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大和尚姚广孝
一、生性嗜杀的和尚
大约在洪武六年（1373）的秋天，一个名叫道衍的和尚到河南嵩山少林寺参访。他在寺侧的塔林转悠，缅怀那些已经圆寂的大禅师。突然，从斜侧的一座灵塔后转出一位头戴儒巾的方士，拦住道衍，劈头盖脸地说：“你这位和尚好怪异！”
道衍一惊，追问：“我怎的怪异？”
方士说：“看你目如三角，形同病虎。虽穿着僧衣，但眉宇间杀气腾溢。你生性嗜杀，必刘秉忠之流。”
道衍听罢，并不诧异，而是拱手一揖，问道：“刘太保遇到忽必烈，才成就一番事业。当今洪武皇帝才刚刚开创万世基业，改朝换代已经完成，我怎么会成为刘太保呢？”
方士一笑：“不出十年，和尚当遇明主。”
这位方士名叫袁珙，是元末明初时期活跃于江湖的一位著名的相士。他与道衍和尚相会于嵩山的事，《明史》中有记载。他所说的刘秉忠，是元初的大政治家，此人原名刘侃，字仲晦，祖籍江西瑞州。他祖上在辽国做官，遂定居邢州。金灭辽后，他的曾祖父又仕金，当过金朝的邢台节度副使。蒙古人灭金后，刘秉忠的父亲又归顺蒙古人，在邢州元帅府中担任军职。刘秉忠长到十八岁，便依靠父亲的关系，在邢州节度府里当了一个小官。
刘秉忠属于班超一类的人，胸有大志，不甘于当一名受人驱使的刀笔吏。于是弃官归隐，上武安山当了一名道士。当时，有一名虚照禅师听说了刘秉忠的行迹，于是派弟子上武安山找到刘秉忠，对他说：“不要当道士了，还是出家当和尚为好。”也许是慕虚照禅师的大名，刘秉忠真的就脱了道袍剃度出家。又过几年，居于漠北王府的忽必烈召见高僧海云印简。海云听说刘秉忠博学多才，便邀他一同前往。忽必烈见到刘秉忠后，一番晤对。刘秉忠侃侃而谈古今治乱兴亡之事，忽必烈深为赞赏，于是放归海云，而将刘秉忠留在身边参与军政大事，并令其还俗，赐名秉忠。从此，刘秉忠得以机会展露他的政治才华。公元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即大汗位，年号中统，取中原正统之意。四年后，忽必烈又接受刘秉忠的建议，改年号为至元，取《易经》中“至哉坤元”之意。
刘秉忠精通周易，三式六壬遁甲之术，无所不会。儒释道三家学问，他都能融会贯通。忽必烈对他终生信用不疑，即帝位后，拜刘秉忠为光禄大夫、太保、参领中书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宰相之职，可谓位极人臣。刘秉忠一生有三大功劳：第一是协助忽必烈夺取皇帝之位；第二是设计了元朝的典章制度；第三是主持设计并建造了元大都，即今天的北京城。中国大一统的政权建都北京，自元朝忽必烈始，在这一点上，刘秉忠功不可没。
比刘秉忠晚了一百余年的道衍和尚，听袁珙夸他是刘秉忠之流，内心自然欢喜。数年之后，道衍和尚到了北京，还专门拜谒了刘秉忠的坟墓，并写了一首诗：
芳时登垅谒藏春，兵后松楸化断薪。
云暗平原眠石兽，雨荒深隧泣山神。
残碑藓蚀文章旧，异代人传姓氏新。
华表不存归鹤怨，几多行客泪沾巾。
从诗中可以看出，道衍觉得自己是刘秉忠的传人。他对刘秉忠身后的寂寞颇为不平。两年后，道衍随另一位高僧宗泐过镇江北固山，写了一首《京口览古》：
谯橹年来战血干，烟花犹自半凋残。
五州山近朝云乱，万岁楼空夜月寒。
江水无潮通铁瓮，野田有路到金坛。
萧梁事业今何在，北固青青眼倦看。
宗泐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得道高僧，一看道衍这首诗，禁不住惊呼：“此岂释子耶？”用今天的话说，即“这哪里是和尚说的话呀！”
和尚尚和，凡事阿弥陀佛，但道衍心中总有不平之气。用袁珙的话说，他是“嗜杀”之人。从这一点看，道衍倒真的不像是正经八百的和尚。
既不像和尚，他为何又要出家呢？
二、吟咏与参禅的岁月
据《明史·姚广孝传》记载，姚广孝本为医家子，十四岁度为僧，名道衍。
姚广孝出身于江苏长洲（今苏州）一个富裕的医家。他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少年时代，是在研读儒家典藏与修习诗词歌赋中度过。但凡有异禀之人，天生就有叛逆性格，于不经意处，就做出了惊世骇俗的大事。姚广孝打小就有强烈的出人头地的念头。总想做第一流的大事，却不知怎么个做法。那一天，他上街闲逛，忽见一队人马过来，伞盖簇拥之中，肩舆上坐着一个和尚。那阵势、那派头，竟比地方上的县令出行还要威风。姚广孝大受刺激，心中忖道：“当这样一个和尚，竟比当官还强。”当下就跑到庙里剃度出家。
用今天的话讲，姚广孝这是行为艺术，但他并不是好出风头的愤青，而是敢作敢为的有志之士。在一般人看来，十四岁的年龄，心智尚不成熟，何况是慕人豪华而出家，这事儿肯定长不了。事实是，姚广孝自当了道衍和尚之后，直到老死都是脚蹬黄鞋，身着袈裟。
姚广孝出家时，江南流民增多，尖锐的社会矛盾已经显现，但还不是兵荒马乱的年份。待到他二十岁后，天下大乱，元朝的气数将尽。斯时，姚广孝的家乡为军阀张士诚所控制。当姚广孝蛰于古庙，以长夜的木鱼声拒抗一阵紧似一阵的杀伐声时，比他大了二十余岁的宋濂与刘伯温已被朱元璋聘至幕府参与机务。而比他小了二十余岁的方孝孺则刚刚出生，风声鹤唳、血雨腥风成为这位神童无可更换的生命营养。
姚广孝十四岁到四十四岁这三十年的事，史载甚少，只说他曾师从道士席应真，“得其阴阳术数”之学，余则语焉不详。可是那是天翻地覆的三十年，也是改朝换代的三十年。多少英雄人物在这三十年中起于草莽，与朱元璋年纪差不多的姚广孝，却在这三十年中平静度过。无论对于历史，还是对于姚广孝这样一位胸富韬略、智贯古今的人物来说，都是无法解释的奇迹。
在这种激浊扬清、除旧布新的历史转折期，只要机缘得当，三流人物也可叱咤风云，做出一流的事业。像姚广孝这样的一流人物，更应该是如鱼得水、如虎穿林。但是，这一时期的姚广孝，日子却非常平淡，从他的诗中可以看出：
暝色连群壑，孤舟促去程。
寒山惟塔在，古路断人行。
弱燕风停舞，残农雨罢耕。
惭同问津者，奔走去余生。
——《次寒山》
万里携妻去，危亡恨昨非。
身应随地葬，魂拟故乡归。
天末人家少，云深鸟道微。
抗之不可得，徒自泪沾巾。
——《黄三谪钦州死于途次哀之以诗》
鸿雁池头落日低，倚筇吟望路东西。
云山尽处潮声歇，烟树阴边塔影迷。
江市有尘车过乱，野樵无约担归齐。
水禽飞断千林静，不觉随钟度远溪。
——《江头暮归》
第一首诗，勾勒出战乱年代的萧瑟和凄清；第二首诗表现了动荡岁月中生离死别的哀恸；第三首诗凸显了乱世中超然物外的禅家心态。
人住世上，为世所用，叫风云际会，反之，叫生不逢时。元毁明兴的三十年，尽管英雄辈出，但这个时代不属于姚广孝，他仍只是披着一袭僧衣的“病虎”，在吟咏与参禅中打发漫长的岁月。
三、“王道”与“佛道”
大约在洪武八年（1375），朱元璋下诏天下各寺院通儒的僧人来京入觐，经金陵大天界寺住持宗泐的推荐，姚广孝自苏州来到南京。《明史·姚广孝传》中记载此事：“洪武中，诏通儒书僧试礼部。不受官，赐僧服还。”
为何朱元璋要特别召见通儒的和尚呢？这一点，姚广孝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新注演义序》一文中有记载：
当今圣天子诏令天下僧徒习通般若心经及金刚、楞枷，复诏取诸郡禅讲师僧会于大天界禅寺，校雠三经古注，一定其说。颁行天下，以广博持。于是天界住持宗泐等折表古注而释焉。
宗泐是朱元璋深为信赖的大和尚，正是由于宗泐的推荐，姚广孝才得以参加由朱元璋倡议的三经校注工程。这是姚广孝第一次为大明王朝做事。但做的还是和尚分内之事，即校注佛家经典。而且，他显然没有引起朱元璋的注意。第二年，三经校注完成，所有参加这项工程的和尚都赐僧服还山，姚广孝亦不例外，他有一首《京都送云海上人还山》可证此事：
朝辞魏阙返家林，秋丰江南尚绿阴。
钟阜云归山寺近，石城潮落海门深。
僧中不有兴亡事，世上宁存去住心。
此别似难期后会，且留茶座抚孤琴。
从诗中可以看出，辞别帝都，姚广孝心中有排遣不尽的惆怅。这位道衍和尚，深知“僧中不有兴亡事”，但他偏偏爱说的，就是天下兴亡。李白来到黄鹤楼，感叹“眼前有景道不得”，是因为前有崔颢的题诗。姚广孝的“天下兴亡道不得”，是因为朱元璋没有问他。朱元璋在他面前“不问苍生问鬼神”，是因为朱元璋只把他当作一个诵经念佛的和尚。
姚广孝离开京师的这一年，正是宋濂乞求回家养老的那一年。此前一年，刘伯温则仓促返回故里遽然死去。这两年的南京，于不经意间，将这几位大明王朝的精英轻轻地剔除了。
姚广孝回到苏州太湖西山的海云院，在院中觅得一间小屋，取名莲华室。他日夕坐于其中，研习佛法。他有一篇《莲华室铭》，单道此事：
洪武九年春，衍奉旨还西山之海云院辟小室。奉弥陀画像于西隅。昕夕面之西称念，无过客则终日危坐澄想。而已名之曰莲华室焉……衍自少时知有弥陀教法，业深障重，虽发愿造修，或进而或退。兹年四十有八，死期将至，故痛自鞭策，要必往彼国莲花化生也。冀是花之有荣而无悴，因扁其室以自勉焉，乃为之铭……
从这篇短文中可以看出，姚广孝“奉旨还西山”后，内心受到的打击很大。刘秉忠碰到忽必烈后，先谈佛后论政，一拍即合。而朱元璋压根儿就没有和姚广孝谈论过政治。姚广孝感到自己苦等三十余年，仍无法行“王道”，于是下决心归于“佛道”。年满四十八岁的他，忽然感到死期将至了。他发愿要往佛国往生，变成一朵“有荣而无悴”的莲花。
但是，这位打算在莲华室中终老其身的和尚怎么知道，马上会有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等着他呢？
四、无愁应只为宾王
洪武十五年（1382）旧历八月初十，朱元璋的结发夫人马皇后病逝，享年五十一岁。马皇后与朱元璋是患难夫妻，为人贤惠，在朝野上下威望极高。她的死，让朱元璋流出了平生最悲痛也是最汹涌的泪水。他命令所有就藩的王子都赶回来吊孝。九月二十四日，马皇后在孝陵安葬。丧礼之后，各路亲王都要回到藩地，燕王朱棣在回返北京时，他的扈从中多了一个人，这个人便是姚广孝。
关于这件事，《明通鉴》是这样记载的：
时诸王奔丧送葬毕，将还，上命各选僧一人侍从之国，为孝慈皇后修佛事。吴僧道衍，先以宗泐荐，名在燕府籍中。一见相契，燕王因奏请从行。道衍者，姚广孝僧名也。
关于燕王与姚广孝的第一次相见，明人札记中曾有记录，说是燕王乍一见到姚广孝其貌不扬，便生厌弃。姚广孝把燕王叫到一旁，耳语一句：“殿下若是带我前往北京，我将送一顶大白帽子给您戴。”这是一句隐语，“王”字头上加一个“白”字，即是“皇”字。朱棣听了这句话，当即同意带姚广孝回北京。
这种记载属于小说家言，不足为凭。但两人相见时，姚广孝已四十八岁，朱棣二十三岁。这样两代人的差距，燕王为何欣赏姚广孝，倒真是一个谜。
洪武十五年（1382）的十月一日，姚广孝跟随朱棣启程，乘船沿京杭大运河前往北京。上船后，姚广孝写了一首诗：
石头城下水茫茫，独上官船去远方。
食宿自怜同卫士，衣钵谁笑杂军装。
夜深多橹声摇月，晓冷孤桅影带霜。
历尽风波艰苦际，无愁应只为宾王。
比之六年前的“奉旨还西山”，姚广孝此时的心情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不再有那种“坐老菩提树，翻残贝叶经”的枯寂心境，而是不计艰苦，决心辅助燕王成就帝业。“无愁应只为宾王”七个字，透露了姚广孝心路的调适，以及对新环境、新生活的追求与期待。
五、出家人偏爱做兵家事
《明史·姚广孝传》载：
至北平，住持庆寿寺。出入府中，迹甚密，时时屏人语。
这是说姚广孝到北京后与朱棣相处的情况，寥寥数语，已将两人非同一般的关系描摹深刻。
关于燕王朱棣与侄儿建文帝争夺皇位的故事，我在《深愧渊明与孔明》一文中已经阐述。现在我要补充的是，发生在公元1399年至1402年这四年间的“靖难之役”，既是燕王与建文帝的对决，也是姚广孝与方孝孺的较量。治国忌诡，用兵忌直，而方孝孺恰恰不懂诡术，以治国之道来行军事。姚广孝则不然，他虽然尊崇儒家的方正，但他更懂得变通。用兵的人，不讲公正只讲输赢，不求道德只求成功。姚广孝不仅认识到这一点，更可以说，朱棣之所以横下心来取兵讨伐建文帝，与姚广孝的日夕撺掇不无关系。
姚广孝写过一首诗《送袁廷玉》：
昔游西崦喜随君，马上清吟思逸群。
早过道陵同蹋雪，暮栖梵刹共眠云。
泉头扫石琴三叠，谷口寻花酒半醺。
今日相逢又相别，到家毋惜寄音闻。
袁廷玉即袁珙。若以诗论，这算不得好诗，但这诗的背后，却藏了一个表现姚广孝诈术的故事。
如果说洪武十五年到洪武三十一年（1382—1398）这十六年间，姚广孝住在北京做了些什么，可以说，除日常佛课之外，他只做了一件事，就是鼓励朱棣造反，与侄儿建文帝争天下。
据说，朱棣起初对举兵之事犹豫不决，为了使其增强信心，姚广孝请来二十多年前在嵩山认识的老友袁珙，请他为燕王看相。朱棣混迹于一群大兵之中，袁珙一眼将他认出，并说出他有皇帝之命，年届四十三岁时将登大位，当一个垂诸后世的太平天子。
袁珙的话，对朱棣起了一定的作用。中国古代，人们普遍信奉君权神授的说法。而一些神秘职业者，诸如从事相面、看风水、卜卦等的人，往往充当君与神之间的桥梁。袁珙所言，被朱棣看作吉祥的神示，这对他坚定信心大有裨益。
却说建文帝登基之后，便接受黄子澄的建议，实施削藩计划，即将朱元璋分封的各路亲王全都撤其爵禄或易地安置。这些亲王都是建文帝的叔叔。二十四位藩王中威胁最大者，首推燕王与秦王。但对这两个位高权重的亲王，建文帝却不敢轻易下手。他上任后仅三个月，就下旨削夺了周王的藩封，接着又先后逮捕齐王朱榑、代王朱桂、岷王朱楩等人。周王朱是朱棣的同母弟弟，削藩自他开始，可谓敲山震虎。朱棣心存恐惧，于是装病，躲在燕王府中不与外界接触，但暗中招兵买马，伺机反扑。
在这一期间，姚广孝是唯一能够为朱棣出谋划策的人。朱棣对姚广孝，可谓言听计从。“靖难之役”发动之前，有两件事，或可一记。
第一件是朱棣已有心反抗建文帝，但仍担心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因为，建文帝毕竟是朱元璋亲自指定的接班人。中国人一向崇尚正统，身为藩王出兵反抗中央，难免有篡逆之嫌。当姚广孝劝朱棣尽管举兵时，朱棣说出自己的顾虑：“民心向彼，奈何？”姚广孝当即回答：“臣知天道，何论民心。”
在儒家看来，天道即民心，两者不可分。姚广孝此说乃兵家言，即不谈空道理，讲求实际效果。
第二件更表现了姚广孝的机智。据说燕王在北京起兵誓师时，忽然来了一阵大风雨，誓师广场后的燕王府檐瓦簌簌坠地。朱棣见此脸色大变，认为是不祥之兆。姚广孝生怕动摇军心，连忙站出来大声说道：“这是好兆头、大吉祥，飞龙在天，从以风雨。这说明燕王起兵是上顺天意。至于燕王府上的黑瓦坠地，更是上天示意，燕王的房子不再是黑瓦了，即将换成黄瓦。”黄瓦是皇宫专用瓦。姚广孝这是向将士们暗示，朱棣要当皇帝了。
六、大悲愿力因无尽
历史上将朱棣与朱允炆叔侄之间这场权力争夺战，称为“靖难之役”。朱棣称自己的部队为“靖难之师”。日后，他登上皇位大行赏封时，称受封的将士们为“靖难功臣”。我想，“靖难”二字，是朱棣强加给建文帝朱允炆的。这二字难以表达那场战争的真实性，但相沿成俗，更改似乎已无必要了。不过，“靖难”一词的发明，倒真是帮了朱棣的大忙。这一功劳，可能还得记在姚广孝名下。
三年多的战争，姚广孝因年事已高，不能随朱棣驰驱征战，他留在北京，辅佐世子朱高炽镇守后方，筹集粮草。但是，朱棣每有疑难，还是驰书相问。“靖难之役”中，几乎每一场重大的战役，都有姚广孝的谋划，他实际上担任了“靖难之师”的总参谋长。其重要性，可比拟于刘邦身边的张良以及朱元璋身边的刘伯温。
战争初始，朱棣开局不利，两年多时间，南北二师互有胜负，战争处于胶着状态。姚广孝的心情，一直随着战争的态势而起伏变化。在“靖难之役”的第二年重阳节，留守北京的姚广孝对局势担忧，写过一首《九日感怀》的诗：
八月中秋不玩月，九月九日不登山。
可怜时节梦中过，谁对黄花有笑颜。
中秋不玩月，重阳不登山，表露出姚广孝对战事的关切。他一生的政治抱负，都寄托在朱棣身上，若朱棣失败，他也必将身败名裂。此一时期，姚广孝已完全摒弃了释家心态。他写过《常山王庙二首》，明说常山王，实际上是说他自己：
倏然一衲久忘情，际遇元君喜有成。
不恤苍生涂炭苦，肯来尘世立功名。
征南筹幄岂寻常，功烈应封异姓王。
黄鹤不归人世变，庙前松柏饱风霜。
如果说第二首还沾一点常山王的边，第一首则完全是自况了。他认为他之所以重入尘世，乃因为拔除苍生涂炭之苦。常言说，出家人修山中法，芸芸众生修世间法，二者不可兼容。由释子而居庙堂的姚广孝，却认为两者是一回事，他在《题释迦佛出山相图》中指出：
六载功成便出山，顶旋螺髻耳金环。
大悲愿力因无尽，离世间还入世间。
在这里，姚广孝又拿释迦牟尼佛说事。认为佛家真正的大悲愿力，既在离世也在入世，因事流转，因人度化，应无定法。从中可以看出，姚广孝的嗜杀，在别的出家人看来，是孽障，可是姚广孝却认为，嗜杀是济世的方式，亦是普度众生的方式，这就是大悲愿力。
关于姚广孝在“靖难之役”中的功绩，《明史》是这样评价的：
帝在藩邸，所接皆武人，独道衍定策起兵。及帝转战山东、河北，在军三年，或施或否，战守机事皆决于道衍。道衍未尝临战阵，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论功以为第一。
七、一人当了三代帝王师
“靖难之役”，以朱棣胜利而告结束。建文帝身边的重臣，大都被祸酷烈，方孝孺更是被诛十族。而朱棣身边的人，则一个个骤登显贵。作为第一功臣，老和尚道衍在永乐二年（1404）四月以七十岁的高龄，被朱棣封为资善大夫、太子少师。朱棣恢复其俗姓，赐名广孝，并且希望他脱掉袈裟、蓄起头发还俗，但姚广孝坚持不肯。朱棣赐给他一处大宅第和两名如花似玉的宫女，他也全都谢绝。但当了资善大夫，却免不了上朝，为了照顾朝廷的颜面，姚广孝还是身着一品官员的衣帽。退朝后，仍回到寺庙，卸下官袍换上僧衣。
帮助朱棣夺取政权当上皇帝，是姚广孝一生最大的事业。朱棣登基后，姚广孝便日渐淡出朝政。他被任命为太子少师的第二个月，朱棣便给姚广孝派了一个美差，让他到松江、嘉兴、苏州、湖州四州赈济。临行前，朱棣对姚广孝说了一席话：“人君一衣一饭都取自百姓、民产，怎么可以不体恤救济？君是父亲，民是儿子。作为儿子应当孝顺，作为父亲应该慈爱，各尽其道。少师前往，应体谅朕的苦心，不要为国家怜惜钱财。”
松、嘉、苏、湖四州，是姚广孝四十余年的禅游之地，亦是建文帝的根基，一些追随建文帝的大臣多诞生于此。这四个州的百姓对朱棣多生抵触。朱棣派姚广孝前来赈济，可谓煞费苦心。此前，他曾调广西参政陈瑛来京担任都御史，专管缉拿建文帝旧臣。陈瑛心狠手辣，短短几年制造冤案无数。如果说陈瑛恶事做尽，那么，朱棣便想让姚广孝回到家乡大行善举。拿着中央财政的钱到家乡赈济，爱给多少就给多少，爱给谁就给谁，拿着朝廷的钱收揽人心，天底下还有比这更美的差事吗？这件事，可以视为朱棣对姚广孝尽心辅佐的回报。
永乐一朝，朱棣派给姚广孝的差事，除了这一件，还有三条可记：第一是辅佐太子朱高炽监国。从永乐三年（1405）起，朱棣往来于南北二京，并多次带兵西北与鞑靼作战，治国事务交由太子处理，姚广孝协助。第二是永乐五年（1407）皇长孙朱瞻基入书房上学，朱棣命姚广孝担任侍讲、侍读。这种安排，让姚广孝实际上成为朱棣、朱高炽、朱瞻基三代皇帝的老师。终明一代，姚广孝这样的殊荣，恐怕绝无仅有。第三，敕令姚广孝与刑部侍郎刘季篪、文渊阁大学士解缙三人督修《永乐大典》。
这三件差事，姚广孝都只是牵个头，负领导责任，各有一帮臣子尽心去做。所以说，永乐二年以后的姚广孝，又回到和尚的位置上，做一些出家人分内的事。这一期间，他写了一本在当世与后代都争议很大的小册子《道余录》。
八、拿二程、朱熹开涮
《道余录》这本书，是站在佛家立场上，对儒家的三位巨匠北宋二程与南宋朱熹的排佛学说大加挞伐。在《道余录》序言中，姚广孝言辞凌厉：
三先生因辅名教，惟以攘斥佛、老为心。太史公曰：“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古今共然，奚足怪乎！三先生既为斯文宗主，后学之师范，虽曰攘斥佛、老，必当据理至公无私，则人心服焉。三先生因不多探佛书，不知佛之底蕴，一以私意出邪诐之辞，枉抑太过，世之人心亦多不平，况宗其学者哉？
姚广孝虽然通儒，但其学问根基在佛老。儒佛之争，在宋元两朝，一直未曾停歇。虽然帝王信佛是多数，但在读书人特别是大儒那里，对佛持批判态度的不在少数。朱元璋建国后，虽然尊崇佛教，但亦推崇儒学。他亲定朱熹学说为儒学正宗，规定天下士子必读。朱子思想上宗二程。这三个人的学说风靡天下，姚广孝欲伸佛学，以他“嗜杀”的性格，首先想到的，必然是拿二程与朱熹开刀。他认为，二程遗著中有二十八条，朱熹语录中有二十一条，都是妄斥佛理，极为谬误，他遂逐条批驳，现摘录几则观其大概：
伊川先生曰：学佛者难吾言人皆可以为尧舜，则无仆隶。不材言人皆可以为尧舜，圣人所愿也，其不为尧舜是可贱也，故曰为仆隶。
逃虚曰：佛愿一切众生皆成佛道，圣人言人皆可以为尧舜。当知世间出世间，圣人之心未尝不同也。伊川知此否？
晦庵先生因论释氏多有神异，疑其有之，曰：此未必有，便有亦只是妖怪。
逃虚曰：神异一事，非但佛有之，至于天仙龙鬼，虽大小不同，亦皆有之。凡学佛者，当求安心法门，顿悟妙理为务。若真积力久，自然神通光明，非是显异惑人也。若言佛之神异为妖怪，朱子亦怪矣。
《道余录》的写作体例，是引用一段二程朱熹的原文，然后加上一段批驳。姚广孝释名道衍，另有一名叫逃虚子，这显然是道家的法号了。他站在释道的立场上批判儒学，而且口气苛严，犹如乡村私塾先生揪着蒙童的耳朵大声申斥。
《道余录》成书于永乐十年（1412），这一年姚广孝七十八岁。如此耆老尊宿，还有这样的凌云健笔，可见这老头子一是压抑得太久，二是愿力犹健。
《道余录》一经传出，立刻就引起轩然大波。江南的知识分子，不要说将朱熹奉若神明，就是对本朝的宋濂、方孝孺这样的大儒，亦奉之唯谨。虽然，这两个人都先后成为罪臣而受到贬谪或镇压，但在士人心目中，他们依旧是光鉴千古的人物。如今，姚广孝仗着朱棣这个后台，对二程与朱熹如此奚落嘲讽，这是绝不可饶恕的事情。
据说，《道余录》发表后，姚广孝迅速众叛亲离。他回到长洲老家，姐姐不肯见他，更不准他踏进家门。他折身去见当年的知己好友王宾。王老先生也赶紧躲避，不想在路上两人相遇，王老先生一边趋避，一面摇着手喊道：“和尚误矣，和尚误矣！”
位极人臣，身为三代帝王师的姚广孝，已是有家归不得了。他的悲剧不在于得罪了政统，而在于得罪了道统。
九、最后的归宿
永乐十六年（1418）三月初，姚广孝回到阔别十四年的北京。斯时，他已重病在身。尽管此时朱棣还没有下达迁都的诏令，但北京的紫禁城已经建造得差不多了，而且朱棣也选中万寿山来建造自己的陵寝。姚广孝觉得自己不宜厝骨江南，同朱棣一样，他已经把北京当作精神故乡。这是他一手策划的龙兴之地。魂归故里，归的不是长洲，而是多慷慨悲歌之士的北京。
一到北京后，姚广孝仍住进庆寿寺，朱棣立即赶来探视。姚广孝一身僧衣，从床上下来勉强行礼，朱棣扶住他，知道老和尚将不久于人世，便问他：“少师，你有何吩咐？”姚广孝说：“陛下，老僧别无所求，只求一件事，请把溥洽放了。”溥洽是建文帝的剃度师，传说是他掩护建文帝逃走的。所以，朱棣找一个理由，将溥洽关了十六年。听到姚广孝为他求情，朱棣沉默了一会儿，答应了。
建文帝的老师是方孝孺，剃度师是溥洽。当年，姚广孝曾请求朱棣攻取南京后不要杀方孝孺，结果未能如愿。但这次却成功解救了溥洽。“嗜杀”的姚广孝，其实心中仍装着常人难以测度的大慈悲。
到京城不过二十余天，即永乐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姚广孝在庆寿寺中圆寂，享年八十四岁。
听到这个噩耗，朱棣深为震悼，辍朝两日，他吩咐礼部遵从姚广孝的遗愿，以僧人的方式葬之。朱棣为之在房山县东北选造墓地，亲自撰写神道碑，并追赠他为推诚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这是文臣能够得到的最高荣誉。
姚广孝究竟是火化还是棺葬，史书没有记载。更不知道如果是火化，他的肉身是否能烧出五彩斑斓的舍利来。
2009年2月24日夜于闲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