉中期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才替代法家，成为国家主流思想。不过在此之前，汉高祖时儒家便以“礼制”闪亮登了一回场。诛灭项羽后，诸将常争功邀赏，“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汉高祖心中不快。儒士叔孙通便为新朝制定出一套宫廷礼仪出来，并叫大臣们勤加练习。一次，诸将臣在宫中宴饮，将臣们亦步亦趋，都尊礼法，有人不合礼仪，马上被拉出去处置。整个场面一反常态，庄严肃穆，秩序井然，汉高祖感慨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儒家也开始由此而重。
儒教的胜利绝非仅仅是宫中礼仪和空泛的说教，礼教的影响甚至可以直接融入法制，也因此逐渐有了半法律的性质。儒家倡导礼教作为指导立法、司法活动的基本原则，自汉朝之后，历代未变，直到清代末期，纲常礼教仍被赞誉为“实为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法之大本”。儒家所奉行的等级观念，“名位不同，礼亦异数”，等级越高，特权越多，颠覆了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传统。此外，在诉讼、断狱的过程中，法官不仅引用法律条文，还可引用儒家经典，所以有“春秋断狱”之说，以善恶动机论罪，以风化伦理定罪。
礼制算是法治与人治的结合，确定了尊卑有别，上下有序的社会等级体系，是儒家所谓的“德政”之工具。安于现状，遵守礼制，便是顺民，良民；有非分之想，触犯礼制则被视为犯上作乱、大逆不道，轻则受社会舆论冲击，被口水给淹死，重则被国法家规处置，以命填礼。
礼制的核心是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以此为纲领，在宗法传承、祭祀丧葬、巡幸朝会、朝觐礼聘、婚姻礼俗、宫室舆服、待人接物、建房造屋等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都有相关规定，其细密严格不逊于律法，其体系庞大则更超过了律法。
礼制不出则已，一出必见血。哪怕是权贵，也难避其锋芒。有时可以视而不见，而当有人要以此整治人时，其违礼悖制便成了最致命的罪名。建了不该建的房子，穿了不该穿的衣服，说了不该说的话，便是僭越、违制、大不敬、无人臣礼，那些倒台的大臣几乎都会有这么些条罪，而且极可能放在首位。这些倒霉的大臣到底是哪里开罪了皇帝，已经不重要了，只要违礼悖制，怎么样的死法都不为过。
礼制在民间照样横行无忌，法权应掌握在国家手中，禁止私人滥用，但家族中以家规、礼规来处置子弟，官方虽不承认其合法性，但并不干涉。被处置子弟的家属不服，到官府来告，官府也会将来人赶回去，不予理会。
在官府诉讼时，礼制常常高于律法，二者本来就有些混淆不清。譬如一个小媳妇和婆婆吵了嘴，落在不同法官手中，其命运有天壤之别。若法官重法，这小事不用审判，便会劝媳妇向婆婆道歉即可，回家好好过日子，若法官为礼教中人，对小媳妇大刑伺候，甚至判死刑，也没有人能说不对。
礼制势力大盛，充盈于天地之间，由此便出现了一大堆卫道士，他们手持礼教，言称道德，几乎是神圣之化身。朝中的权贵尊崇，他们本身就在朝廷高坐着，士大夫阶层奉其为师，恭听其言传身教，民间虽听不懂他们到底说什么，可还是会“随大流”，将之视作孔圣人下凡，如此一来，便通吃三界。
礼制是用来维持等级秩序与帝国道统的，最大的受益人是皇帝，但有利必有弊，他最终也难以逃脱礼制之网。皇帝身为天子，就要有天子的样子，大臣们不敢说英明神武的皇帝理政有失，治国无方，却敢拿礼制说事，旁敲侧击皇帝作风不好，行为不轨。所以，即便是尊为皇帝也不敢轻易与礼为敌，因为那后果将甚为严重——“捍卫”礼制的大臣借机集中起来与皇帝对抗，那种局势，比战场还难控制。皇帝们也学乖了，所以每朝每代，朝廷里都有不少声名显赫的道德家与卫道士，皇帝对其礼遇有加，但实际上并不倚重他们，这些人不过是皇帝贡的一块牌子罢了，以显示自己尊儒尚礼。
翻阅史书，有许多大臣对皇帝的上书与劝谏，其中近一半无关行政、治军、兴农、刑罚、理财等实际内容，而是有关礼制，无非是建议皇帝要“克己复礼”，有人君之风，带头遵守各类礼制，上行下效，全国自然会恢复重礼崇德之风，最终是不治而治，国富民强。举两个有名的例子：明朝中后期的两个皇帝，嘉靖与万历就因礼制与大臣数次争锋，彼时文官集团已然成气候，皇帝也拿他们没招。于是乎，两人气毛了，什么国家大事、千秋伟业，都不想管了，干脆深锁宫中，长期不朝。
以仁政的名义，教化之维
教化是指所朝廷与儒家所提倡的政教风化，教育感化，大体来讲是倡导仁义德政，教人质朴敦厚，导人谦卑礼让，以养成上下淳朴的社会风气。
教化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在商周时期便大为推行，在诗文中还有记述，如《诗·周南·关雎序》中有：“美教化，移风俗。”《礼记·经解》中有：“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
儒家向来重礼尚名，强调“德政”，反对“法治”，律法是凶器，他们认为能杀人却不能收人心，教化则如春风细雨，能以道德仁孝感化民众于无形之中。
自汉以后，几乎所有的政治家凡提及治国方略，都会提及教化，认为这是天下大道，著名的策论中都有“行教化”“敦教化”的字眼。
西魏时，苏绰为执政者宇文泰筹划了《六条诏书》，行之于国，使得西魏大治。《六条诏书》专门有一条便是敦教化，大体内容如下。
教：教之以孝悌，使民慈爱；教之以仁顺，使民和睦；教之以礼义，使民敬让。慈爱则不遗其亲，和睦则无怨于人，敬让则不竞于物。三者既备，则王道成矣。
化：然性无常守，随化而迁。化于敦朴者，则质直；化于浇伪者，则浮薄。浮薄者，则衰弊之风；质直者，则淳和之俗。衰弊则祸乱交兴，淳和则天下自治。治乱兴亡，无不皆由所化也。
教化的基本过程是这样的：搬出儒家及其他各家先贤的经典，根据皇帝或执政者的指示，汇编成圣谕；往各个地方下达圣谕，并要求各级官员组织学习，领悟其精神，再散播至各个乡村；在乡村中，由官府派出的学者与当地的长者、读书人，向民众宣讲圣谕，民众若有不懂，则要详细解释，以便于灌输；同时广泛传播一些伦理道德的普及读物，如《二十四孝》，政府令各地官民学习，作为圣谕的辅助教材；在官方树立一系列“清官”、“循吏”样板，以显示朝廷的仁政德政，和圣谕配合，言行并用，相辅相成；在民间树立一系列“孝子”、“贞妇”样板，各地大建贞节牌坊、英烈牌坊、功德碑，推行礼仪，清淳社会风气。
教化一直是历朝历代最重要的治国方略之一，只是有时效果奇佳，有时效果却全然没有。到鸦片战争后，清朝的官员都还在大行教化之道，国家衰微，各地纠纷、民变频发，官员们拿着一百五十多年前的《康熙圣谕》去劝说、感召民众，但毫无作用。朝廷还是肯定了官员们的行为，在官方文章上，还表彰了他们的功绩。当时有不少外国人在中国传教、经贸，他们也记下了这让他们匪夷所思的事情。有趣的是，清朝官方的文章与外国人的表述，是完全不一样的，也不知是谁在说谎。
如果以力度来区别，法令是刚性的，礼制是刚柔并济的，教化则是柔性的。刚过则苛，人们不喜，柔过则软，人们不从，惟法令、礼制、教化三者合一，长期并行使用，以互补其短，方可令国家意志能遍布天下，无所不含，统率臣民，无所不包。但三者之间亦有冲突，礼制常常与法令相悖，官员不按律法行事，而按礼法约制与各旧习俗来定，教化也常与法令相悖，教化崇尚无法而治，偏向教导式宣传，以塑社会风气为主，便会轻法宽刑，能免则免，这是与严明的法令体系相矛盾的。所谓“矛盾中统一”，这些冲突最终都要以“权”来做“天平”，谁官大，谁更有权威，便尘埃落定，不得再议。
谨慎以待，现状之维
现状是各种势力与利益的既定形态，要形成此态势，是多方相互周旋、妥协得到的结果，可以说，任何现状，哪怕是不好的或是不合理的，都来之不易。所谓“存在即合理”，存在之所以存在，必有其内在因素、内在力量。
打破一种现状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维持这种现状的能量是相当雄厚的。
上至国家法令，下至地方上的风俗与习惯，各个朝代都希望全国整齐划一，许多志向高远的思想者与官吏，都希望在任何地方、任何方面，都能够按自己的规划与治理办法来。但最终在中央集权下的中国，还是出现“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局面，即宣告了整齐规划的破产。少数强力的统治者与官吏，能使某个地方一时间内“齐风移俗”，但其卸任后，很快又会退回到从前。
以唐朝两个著名的官员为例。狄仁杰在江南地区做地方官时，吴、楚多“淫祠”，所谓“淫祠”便是各种地方供神，不符合国家规定，也不符合主流儒家文化。狄仁杰奏请焚毁祠庙1700余所，唯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可狄仁杰离任后，那些被焚毁的祠庙又陆续被重建。韩愈曾被贬到连州阳山（今广东省清远市阳山县）做县令，此地处唐帝国边远之处，民风敦厚，韩愈便推行爱民、惠政、德礼之治策，还招募一大群青年才俊为门下，大倡文儒，师徒一起吟诗论道，一时蔚然成风。可韩愈上调到中央后，这里又变成了原来的旧模样。
对于帝国中央的朝政、制度等方面而言，几乎每个皇帝、每个有公心的大臣，都希望国家长治久安，繁荣永盛，可那是不可能的。中国历史上那些存续上百年以上时间的王朝，国家与社会的态势，差不多都是这个规律，活化——固化——僵化——崩解。王朝初期是相对活化的，应对百业凋敝的残局，统治者集团会启用很多新兴政策，也会广纳士人阶层、民间各界有才学者到朝廷中来，参与治理国家。到了中期后，朝廷中盘根错节，各利益集团各霸一方，官场秩序出现板结化，开朝的朝制、国策沿用至今，也成了习惯，即使有不合理处，也难以破除，遂出现僵化。改革派应运而生，他们要打破各种惯例，要触及各方利益，非如此不可打破僵局。都是在朝廷里厮混的，谁没有点见识？改革派能意识到的，其他人或许早就意识到了。但屁股决定脑袋，利益决定立场，有人揣着明白装糊涂，有人拿着祖制当令箭，这样保守派和反对派便产生了。权力中心的皇帝常常在变与不变，改与不改中徘徊，他既要消除积弊，又要维持局面，这样的算盘不好打，因为改革本身就是要冲破目前的局面，而按守旧派、反对派的来，维持局面，所有存在的问题不会自己消减，反而会越积越厚。皇帝还是略微偏向改革的，国是自家的，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但任何事态的演变，不取决于某一个人，哪怕是皇帝或权势煊赫的宰相，而是取决于所有力量的总和，守旧派和反对派久成气候，早已坐大，轻易便将改革派压了过去。一场风暴又过去了，风平浪静，心情怡然，哪管明天又会大雨倾盆呢？
求稳求全，便成了古代中国的传统，可即使在这种稳定下，仍是暗流涌动，即使在这种保全下，仍弊病丛生，只要还能保持虚荣的繁盛，不至疲态尽现，只要还能维系局面，不至顷刻崩塌，便很难改变。这成了历代改革、变法的最大瓶颈。等到了所有问题集中显露，所有矛盾集中爆发时，什么都晚了。
后人哀前人，哀其不争、不变，后人之后人复哀后人，亦哀其不争、不变，可谓闪光思想、言辞激烈，可当每个时代出现前人的同样窘境时，闪光思想又变成了暗淡保守，言辞激烈变成了沉默寡言，明知迹象不佳、现状愈坏，却很少有人敢出来挑明，敢于革故鼎新的便更微乎其微了。因为大臣们都明白：无论成与不成，下场多半不好，那为什么非要改呢？
故步自封，抱残守缺，成了很多时候的常态，谁也打不破，谁想去打破，那么被打破的必定是他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