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财政赤字率的提升，已经是板上钉钉，去年接近年尾的时候，财政部朱光耀副部长在国际论坛上已首先给出口风：我们中国要重新考虑、研究，3%的赤字率是不是很科学？有没有必要固守它？现在实际可知的，我们决策层的意见就是不必固守3%的赤字率这条预警线，那么今年的赤字率至少是3%或者比3%再高一些。赤字率的提升，同时伴随着中国现阶段赤字的弥补渠道，在没有原来可用结余情况下，主要依靠举债，所以公共部门的举债在2016年应该会扩大规模。公共部门举债、提高赤字率所用的资金，还会四两拨千斤地拉动民间社会资本在投资方面一起来做公共工程、基础设施、产业园区，一直可做到连片开发的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各位现在可能已经开始注意到，官方所说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来做工程，把这些我们可以预期的各种各样措施综合的效果来做一个粗线条的前瞻：只要我们自己不犯特别大的错误，2016年我认为经济运行是有望实现一个阶段性的探底的。我们现在已经是落在7以下的区间，再往下走，其实我们有一个底线是不能击穿的，就是按现在这样一个发展基数，对接2020年全面小康，“十三五”期间年均的GDP增长速度不能低于6.52%，低于它，全面小康的指标就都对不上了，所以实际上这是一个我们必保的铁底。在6.9%再往下走这个态势之下，我认为走不了太远，就应该能在“稳增长”中体现一个探底，这个阶段性探底完成以后，能不能企稳？还有待观察，我们希望它企稳——因为它如果不能企稳，再往下滑，可接受空间已经很窄了。如果能够在2016年出现阶段性的探底以后，再接上企稳，对接到中长期，那就是比较合乎意愿的情况了。我们在直观的速度指标上面，只要合乎在十三五这个全面小康决胜阶段能够在底线之上运行，更多的精力就可以放在怎么样提高增长质量，增强市场竞争中的结构优化功能，通过供给侧改革提升整个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来打造我们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升级版。这个升级版的关键，实际上就需要对应到中央现在已经非常明确的供给侧改革这个核心概念上。
在说到后面关于改革和供给侧的整个认识之前，我先把关于经济发展简要分析的这个框架思路汇报一下。我们一直比较强调，看每一个短期问题、每一个年度问题，一定要衔接到中长期。中国经济从全局看，中央五中全会已经特别说到的“矛盾积累隐患叠加”之中，要应对一切挑战、克服一切困难。我倾向于把这些问题和困难，用具体表述都是“两”字开头的概念串在一起，来展开认识。
首先，中国现在总体的经济类型，它的发展特征，如果比喻为一辆前行的车辆，中国是“两个轮子的自行车”，这个两轮自行车有一个速度指标体现的硬约束，其关键点就是速度高一些、低一些，快一些、慢一些，到某一个临界点上，不再是高低快慢的问题，而是翻车还是不翻车的问题——大家对骑自行车都有这个体会，你如果速度慢到一定情况的时候，就很难平衡。别的车辆如果是4个轮子、6个轮子、8个轮子，没有问题，它完全没有速度了，就停在那里，没有要翻车的危险。自行车不行，两个轮子的自行车自有它特定的硬性约束，即一个速度底线的硬约束。这也合乎李克强总理提出的区间概念，即我们在可接受的区间之中发展，他也专门用到了这样一个比喻。在此之前，我们作为研究者也反复讨论过这个事情，所谓两个轮子的自行车，后面我还要专门作解释。这里先说我们这个“两个轮子的自行车”是带有粗放发展特征的，在它速度约束的同时，要有更深刻的相关认识，即存在一系列棘手的“两难”问题，左右为难的矛盾表现。两轮自行车、两难，合在一起整个经济发展的大势上，我们愿意用一个比喻，就是改革和社会问题形成“两只老虎的赛跑”。换句话说，改革与我们可接受状态的临界点不突破，即矛盾累积隐患叠加而不造成翻车的这样一个临界点之间，两者关系的处理非常关键，一定要让改革跑在社会矛盾累积这样的威胁前面，使整个态势不至于翻到临界点的另一边。
我们现在具体的问题，是在矛盾凸显情况下中央总结的所谓四降一升，都是有针对性的。经济增长率在下降、工业产成品的价格在下降，实体经济方面看到企业层面的盈利在下降，我们财政收入的增幅也在下降，而经济风险发生概率是在上升的。应对这些问题和挑战，中央给出的供给侧改革这个新思维所支撑的、新的指导方针，里面有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具体表现在政策和任务要点上，各位都已经注意到，就是中央文件所说到的五大政策支柱，表现在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五大重点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三去”，还有降成本——“一降”，还有补短板——“一补”。这样一个按照当下供给侧改革具体化的五大政策支柱、五大重点任务的形成有一个过程。
在2010年，我们曾经站在10.4%的GDP增长率这个两位数上。此后从2011年到2015年，我们是一路下行的。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出的基调，叫作“稳中求进”，重提了当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之下中央曾经用过的这样一个指导方针。稳中求进到2012年，针对2012年上半年经济加快下行，进一步浓缩为3个字“稳增长”。2012的上半年，在一系列稳增长措施之后，6月间推出了货币政策方面相隔28天两次降低利率这种主力型政策工具的操作。这些稳增长措施使2012年出现“前低后高”，全年达到了我们“主动破八”后以7.5%为增长速度目标、站在7.5%以上的7.7%这样一个运行结果。到了2013年、2014年，经济继续往下走，这个稳字当头的表述又有一系列的说法——追求持续健康发展中要“稳字当头”，往往政府对一个阶段的数据披露的同时要说，我们“稳中有喜亦稳中有优”，要求“稳中有为”，一直到现在仍然是稳字当头。
在2011年时，其实一开始注意的更多是外部因素，看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能不能扛过2012年上半年4月前后它主股权债务异峰突起的一个还本付息的高压力区，如果意大利像希腊一样经济崩盘，定会引发从欧元区到整个世界经济的二次探底，所以当时我们要注意在高外向经济依存度情况下，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的情况下，宁愿把困难想得更严峻一些，要做一些预调微调。没想到2012年没有等到意大利情况明朗，我们自己先出现了经济加速下行，一季度一下子滑了0.8个点下来，于是“稳中求进”转为“稳增长”要求的整个过程展开。我们看这个过程，GDP指标有一个曲线图，大家可看得比较直观。请看我们2010年增长速度是10.4%，这是延续了我们前面30多年，年均接近两位数增长的一个高速增长局面（连续30多年算总账是9.7%～9.8%的年均增长速度，很多时候的表现都是在10%以上），而2010年10.4%的增长速度来之不易，是在我们以“四万亿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抵御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之后，2008年一下子掉下来差不多5个百分点，2009年继续回落以后，又出现的一次回升，而且站在了两位数之上。但是现在看得很清楚，这10.4%的增长速度，可能就是整个中国经济起飞发展过程中两位数增长的最后一年，就是这个两位数增长阶段的回光返照了。再以后，2011年我们是意识到速度不可能一直这么高了，因为物价的压力已经上来了，物价有另外一条曲线：以CPI为代表，大家看得很清楚，2010年前物价的压力曾经迅速下降，到了2011年的时候，经济增速在下降，但是物价压力是往上升的。中央意识到必须寻求软着陆，所以2012年提出我们的年度GDP指标主动向下破8，即不再提8而是7.5。实际上的变化，是2012年上半年一季度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一下子滑了0.8个点下来。我记得那个时候，地方政府层面，企业层面的感受，就是寒流滚滚，形势非常严峻。长三角著名的江阴，可能大家有印象，全国县级市行政区域百强县的排名中，它一直是名列前茅的，跟昆山一起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但是到了2012年一季度，他们的感受是遇到了改革开放三十几年来从未遇到过的严峻局面。企业经济活动中拿不到订单，非常困难，地方政府的收入一落千丈，出现负增长。财政收入负增长在江阴过去没有领教过，而那一年从1月开始，一个月、一个月都是负增长，那一年实际上这个负增长延续到8月份，9月以后才出现正增长。这样一种严峻局面的到来，在沿海感受到了，在中部西部也迅速感受到了。这样一个演变过程，简要说，是2012年一季度与上一个季度（2011年四季度）比，一下就从8.9%下滑到8.1%，二季度继续下滑，增长措施开始频频出手，到6月以后，我们的稳增长措施开始见效，三季度就有所收敛地只从7.6%下滑到7.4%，四季度明显反弹了。全年报出来，开始说是7.8%，后来调整为7.7%，站到7.5%以上。2013年又来一个“前低”，本来2012年四季度已经到7.9%了，没想到2013年一季度又是7.7%而往下走。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各位可能会在心里琢磨过的事情，这个当口有个什么特别的变化呢？十八大开过以后，“八项规定”出台，2013年的春节前后，原来由公款支撑的很多景气因素，一下撤光，实话实说，对于GDP的影响，肯定是有的，但它到底是多少，没有精确的数据，如果说把全国大同小异的这样一个公款支撑春节前后的消费和经济增长景气因素，按0.3%左右这样一个数据来说，一点都不夸张，那么换一句话来说，2013年如果没有那个变化，本来应该最少是8%左右的速度表现，但是只报出了7.7%。这样按八项规定等严格执行，有非常值得肯定的正面效应，就是从八项规定开始，进入一个我们现在说的从“反腐倡廉”概念推到“苍蝇老虎一起打”的一步一步推进的反腐败过程，从长期来看是非常必要的，是得人心的，健康的。但也必须意识到，客观地讲，它对于增长速度的影响确实又不可回避，这个速度与以前比，健康程度提高了，也是我们必须承受的正常的一个调整。如果从一般分析应认为，2013年一季度有这样的一个从八项规定来的影响，应该是一次性的，这个影响出来以后，整个运行的轨迹，这个曲线，就应该下落一下之后而形态不变，所以说二季度本应该开始按那个回升势头继续往上走，然而那年二季度是继续下滑，这就有点不同寻常了。所以说，以后学术界一般都找到了一个共识，就是中国经济的所谓“潜在增长率”，确实下台阶了。再以后对这个阶段转换过程，在2013年上半年继续下滑的过程中间，总体就可以认定了。也就是这个时候，李克强总理提出了“区间”的概念：我们看到了经济下滑，看到了地方和企业的困难，但是只要在可接受区间之内，我们绝对不会贸然启动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要让市场充分起作用。这是贯彻十八大以后确立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样一个指导哲理，同时也是给社会方方面面一个信息、一个明确的政府姿态，就是大家还要忍受“三期叠加”中的阵痛。三四季度，在2013年又出现了一个“后高”，全年报出的仍然是7.7%，再次站在7.5%以上。
到了2014年，大家已知道“前低”再次到来，二季度略微回升之后，三季度下行压力有抬头迹象，结果2014年是没有再实现“前低而后高”，全年最后报出来是7.4%，仍然符合全年“7.5%左右”这样的一个表述，但这是属于1992年以后的最低水平了。也就是在2014年的状况逐渐明朗化的过程中，国外的中国“崩溃论”也在抬头。对“崩溃论”，大家可能注意到，前几天，索罗斯的一段话又被人拿出来说，对中国看空，认为中国经济要硬着陆，后面跟着的，有一些“崩溃论”的说法在一起发出声音。我们2015年的情况，大概是过去几年情况中大家记得最清楚的了：我们一二季度再次前低，我们报出的7%已经有人质疑，在三季度报出了6.9%，四季度又是6.9%，全年是7%以下的这个6.9%的增长速度。咱们把一些最主要的数据，GDP啊，物价啊，财政收入啊，它们摆在一起，看直观的表现，看得很清楚的是大的走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