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硬骨头方孝孺
一、朝廷请来的国师
1398年的七月初，在汉中府学担任教授的方孝孺，忽然接到来自京城吏部的特快专递，要他迅速进京担任新职。
这一年是洪武三十一年，开创大明王朝的朱元璋在当了三十年皇帝后，于闰五月的初十在南京西宫去世，享年七十一岁。八天以后，他的长孙朱允炆即位，是为明朝第二位皇帝明惠帝。
朱允炆是太子朱标的儿子。朱标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但他寿命不永，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去世。朱标死后，朱元璋的精神受到重创。他一生中最喜欢的两个人，一个是他的结发妻子马皇后，另一个就是长子朱标。没想到这两个人都先他而去。朱标一死，究竟谁来当皇位继承人。朱元璋一番斟酌，决定不在众多的儿子中选拔，而是选定朱标的第二个儿子朱允炆。朱允炆生于洪武十年（1377），他六岁时，哥哥虞怀王卒。朱标去世时，他已经十六岁了。而朱元璋已经是六十五岁的老人。朱允炆一直在他身边长大，他很喜欢这位孙儿。他决定传皇位给朱允炆，因此很快立朱允炆为皇太孙。他这么做，并非出于祖孙之情，而是想为朱家后代定下“嫡长继大统”的规矩。
朱元璋辞世的第二天，便发布了他的遗诏：
朕膺天命，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以期有益于民。奈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知，好善恶恶，不及远矣。夙昔忧虑，常恐不终，今得万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孙允炆，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辅弼，以福吾民。丧祭仪物，毋用金玉。孝陵山川，因其故，毋改作。天下臣民，哭临三日，皆释服。诸王临国中，毋至京师。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从事。
这是朱元璋向他的臣民们颁布的最后一道圣旨。他除了以卑微的心态向天下百姓做了一次简单的皇帝的自述报告，重要的关节在于要天下归心，拥戴他一手挑选的接班人朱允炆。
二十二岁的朱允炆，就这样轻轻松松地得到了大明王朝的权杖。
他上任的第一个月，就任命齐泰为兵部尚书，黄子澄为太常寺卿兼翰林学士。齐泰是朱元璋欣赏的兵部官员，对朝廷军事问题了如指掌。黄子澄是朱允炆的老师。将这两个人提拔起来，一为武官之首，一为文官之首。由此可见，朱允炆想迅速改弦更张，培植自己的势力。
这两个人到任后的第二个月，朱允炆又让吏部火速召方孝孺进京。吏部移文刚一发出，朝中大臣都知道，朱允炆要为朝廷请来一位国师了。
二、宋濂对高足的称赞
在汉中府学教授任上已待了六年的方孝孺，面对秦岭巴山之间远离朝阙的局促之地，心中常生嗟叹。就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的立春日，他在府学斋房中写了《立春偶题二首》：
万事悠悠白发生，强颜阅尽静中声。
效忠无计归无路，深愧渊明与孔明。
百念蹉跎总未成，世途深恐误平生。
中宵拥被依床坐，默数邻鸡报五更。
诗中透露的，是那种报国无门的书生忧患。妙就妙在“深愧渊明与孔明”上：若能学陶渊明归隐亦可自标高洁，不幸的是，自己还在为五斗米折腰；若能学孔明辅佐圣君还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自己却在当一个无足轻重的教书匠。隐既不可，达亦不能，处两难之中，方孝孺竟有了那种“活人让尿憋死”的感觉。
如此说来，读者想必有兴趣了解方孝孺的来历。不妨在这里啰唆几句。
方孝孺于1357年出生在浙江宁海。在他出生的第二年，朱元璋已经攻克了婺州并聘请宋濂为府学教授。刘伯温正蜗居在青田家中，一面静观天下局势，一面写着他的《郁离子》。那是一个战乱的年代，方孝孺可谓生不逢时，但他自幼就显露出做学问的天才，每日读书盈寸。六岁时，他写过一首《题山水隐者》的诗：
栋宇参差逼翠微，路通犹恐世人知。
等闲识得东风面，卧看白云初起时。
诗气尚弱，但对参差栋宇的追慕胜过对山水的迷恋，这种情绪几乎是与生俱来，贯穿了方孝孺的一生。
方孝孺十一岁时经历了改朝换代。其时，他的生母已经亡故。如果把“苦难是一笔财富”这句话当真，那么方孝孺应该是他的同代人中独占鳌头的超级富翁了。他从小失去母爱，但性格并不孤僻。洪武初年，他的父亲方克勤应聘出来做官，被派往山东济宁担任知府。《明史》中方克勤有专门列传，被时人称为循吏。因为方克勤做事认真，爱民心切，奉公唯谨，一些与他共事的官蠹猾吏，因为捞不着好处，便很忌恨他。洪武九年（1376），方克勤因遭人诬陷，说他私用府仓中炭苇二百斤，被朱元璋下旨押解来京打入诏狱。方孝孺曾经给朱元璋写信为父亲辩冤，并提出代父坐牢。该信被有关部门扣压没有上报。方克勤身陷冤狱大约一年后，被贬往江浦为吏。又因空印案再次遭衙吏诬陷，终被逮至京师伏诛。方克勤四十六岁应试做官，仅五年就因官弃市。他是洪武时期难得的执政为民的好官，却没有得到好报。一直随侍在侧的方孝孺，为父亲的冤屈撕肝裂胆。《明史》中用“扶丧归葬，哀动行路”八字来形容，说得简单，但可深味之。
遵父亲生前之嘱，方孝孺前往浦江从师宋濂。宋濂自洪武九年致仕后，在家乡龙门山中继续招纳弟子授业。在他众多弟子中，方孝孺特别得到他的青睐。三年后，当方孝孺学成归还故乡时，宋濂特地写了一篇文章送给他，题目叫《送方生还宁海》，其中有这样一段：
凡理学渊源之统，人文绝续之寄，盛衰几微之载，名物度数之变，无不肆言之。离析于一丝，而会归于大通。生精敏绝伦，每粗发其端，即能逆推而底于极，本末兼举，细大弗遗。……予今为此说，人必疑予之过情，后二十余年，当信其为知言，而称许生者非过也。虽然，予之所许于生者，宁独文哉？
以宋濂谨言慎行的性格，绝不会说过头的话。但他这篇文章对方孝孺赞赏有加，他甚至于说他所期望的，不只是方孝孺的文章，言外之意，他看到了方孝孺匡扶天下、燮理阴阳的宰辅之才。
三、被朱元璋称为“庄士”
父亲方克勤被冤杀，按理说，方孝孺不应该期望有什么政治前途。但是，就这么一个家庭出身的年轻人，居然被朱元璋接见了两次。
第一次是洪武十五年（1382），即方孝孺的父亲被诛六年之后，也是他的老师宋濂在贬谪的途中老病而死一年之后，由于一位权势人物的推荐，朱元璋接见了时年二十六岁的方孝孺。接见时皇太子朱标在座。当经过一番接谈与询问后，朱元璋觉得这个年轻人举止端正，且文采斐然。于是对朱标说：“此庄士，当老其才。”夸奖了几句后，就让方孝孺回了老家。
关于这次会见，方孝孺虽然没有得到实惠，但他还是显得兴奋，他写了一首诗纪其事：
汉家图治策贤良，董子昌言日月光。
自笑腐儒千载后，却劳圣主试文章。
——《奉试灵芝甘露论》
朱元璋让他命题作诗以试其才，他自诩汉朝大儒董仲舒，可见自望甚高。
朱元璋第二次召见他是十年后的事情了。其时，太子朱标刚去世。朱元璋见了方孝孺，对吏部官员说：“现在还不是起用方孝孺的时候。”这一年，方孝孺已经三十六岁了。为了解决生计，吏部还是给了他一个汉中府学教授的职位。
汉中这个地方，既是汉高祖刘邦的龙兴之地，又是诸葛亮进取中原的北伐基地，交通闭塞而风气醇厚。方孝孺在这里过了将近六年的安定日子，每日与学生们讲经说法，穷诸学问。这六年有两件事值得一记。第一，蜀献王钦慕他的学问，聘请他担任世子的教授。蜀献王是朱元璋的第十六个儿子，封王后入藩成都。皇帝的长子叫太子，藩王的长子叫世子。方孝孺教导蜀献王世子，以道德仁义为尚，深得蜀献王赞许，将他的书房取斋号为“正学”。所以，后世也称方孝孺为正学先生。第二，方孝孺说服蜀献王，将他老师宋濂的尸骨从夔州迁往成都安葬，并对宋濂存活的家属给予优待。
朱允炆登基不到两个月，就急召方孝孺进京。他起用方孝孺是否是朱元璋临终前的特别交代，已不得而知。但是，朱元璋在位时不把人才用尽，而是为后世留一些足当大任的人才，这一点，源自他“长治久安”的思想。这一策略，贯穿到各个方面，如矿山的开采、赋税的征收、漕粮的额度，他都留有较大的余地。一朝统治者不在他的手上将资源与人才用尽，让继任者不至于捉襟见肘无从展布，这也是“圣君”风范。
不过，据《明通鉴》记载，朱允炆在东宫时，就听说过方孝孺的大名。知道他的学问在当世无出其右。朱允炆的父亲朱标，师从宋濂，方孝孺亦是宋濂的高足。如今，朱允炆要拜方孝孺为“帝者师”，这才叫父子师生两代情，帝家孺门两代承传的佳话。
方孝孺来到京城后，立即被朱允炆任命为翰林侍讲。侍讲，就是专门给皇帝讲授学问的官员。方孝孺一生的荣耀以及一生的悲剧由此展开。
从洪武三十一年（1398）的夏天开始，齐泰、黄子澄、方孝孺三个人，便成为朱允炆身边的核心智囊。单说智囊尚为不确，应该说既是权力中枢又参与机密。齐泰、黄子澄二人偏于执政，而方孝孺则成了朱允炆名副其实的“文胆”。
朱允炆登基时只有二十二岁，方孝孺快比他大一倍，四十二岁。这个“文胆”究竟给年轻的朱允炆灌输什么样的学问呢？研读方孝孺的文集《逊志斋集》，便可知其大概。
四、道统谱序之人
宋濂秉承南宋朱熹的理学，因此他要朱元璋读的第一本书是《大学衍义》。朱元璋接受了宋濂的思想。因此，朱程理学便成了明王朝的正统思想。作为宋濂的学生，方孝孺比老师似乎走得更远。他认为，孔子之所以发出“吾不复梦见周公”的哀叹，是因为他所处的春秋时代已经礼崩乐坏，他矢志“克己复礼”，复的就是周礼。方孝孺认为政治文明的最佳楷模是周朝的制度。因此，他对春秋之后的中国政治大都持否定态度。他二十多岁时，在回答友人的一封信中，曾如此描述：
自宋亡以来，八九十年风俗变坏，延至于今，日以滋加。……又不知古人倘在，视今世为何如也。每深居沉念，辄用慨叹，曷为而见古人之遗风乎？
——《答俞子严书》
他所称赞的“古人之遗风”，指的便是周朝，在《周礼考次目录序》中，他指出：
周室既衰，圣人之经皆见弃于诸侯。而《周礼》独为诸侯之所恶。故《周礼》未历秦火而先亡。吏将舞法而为奸，必藏其法，俾民不得见。使家有其法，而人通其意，吏安得而舞之？周之制度详矣，严上下之分，谨朝聘之礼，而定其诛赏。教民以道，使民以义，恤邻而尊上，此尤战国诸侯之所深恶而不忍闻者也。
大凡志行高洁者，都有执古而薄今的倾向。此种人，沉稳而趋保守，坚守大于变通。方孝孺认为周朝是“以德治国”的楷模，对秦以后历朝倡导的法制，他认为是舍本求末，不值得借鉴，这一观点在他的著述中多次被提到：
药石所以治疾，而不能使人无疾。法制所以备乱，而不能使天下无乱。不治其致疾之源而好服药者，未有不死者也。不能塞祸乱之本而好立法者，未有不亡者也。
——《深虑论二》
治天下有道，仁义礼乐之谓也。治天下有法，庆赏刑诛之谓也。古之为法者，以仁义礼乐为谷粟，而以庆赏刑诛为盐醢，故功成而名不病。弃谷粟而食盐醢，此乱之所由生也。
——《深虑论五》
在方孝孺看来，治天下之道，德为本，法为末。德可以使人去欲，法只能制人之欲。这种观点，仍是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理学核心思想的翻版和阐释。
方孝孺受宋濂的影响，二十多岁形成了这种“重德轻法”的观念，而且一生坚持。他当上“帝王师”之后，试图以这种思想指导朱允炆重建治国方略，在遵朱允炆之命写的《基命录序》一文中，他将自己的思想推向极致：
智力或可以取天下，而不足以守天下。法术可以縻当世，而不足以传无穷。有以取之，而不知守成之具；虑止乎旦夕，而不为久远之图。为己则难以言智，为民则难以言仁，夫岂善为天下计者哉？
商周圣王舍智力而不用，而必本乎仁义；舍法术而不恃，而必养民以道德。积之以奕世之勋劳，藉之以数百年之忠厚。圣人之才为亿兆所戴，其心犹凛然。若不能当天之心，行民之所愿，除民之所恶，惟恐有所弗及。既受命于天矣，而所以保其命者，益谨而弗懈。其传序之远也，岂不宜哉！
后之人主，祖宗积累之素，既不若古之人；取之以侥幸，而欲守之以智力；縻之以权诈，而欲传之以法术。此秦隋以来之君，所以陨性偾国者相属也。
在方孝孺看来，自秦隋以来的人主，都是靠权诈与法术而取得天下的。如果坐上皇帝位后继续以权诈与法术来维持统治，则绝不会传之久远。单从道理上讲，这绝对没有任何错误。方孝孺所指斥的权诈与法术，即庄子所讥刺的“机心”，亦是老子忌讳的“伪”，孔子痛恨的“怪力乱神”。由这些大智慧所构筑的道统，一代代都有人来维护它、发展它。汉朝的董仲舒，北宋的二程，南宋的朱熹，明初的宋濂、方孝孺，都是道统谱序中人。但是，问题的关键，“心机”之于人，是如影随形，法术之于世，是无处不在。世上的事情，仅凭学问是处理不好的。历史上，凡是讲求学问的皇帝，都是被后世讥为“秀才皇帝”，在他们手上，社稷江山总是难以达到大治。
方孝孺的学问好，心思也正。但遗憾的是，他所处的时代，没有他的学问赖以生存的土壤。
五、“秀才皇帝”的盲目乐观
在方孝孺赴京将近一年之际，即建文元年（1399）的七月初四，一直在北平燕王府中装病的燕王朱棣，突然在东殿升座，对聚齐在西厢的亲信宣布，自己病体康复，为朝廷社稷计，他决定兴兵勤王，率军攻打南京，提的口号是“清君侧”。君之侧，即明惠帝朱允炆身边，究竟有哪些人被朱棣视为“奸党”呢？打头的还是齐泰、黄子澄两人。这两人帮助朱允炆制订了一个“削藩”的计划。而众多藩王中，最具威胁力的就是燕王朱棣。面对这一局势，朱棣先是装病，当得知侄儿朱允炆已对他下达了秘密逮捕令后，他决定反抗。
这一场战斗先后打了四年，史称“靖难之役”。
朱棣初起兵时，朱允炆并没有想到事情的严重性，他将一切紧急军务统统交给齐泰、黄子澄处理，自己每日与方孝孺讨论《周官》的制度，商量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经过一年的磨合，朱允炆对方孝儒的尊崇与依赖大为增强。方孝孺几乎无日不待在他的身边备作顾问。朱允炆每逢读书遇到疑难，就请方孝孺讲解。临朝处理政务，与大臣商量国事，他也要方孝孺坐在丹墀下的屏风前，随时批答。
应该说，朱允炆秉承了父亲朱标的儒雅性格，骨子里存在着一种悲天悯人的精神。这种气质来自他的奶奶，即朱元璋的原配夫人马皇后。朱元璋之所以选定朱允炆继承皇位，除要坚持“嫡长承祚”的制度外，他对朱允炆的欣赏不能不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朱元璋是一个“武治”皇帝，他很希望自己的孙儿能当一个继往开来的“文治”皇帝。以他的睿智，不可能不知道朱允炆“雅”有余而“威”不足。这种人，可处顺世而不可处乱世，可养君子而难制枭雄。基于这一点，朱元璋在位时，就将他认为可能给继位者造成障碍的“枭雄”尽可能诛除干净，这就是帮着他打下江山的建国功臣几乎被一扫而空的原因。但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院子外的“枭雄”诛除干净了，家里头的“枭雄”却是个个儿都在。有问鼎皇座野心的儿子，少说也有三四个。朱元璋心再狠，也不至于说拿起屠刀剐了自己的骨肉。倒是黄子澄看到这一点，劝朱允炆立即“削藩”。但黄子澄是优秀的词臣而非老辣的干臣，说起来一套一套的，话也在点子上，但做起来却把不住火候与节奏。用现在的话来讲，叫思想力还不错，执行力太过欠缺。
二十多岁的“秀才皇帝”，本来心智就弱，加上内有清流，外有虎狼，其悲剧的下场是完全可以预见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朱允炆欲学他的爷爷举重若轻的执政技巧，什么大事儿都觉得没什么了不起。
当第一支讨伐大军从京城出发，朱允炆为了表示他的宽宏大量与优雅，他对部队的最高指挥官说：“你们打到燕京，不可胡乱杀人，你们总不至于让我背上杀害亲叔叔的恶名吧。”
在朱允炆看来，对燕王朱棣作战，胜利犹如探囊取物。他自认为自己是天下归心的皇帝，王师出征，必然所向披靡。这种莫名其妙的乐观情绪在京城中弥漫。钟山脚下的宫阙，依然散发着金色的魅力；秦淮河两岸的河房，更是弦歌如旧。但是，有谁知道，燕王的旌旄南指，会使金陵的王气黯然失色。
六、连出三计均未奏效
在战争的初始阶段，方孝孺也表示出极大的乐观。当朱允炆要求他按周朝制度改革朝政时，他显示出极大热情。建文二年（1400），朱允炆敕旨修建的省躬殿建成。这座宫殿专门用来存放古书、圣训，类似于皇家图书馆与档案馆。大敌当前，朱允炆修建这座宫殿已属可笑。更可笑的是，朱允炆仍不以军情为重，而把省躬殿的落成典礼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他让方孝孺稽古三朝，按尚父所说的《丹书》宗旨对殿内的一切陈设都撰写铭文，以取戒饬的作用。这有点像年轻的学生，见到格言警句抄下来贴到墙上，太小儿科了。
省躬殿建成不久，到了八月初一，叔侄之间的战争打了一年了，恰逢承天门遭遇一场火灾。方孝孺认为这是大事，天降灾咎，是人君有过失。再者，洪武皇帝朱元璋定下的城门之名也有问题。因此他提议将午门改成端门，把原来的端门改成应门，承天门改成臬门，前门改成路门。朱允炆一一准奏。
就在这时，忠于朝廷的官军与燕王的部队在河北、山东一带已经打了数十场战斗。战争开始，官军略占上风。但几个月后，燕兵渐渐掌握了战争主动权，而且朝廷中叛变的官员也渐渐多了起来。到了建文三年（1401）的三月，官军遭遇夹河之败，损失惨重。朱允炆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于闰三月初四罢免了齐泰、黄子澄的官职。表面上将他们贬出京城，实际上是让他们到处招募军士。
齐、黄二人离开京城后，方孝孺就不再只是一个讲述周礼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顾问了，他开始在朱允炆的要求下过问军事。从建文三年四月至建文四年五月，一年时间内，就当时的战事，方孝孺向朱允炆出过三次大计，但这三次大计均未奏效。建文四年的六月初八，朱棣率领的燕兵在接连攻克淮河、长江两道天险之后，挟如雷破竹之势，终于兵临金陵城下，驻扎在城郊的龙潭。
七、“奸臣”榜上名列第四
建文四年六月初八的晚上，南京城中潮湿燠热。昔日密管繁弦车辇相接的帝京，如今笼罩在战云之下一片惊恐。手足无措的朱允炆在大内殿廷前徘徊，他已派人紧急召进方孝孺。当这位始终充满自信的帝王师匆匆走进内廷，在东庑的长廊见到朱允炆时，他多少有点黯然神伤。因为这里是他的老师宋濂向朱元璋讲述《大学衍义》的地方。如今物是人非，新一代的君与臣、学生与老师，将会在这里讲些什么呢？
看到方孝孺走近，朱允炆焦急地问：“方先生，燕兵已入龙潭，朕该怎么办？”
方孝孺问：“陛下想怎么样？”
朱允炆说：“有几位大臣建议，让朕弃守金陵，前往浙江或湖、湘，以图重新振作。”
方孝孺连忙摇头答道：“君王怎么能够离开帝都呢？城中尚有二十万部队，我们只能尽力坚守，等待援军的到来。”
朱允炆问：“万一守不住呢？”
方孝孺看了一眼朱允炆，凛然说道：“就算是没有希望了，国君为社稷而死，也是正当的，是死得其所。”
也许是方孝孺的正气让朱允炆感到了震撼，他颔首表示了同意。
方孝孺又说：“暂时的办法，是再派大臣以及诸王前往龙潭，与燕王讲和，以拖延他的进攻，陛下好等待勤王之师的到来。”
这一段话，记录在《明通鉴》上，六百年后重读，依然感到方孝孺可亲可敬。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依然要他的学生坚定以身殉国的决心。明代的帝王师大都不幸，但方孝孺是最不幸的一个，可是他又是最幸运的一个。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朱允炆对他始终依赖，甚至可以用“言听计从”四个字来形容。这样的皇帝实不多见。
遗憾的是，明惠帝朱允炆的悲剧就在眼前。
方孝孺要朱允炆行使拖延术以待勤王之师。其时，朱允炆的股肱大臣王叔英与齐泰在广德募兵，姚善与黄子澄在苏州募兵，练子宁在杭州募兵，黄观在长江上游募兵。六月初十，朱允炆派人带着藏有密诏的蜡丸分成数路遁出金陵，到各处催兵，但这些信使全部都被燕兵捕获。得到消息后，朱允炆与方孝孺执手流涕，两人知道大限将临。
六月十三日，燕军逼近金川门，谷王朱橞、李景隆打开城门迎接燕军。朱允炆见大势已去，下令纵火烧毁宫殿，而他自己下落不明。传言“帝自地道出，翰林院编修程济、御史叶希贤等凡四十余人从”。
当天晚上，燕王就下达通缉令，金陵城中的大街小巷到处张贴告示，上榜的奸臣共有二十九人，前六位是：太常寺卿黄子澄、兵部尚书齐泰、礼部尚书陈迪、文学博士方孝孺、御史大夫练子宁、右侍中黄观。通缉令下达时，除方孝孺外，余下五人都在外募兵。所以，第一个泰然就逮的，是安坐家中等待这一刻的方孝孺。
三年前燕王北平起兵时，他的军师大和尚道衍曾以方孝孺为托。道衍说：“城破之日，方孝孺一定不肯投降，希望殿下不要杀他。杀了方孝孺，天下读书种子就灭绝了。”燕王点头同意，因为他也听说过方孝孺，同当年的宋濂一样，是天下文臣之首。
六月十四日，燕王在祭拜了父皇朱元璋落葬的孝陵之后，回到宫中，命人将方孝孺从狱中提出。
八、诛灭十族的惨案
中国的文人，向来把气节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所以，大凡在国家危亡之时，殉国的文人比武人要多得多。明惠帝失国，为他殉乱的文臣多达四百余人，而武臣则只有河北卫指挥张伦一人。殉乱文臣，最为惨烈的当数方孝孺。
却说方孝孺就逮前，就已在家换好了孝服。当他被带进殿中时，悲恸之声震动殿陛。
燕王朱棣之所以要将方孝孺带进殿中，是想借他的名气来起草登基的诏书。见方孝孺痛哭不止，朱棣走下丹陛，上前劝慰道：“先生不要太痛苦了，我是效法周公辅佐成王。”
方孝孺怒问：“成王在哪里？”
朱棣答：“他已经自焚了。”
方孝孺又问：“为什么不立成王之子？”
朱允炆有两个儿子，太子文奎，少子文圭，此时都还年幼。
因此朱棣回答：“他的孩子太小，现在国家需要一个可以担负责任的年长的君主。”
方孝孺问：“何不立成王之弟？”
太子朱标共有五个儿子。大儿子虞怀王早夭，二儿子朱允炆就成了朱元璋钦定的太孙。朱允炆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分别被封为吴王、衡王、徐王，此时也都已就藩在外。
方孝孺这句问话，倒把朱棣给噎住了。他腼腆回答：“这是我家里的事儿。”说着，他示意左右给方孝孺纸笔，恳切地说：“诏告天下，非先生不可。”
方孝孺把笔扔在地上，一边哭一边骂：“要杀就杀，诏书决不起草！”
依朱棣的性子，这时候早就手一挥，让人将方孝孺推出去斩首了事。但他还记得对道衍和尚的承诺，于是还想施以威胁，逼使方孝孺从命，他说：“你一个人死是小事，难道就不怕灭你的九族吗？”
方孝孺戗道：“便十族，奈我何？”
朱棣忍了忍，还是请方孝孺草诏。方孝孺拿过笔，在纸上大书“燕贼篡位”四字。朱棣终于歇斯底里爆发，在殿庭里咆哮起来，下令将方孝孺推到街市上，当众处以车裂分尸的磔刑。
方孝孺临危不惧，临死前写了《绝命词》一首：
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
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
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
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
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这一年，方孝孺四十六岁，这正是他父亲出来当官的年龄。他的四年帝王师生涯，由此画上了血腥的句号。
就因为他的“便十族，奈我何”这句话，不但他的九族被诛灭净尽，朱棣更将他的朋友、弟子凑为十族，全部抓捕杀害。方孝孺的夫人、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全都罹难。从“灭门之祸”到“灭族之祸”“灭友之祸”，一共被杀掉了八百多人。终明一朝，再没有比这更酷烈的惨案了。
九、让人景仰的硬骨头
当年，朱元璋去世，远在汉中的方孝孺听到噩耗，摒弃杀父的仇恨，写了一首《大行皇帝挽诗》：
睿哲君天下，恢宏德化新。
宵衣图治道，侧席致贤臣。
王气金台晓，仁风玉宇春。
忽朝云晏驾，率土泪沾巾。
以方孝孺这样的硬骨头，对朱元璋那样一个屡造冤案的开国之君，还抱有如此真诚的好感，这种文化现象，古往今来并不少见。大约每一位怀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理想的读书人，都会在心中掂量君王的是非功过，然后做出感情上的选择。方孝孺服侍朱允炆忠贞不贰，碰到朱棣这样的强势人物也决不变节，这就是常被人不能理解的“愚忠”表现。纵观历史，道统之所以能够延续，就是因为有不少的人坚持愚忠。
方孝孺未显时，常常“深愧渊明与孔明”。其实不用惭愧。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是愚而不忠；孔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忠而不愚。方先生又忠又愚，用自己的生命（同时让十族相陪）为历史留下一个让人景仰却难以做到的大丈夫的标本。
写到这里，我为方先生上一炷香。
2009年元月4日至8日于闲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