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一下，中国经济在前面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在2003年成功抵御了非典的冲击，站在了两位数的增长率上，然后一路高歌猛进，冲到2007年的14.2%的增长速度上，很有意思的是这几年一路走高过程中，物价却没有形成压力，比如CPI代表的物价大家看得出来，它这一段时间还走低。当然到2007年以后，物价开始发力了，这是一个滞后的表现，开始往上冲了。当时在这两年，就是2006年和2007年，时任总书记的胡锦涛同志曾经连续两年召开内部的专家研讨会，请四五个专家，专门讨论怎么认识这样一种情况。我两年都有幸接受邀请去参加这个讨论。当时形成的最基本的看法，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出现很高速度而很低物价，不可能长期延续，但是我们还没有必要慌慌张张采取一些过度调控措施，需要做的是对这样一个阶段结束之后，新阶段到来时怎样掌握宏观调控，作预案设计。但这个预案设计还没怎么讨论呢，世界金融危机就来了，逼着我们启动四万亿一揽子刺激计划。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形势走到了刚才说的高速增长回光返照的2010年后，我们已经一路向下，现在已经很清晰地知道，所谓新常态新就新在阶段转换。中国就是在2011年前后明确了在人均GDP指标上进入世界对比的“中等收入阶段”，即人均GDP3000美元以上，现在已经到了7000多美元了。经济一路下行，但是人均GDP是往上走的。这个中等收入阶段按照一般的国际经验，发展速度不可能再是高速度，必然是演变为中高速。现在我们所说的，就是发展阶段转换。如果回到我们在学术上的用语，叫做“潜在增长率下跌”，从高速向中高速往下走，而我们的追求呢，是在经济运行速度下行的同时，我们增长质量要依托结构优化向中高端升级。李克强总理说的是“两个中高”，即速度从高向下到中高，而我们的质量、结构状态呢，从中低向上到中高，是相反而行的。在这个演变的过程中，中国的全局有非常重要的一系列事件，下面我们就要简单勾画一下。
十八大，是一个新的领导集体到位的非常重要的新开端。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决策层人事安排到位，要带领全国人民继续大踏步地跟上时代。经过一系列的准备，最关键的一个顶层规划在三中全会，以60条全面改革部署给出。这个顶层规划有明确的时间表要求，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同时，这个60条里所包括的有改革操作点的336项改革任务合成的总体全面改革，要取得决定性成果。三中全会部署之后，大家注意到，四中全会解决了什么问题呢？确定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化，我的说法是，把经济改革重点切入的全面改革，对接到了司法、行政、政治改革，虽然宣传上不直接提政治体制改革，但是你稍微看一看就知道，司法改革、行政改革和整个经济的、社会的这些改革的连接，难道不是必然涉及说了多年的、大家知道难度非常大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吗？四中全会之后，到了我们新近正在学习的五中全会精神，是系统化地提出了发展的新理念。以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跟着的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这些词汇，我们过去都有，五中全会的意义在于把它们系统化条理化，把它们合在一起说清楚了逻辑关系，第一动力是创新发展，落到归宿上是共享发展，是走向共同富裕，是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我认为有一个我们应该掌握的几个关键词的链接：第一个关键词是关于三中全会所说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愿意把它浓缩为“现代国家治理”。这个现代化的取向，实际上是中国在以鸦片战争为标志拉开近现代史帷幕以后，多少代人一直持续不断的追求，要改变我们积贫积弱落后挨打、被甩到发展潮流外面的这种不能接受的状态，要大踏步跟上时代。以现代化为取向，在我们的传统体制下就确立了，1949年建国之后我们应对恢复国民经济和朝鲜战争的挑战之后，一旦在运行方面站稳脚跟，有可能了，便以“一五时期”为标志，迅速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在20世纪60年代，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70年代“文革”动乱中间仍然重申。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历史给邓小平以机会以后，他明确地设计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宏图这个全盘的发展战略。我们现在说到现代化取向，就要承前启后继续往前去对接2020年的节点目标“全面小康”，而一直走到2050年“中国梦”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取向之下，所强调的“治理”大有深意所在，就是它有别于我们过去说惯了的管理调控那个“管理”，与管理一字之差，但“治理”强调的是包容性增长这个人类社会现在普遍接受的人类文明前沿理念，是强调政府和其他的非政府主体、多元主体，充分互动、更多平面展开的管理和自管理、组织和自组织、调控和自调控合在一起的一种制度安排和机制连接，这才叫治理。中国现在治国施政的核心理念上，强调的是这种状态，这种包容性增长。现代国家治理对应的是三中全会资源配置方面反复提到的概念：我们要构建现代市场体系。现代市场体系还要求政府更好履行职能，而政府履职要用钱，钱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需要配上一个现代财政制度的支撑。从现代国家治理，到现代市场体系，到现代财政制度，其中处理资源配置的机制简要地说，就是市场是决定性的，而政府要更好发挥作用。说起这样的一些简要表述，内容却是非常丰富而复杂的，怎么样处理好这样一套关系呢？现在中央已进一步推到了“四个全面”，先是讲2020年全面小康目标，跟着是三中全会顶层规划的全面改革，再有到了四中全会要求“全面依法治国”的现代政治文明，它已经从经济改革为重点切入，推到了司法、行政、整个社会生活，说到我们过去实际上讨论多年、大家都知道难度极大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了。到了五中全会，进一步给出了现代发展理念。贯彻这些，历史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是作为执政党的领导核心，那么党自身必须要求“全面从严治党”。而现在方方面面都意识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治国理政最核心的概念浓缩，现在，我们主流媒体上不断有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同志，写文章谈自己领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第一个全面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十三五必须达到的全面小康目标，我的说法是相对容易实现的，因为我们如果在稳增长这方面不出大的、自己主观而为的错误，我们是有实力做到年内6.52%以上增速的，再加上社会政策，全面小康实现相对容易，关键是，2020年在全面小康的同时改革的决定性成果能不能够取得？如果不能取得，那么对不起，我们这个全面小康的价值会大打折扣，因为全面小康只是现代化中国梦的一个节点，后面我们真正盯着的是中国梦民族伟大复兴啊，这个发展后劲怎么来？后劲如果没有，我们会不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后面我还要反复强调、展开考虑的问题了，所以全面小康、全面改革，还要加上从经济打通到整个全社会配套的我们的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既然历史决定共产党是执政党，那它就别无选择，必须全面从严治党，来实现我们党这个“合法性”的延续。王岐山同志对外国专家所说的我们党的合法性问题，不是讲的《宪法》里白纸黑字规定的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它说的是自然法性质的问题，就是人心向背问题，我们历史经验中所说的，老百姓认同不认同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问题，这种自然法性质的合法性，我们一定要靠全面从严治党来确立。老百姓从总体上，在历史最深层的作用上所决定的对共产党领导的认同，事关整个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合法性支撑能够如愿形成我们整个的国家现代治理体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在经济下行、一年年大家在应对困难和挑战中，我们的最高决策层面已经形成的一个通盘的治国施政战略布局。
这个战略布局，对应下面要做的事情，当然还有一些我们现在需要处理的运行中间具体的困难和矛盾。我前面说到物价，2011年物价往上冲，警示我们必须软着陆。2011年上半年，物价月度数据可以CPI为代表，高过4%以后，感觉到全面紧张，因为社会上矛盾凸显以后，所有的不满似乎都可以拿物价来说事。当时温家宝总理召开常务会议，给出20条，反正实的、虚的一条条全列上去了。给出的姿态和信息，是要把控制物价作为重中之重，是提到稳定压倒一切的高度，因为当时的感受就是，必须以此堵住社会上不满情绪借以宣泄的突破口。后来盯着物价看，2011年7月，报的是6.4%，看到8月报了6.3%，比6.4%低了一点，表现企稳了，这才松了一口气。再往后看到的就是2012年后物价一直在走低了。现在物价不构成实际的压力，并不意味着问题解决，因为我们现在问题走低的过程中间，很多矛盾又转到另外的压力上，没有通胀压力是不是还有通缩压力啊。如果在治理通缩过程中没有形成一个弹性的消化空间，是不是有可能以后经济刚一回暖，物价就会往上迅猛反扑，中国央行就是在担心这个事。始终不松口，硬说我们的货币政策还是要稳健，后来叫松紧适度，始终不说真实情况是我们的货币政策在放松银根，是有刺激特征的政策，就是在心理预期方面担心着什么，一旦事态转回来以后，控制物价的问题会形成极大的压力。财政收入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大家都看到了是在急速滑坡，现在增速已低于年度GDP的增幅。这从正面来说是适应了企业所希望的财政能不能少收点，在努力做减税。从负面来说，政府要做的事情这么多，赤字不得不抬高，更多打赤字，那对于未来的可持续性形成的风险威胁也是需要仔细斟酌了。
中央所称的新常态绝对不是一个短期概念，它对应的是阶段转换。2014年5月间，习总书记到河南视察，他用了“新常态”这个概念，一下子成了当年的热词。这个词最早是美国人讨论中间使用的，而中国学者其实也随着在用，但是到总书记之口说出来，那就成了官方的一种认定，所以大家跟着高度关注，到了2014年8月以后，大家更感觉这个底气和定力啊是非常重要的，到底我们怎样掌握经济下行中间的调控要领，所强调的稳增长里到底要做什么事情，一条一条大家都在看。到了2014年底APEC会议上。总书记讲话更展开说了新常态，我们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第一，中高速。认定我们阶段转变了，速度不可能再是高速的，只能是中高速。第二，结构优化。可认为中高速对应的是“新”，而结构优化对应的是“常”，一定要以结构优化，使我们的常态表现为一种质量增长、质量升级版的特征。中高速、结构优化后面第三个关键词，是创新驱动——就是我们主观可以做、应该抓住不放的事情主要是什么呢？“唯改革创新者胜”，要抓住我们可以做的这个创新驱动，来引领新常态。具体怎么引领呢？我认为现在已经明朗化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引领。
在这过程中间，中央还是在掌握要守住底线、维持底气和定力这样一个基本姿态，这也就是要市场充分地发挥作用。所谓三期叠加，是说的我们的经济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这是第一；换挡期同时叠加的是一个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对这个阵痛地方政府、企业要有思想准备来承受，包括最近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权威人士的文章（实际上看得出就是总书记的意见，他平常一些比较生动的话都写进去了，中财办的班底把它串在一起在《人民日报》发表出来的）。里面非常清楚地说，我们对这个阵痛必须忍受，大家要看到中长期而忍受阵痛。还有前期刺激政策效应的消化期，不要寄期望于再来一个大水漫灌式的普遍刺激，而是要消化原来的刺激政策所带来的一些效应。比如政府部门改革不到位情况下，还是产生了一些“政府万能”幻觉，以为政府可以看到什么想到什么都来按照自己的意愿调整，来做所谓调控。实际上现在中国要注意的，是要在新的阶段上政府实现转型治理中，更充分地跟其他主体合作和互动，更多注意处理好自己在认识有效市场的同时怎么有为而且有限，这都是现在所谓“三期叠加”里面应包含的内容。我认为实际上还要推进到“三期加一期”的概念，就是这个三期后边再加一个改革到了深水区以后攻坚克难实质性的推进期，这是无可回避的：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就是落在攻坚克难上吗？这是关于新常态可以做的一个最简要的概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