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的展厅就截然不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光芒打破了中世纪的呆板和沉闷。《维纳斯与战神》一看便知是波提切利所作，因为画中的维纳斯那椭圆的脸、金色的卷发、纤长的身体，以及带有梦幻似的惆怅的神情，都令人联想起另两幅名作《春》和《维纳斯的诞生》，这几幅画都有一种艺术史家所称的“波提切利的妩媚”。在60号展厅，我找到了两幅拉斐尔的作品，《十字架上的耶稣和圣母、圣徒》和《亚历山大的圣凯瑟琳》，虽不是他最有名的作品，但也能看出这位文艺复兴大师独有的柔和、优雅与和谐。威尼斯画派的提香、丁托列托、委罗纳斯等的作品占了四五个展厅，他们作品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热情且富于想象，色彩明丽丰富，洋溢着欢乐气氛。人文主义对人之美的肯定和赞颂，在这里达到了极致。
28号展厅全部陈列着鲁本斯的作品。这位法兰德斯画家擅画丰满的女人体，是巴洛克风格的完美体现者。面前的这幅《战争与和平》，使我想起了他具有传奇色彩的经历。鲁本斯一开始从事绘画创作，就受到国王的爱护和信任，后来他又涉足政治，成为一名出色外交官，多次成功地完成国王交付的使命。1629年他奉西班牙国王之命出使英国，巩固两国所缔结的和平条约。有人看到他在作画，便问道：“大使先生，您是业余画家吧？”鲁本斯愉快地回答道：“不，绘画是我的专业，业余我才当大使玩儿。”这幅别有深意的《战争与和平》的油画，便是他送给英王查理一世的礼物，以此打破了外交的僵局。此外，著名的《帕里斯的审判》、《罗马狂欢》、《苏珊娜肖像》等均历历在目。三四百年过去了，画中人物的肌肤及绸缎衣裙的皱褶仍色彩鲜明，闪耀着迷人的光泽，实在令人惊叹。
被誉为“17世纪荷兰一切艺术之冠”的伦勃朗的作品，陈列在14号厅里，其中有我熟悉的《莎士基亚像》和两幅《自画像》。莎士基亚是伦勃朗的第一个妻子，正如画中那般美丽温柔，她给伦勃朗当模特儿，为他生了四个孩子，陪伴他度过了幸福快乐的前半生。但伦勃朗37岁那年，磨难接踵而至：他的著名的《夜警》不被接受，名誉遭诋毁，后来莎士基亚也死了，四个孩子只剩了一个。两幅自画像生动地表现了伦勃朗生命中两个阶段的精神风貌：作于34岁那年的那幅意气风发，眼睛里神采闪耀，但63岁那年所作的自画像中，我看到的是一张疲惫的、刻着深深皱纹的脸和一双痛苦地注视着世界的眼睛。画完这幅画后不久，伦勃朗这双痛苦的眼睛也失明了，他饱经磨难的人生之路也走到了尽头。然而，三百多年过去了，当年给予伦勃朗不公正待遇的人，早已灰飞烟灭，不知所终，可是伦勃朗忧郁、严峻的目光，却在今天仍注视着每一位参观者。他的卓绝的艺术创作使他成为不朽。
走进18世纪法国展厅，一股独特的法兰西气息扑面而来。一幅幅油画的主人公——贵族男子、女士们无不衣着华贵，举止优雅，眼神中流露出对奢华生活的满足。受到路易十五和蓬巴杜夫人宠爱的宫廷画家布歇笔下照例是色调浓艳的神话故事。展厅里，一幅大幅的年轻女子肖像引起了我的注意。画中女子二十出头的年纪，穿着并不奢华的出门裙服，头戴一顶插有羽毛的大草帽，似正外出郊游。她五官雅致，笑容甜美，有一种当时女性身上不常见的青春活力。最为特别的是，她的左手拿着调色板和画笔。走近一看，才知是勒布伦的自画像。勒布伦是欧洲18世纪不多的几位女画家之一，她笔触细腻，自成一格。
在其他展厅里，大师们的作品继续给人以强烈的冲击：普桑、凡·代克、委拉斯凯兹、丢勒、透纳、戈雅、大卫、德拉克洛瓦……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各种流派的作品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
走进印象派的几个展厅，明媚的阳光和变幻的色彩立即笼罩住了每一个人，也许是离我们时代最近的缘故吧，这里的参观者最多。马奈的《咖啡馆的一角》，塞尚的《自画像》、《父亲肖像》，德加的芭蕾舞女，毕沙罗的风景画，均有鲜明的个性。乍见莫奈的《开满荷花的池塘》，我像遇到了老友一般惊喜，我家中珍藏着一本莫奈的画册，封面就是这一幅。绿色的池塘，点点粉红的荷花，横跨池塘的一座白色的小桥，无不体现出一种静谧的美。如今站在原作面前，我似乎闻到了空气中浮动着荷花的清香。点彩派的创造者修拉的作品数量也很多，最大的一幅《河边的兄弟》，近看只是斑斑驳驳的彩色点子，远看则会发现流淌的河流、透明的阳光、模糊的人物，似真似幻，达到了一种奇妙的效果。
站在凡·高的《扎绷带的自画像》和《向日葵》前，我的心又一次被深深震撼了。前者几乎被所有的艺术史论著作提及，那是1888年底，凡·高在一次可怕的精神激动和高烧中割去了自己的一只耳朵，他把它洗干净后，送给了一个妓女。后来，当他清醒过来之后便作了这幅自画像。画中的凡·高脸容消瘦，绿色的眼睛出奇的亮，红色的头发桀骜不驯地竖立着，这位为艺术而献出自己一切的画家痛苦的灵魂在这里隐约可见。《向日葵》大概是凡·高知名度最高的画了，他一共画过六七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有一幅在日本被毁，几年前，另一幅《向日葵》被拍卖了八千多万美元，创造了艺术品价格的最高纪录。可谁想得到，100年前，创作了1700幅画的凡·高作品无人赏识，短短的一生始终无法摆脱穷困，生前只卖出了一幅画！
下午6点，闭馆的铃声把我惊醒，我恋恋不舍地走出了美术馆。因为这些原作实在太珍贵了。然而，最令人感动的是，伦敦的国家美术馆是免费开放的。数以千计的名画价值难以估计，要保存、维护它们也要大笔资金，然而，参观者却不需付出什么。展厅里不时可以看到一些年轻人在原作前临摹，美术馆是最好的课堂，一幅幅名作是最好的老师。我很羡慕他们，能够经常来这里与大师们进行心灵的交流，得到精神的沟通。
对于生活在大都市、整天忙忙碌碌的人们来说，这样的心灵的震撼，弥足珍贵。这也是我的英国之行的最大收获。
（本文刊于1999年11月《文汇报》笔会）
泰特现代艺术馆印象
泰特现代艺术馆位于泰晤士河边，巨大的建筑四四方方，一色深褐色的砖墙，没有什么多余的装饰，顶部却有两层玻璃，高耸入云的烟囱仿佛在告诉人们它不同寻常的过去。这座由发电厂改建成的美术馆，本身已成为伦敦的一景，也成为世界上老厂房重新利用的著名范本。
泰特现代艺术馆由两名年轻的瑞士建筑师改建而成，他们将巨大的涡轮车间改造成具有主要通道和集散地功能的大厅，又在主楼顶部加盖两层高的“玻璃盒子”，不仅为美术馆提供充足的自然光线，还为观众提供舒适而浪漫的咖啡座。在巨大烟囱的顶部，加盖了一个由半透明的薄板制成的顶，因为由瑞士政府出资，所以命名为“瑞士之光”，如今，它已成为伦敦夜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美术馆并未按传统的年代编排方式陈列它的艺术品，而是把艺术品分成三大类，分别摆放在二楼至四楼的展厅内。这三大类是：诗意与梦想、转换的视觉、结构和明晰。这种割破历史脉络的陈列方式使得观众在同一个空间与时间与不同年代围绕同一主题创作的艺术品相遇。不同的艺术思维和创作手段在此直接碰撞，这正是泰特现代艺术馆的高明之处，也是它指引人们思考艺术的精神魅力所在。
每一层都有11～12个展厅，有的展厅以画家名字命名，有的有一个确定的主题，如“后现实主义及超越”、“关于人的新印象”、“结构主义”、“立体派”，等等。所有艺术家的作品都被打乱，根据其不同时期作品的不同风格，放在不同的展厅。如毕加索的作品，分别出现在三个展厅。从涡轮大厅来到二楼，映入眼帘的是许多幅现代派绘画，2号馆“后现实主义及超越”，毕加索的一幅《女子半身像》陈列在此，这是他早期作品，还比较写实。而在7号“倾斜的裸女”主题馆中，毕加索的三幅裸女赫然陈列，人物已经变形，堪称惊世之作。在“立体派”展馆，又有他的两幅作品——《坐着的裸女》和《盛放水果、小提琴和瓶子的大碗》，以及他的一个雕塑《女人头》。毕加索的雕塑作品，一般不大见得到。
泰特艺术馆对于历史上的大师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膜拜。比如三楼的10号展厅陈列着莫奈的一幅巨大的《睡莲》，这幅是莫奈晚年的著名作品，他因视力下降，看出去的颜色已不准确，画出来的荷塘有些偏黄色。而莫奈的名字并没有标在展厅主题中，而这个主题竟然是“挽歌”，似乎象征着新生代的艺术流派层出不穷，对于印象派来说则是日薄西山，该唱挽歌送别的时候了。
四楼非常精彩，第一个展厅就是马蒂斯的一幅大型作品——《蜗牛》。橙色的底上，不规则地排列着红、绿、蓝、紫、白等方方的色块，中间一些色块围成半圆，看上去勉强是一个蜗牛，色彩鲜艳，似乎出自儿童之手。马蒂斯是“野兽派”的代表。不过，在第一层的“超现实主义”中，也有他一幅女人的肖像，是他早年的作品，还比较写实。“环抽象艺术1920～1935”大展厅，有俄罗斯抽象派代表人物康定斯基的《摇摆》，有蒙德里安的作品——熟悉的小方色块和黑色直线条的组合——20年前上海曾流行过这种图案的气压式热水瓶。“立体派”展厅还有一幅俄罗斯画家冈察洛娃的《亚麻布》，创作于1913年，这也是现代派艺术中为数不多的女画家的作品，可见20世纪初俄罗斯的现代派绘画也是异彩纷呈。
而有些在中国并不出名的艺术家，却上了展厅名字，如1号厅托马斯·西斯霍恩。他的作品是一组雕塑《带脑袋的大烛台》，木架子上插着八支的“烛台”，大的比真人还大，小的只有胳膊那么大，都包着黄色纸，上面露出一部分人的脑袋，有的露脸，有的露顶，有的露下巴，给人以无限的想象。艺术家出生于1957年，这是他2006年的作品。
在泰特，你才知道什么是“现代艺术”！这里可以看到用各种材料来涂抹、堆砌、“破坏”的作品。就拿画布来说，有撕开一条口子的画布，有打了洞的画布，有拧烂的画布。不少作品简直匪夷所思：有的是一大堆切开的钢片纠在一起，悬挂在顶上；有的是两块锈迹斑斑的大圆铁块，叠放在一起；有的好像是一堆烂泥，层层堆在那里；有的是一圈矮矮的石头阵；有的是几捆干树枝堆在一起……在一个黑暗的展厅里，透出一丝微光，仔细看去，是两张银色长条桌面对面上下叠在一起，长条桌中间的缝隙透出一道光来。还有一件作品，就是一面镜子，名为《画布上的镜子》，还是两名英国艺术家合作的作品。
这里给人一种强烈的感觉，似乎缪斯的灵魂在这里飘荡。只要你有想象力，有创造力，任何材料都可以用来建造你的艺术王国！
在四楼的咖啡馆坐下来喝一杯咖啡，从巨大的玻璃窗望出去，圣保罗大教堂的圆顶清晰可辨，泰晤士河缓缓流淌，身边是如此千奇百怪的艺术品，这种感觉真是太棒了。如果要用一句话来评价泰特现代艺术馆，那就是：艺术无极限！
（本文刊于2013年11月19日《新民晚报》夜光杯）
福尔摩斯先生，你还好吗？
消瘦的双颊、鹰钩鼻子、锐利的眼睛、黑色的长披风、永不离手的烟斗……走出地铁贝克街站，一座高大的黑色铜像杵在了你面前。
福尔摩斯！
130多年前，毕业于爱丁堡医学院的医生柯南·道尔因诊所生意不佳，便在等候病人的空当提笔写起了小说。于是，一个举世无双的神探横空出世，一种新的文学类型——侦探小说也随之诞生。一时间，伦敦的报纸洛阳纸贵，市民在报摊前排着长队，等待着连载福尔摩斯故事的报纸的出炉。这个集孤傲、敏锐、智慧、勇气、幽默于一身的英国男人，拥有了无数铁杆粉丝。以至于在《最后一案》中福尔摩斯与恶魔教授在决战中双双坠崖而死，市民痛哭流涕，还有人别起了黑丝带，更多的小说迷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于是，8年后，福尔摩斯又在《巴斯克维尔猎犬》中现身。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被译成了多种文字。而这位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自1886年诞生以来，更是成为世界各国的神探的代名词。
柯南·道尔无意间造就了一个传奇。
贝克街221B，是小说中福尔摩斯和华生医生在伦敦的住所。而现在在伦敦，真的可以找到这栋房子！
这是一栋四层楼房子，褐墙白窗，小小的拱券门，老式煤气灯，门口站着一个身着维多利亚时期服装的帅哥警察。旁边一块牌子，上书“1881年至1904年，私家侦探歇洛克·福尔摩斯在这里生活和办公”。想当年，福尔摩斯来到伦敦，看中这栋经济实惠的房子，想和人分租，而在印度染上伤寒回国养病的华生也挺中意。于是两人合租下这栋房子，更成了一生挚友。
手持房东赫德森太太出具的“住宿证明”，我们推门进入房子。进门就是一条狭小的木扶梯。“你知道从一楼到二楼的阶梯有几级？”“……”“17级。”这是小说中福尔摩斯与华生的对话。数一数，正好是17级。一切，都保持着19世纪末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