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小学时期，我还有可纪念的，那就是不知是什么原因，我参加了全校的演讲比赛，题目是《不识字的故事》，因此校方还派我到小站参加过一次日文演讲比赛。也许这也是后来我愿意当老师的一个因素吧。
我的少年时代
1944年，我小学毕业了。
虽然家境已经十分困难，而且大哥又在天津汇文中学读书，家里还是要我到天津考中学。报考的是中日中学，也许是因为它离大哥就读的学校比较近吧。但是到考试的时候，我突然发烧，就没有考成。这样，就失学了，在家里过着无所事事的日子。
1945年抗战胜利。我记得，日本还没有投降，高空中就经常出现拉着长长白烟的飞机，还有在低空掠过美国的“黑老鸭”，呼啸而过。传说，大沽口已经有美国军舰了。紧接着，就看到美国的大型运输舰，在海河里向天津开去。有时，还在葛沽的河边停下来，张开前舱，吉普车就从中开出来。这些新式的武器装备，让我惊奇不已。
突然，一个夜晚，河边的日本军谷公司起火，大街上拥挤着四乡涌来的人群，他们每个人不是扛着就是挑着从军谷公司抢来的东西，熊熊的火焰，烧红了半边天。在狂喜的抢夺中，发泄着八年来积在百姓心头的仇恨。
八路军突然也来接收了。穿着灰色的军装，住进老百姓的家里，我家也住进一个班，很有纪律。他们帮着家里挑水，将水缸倒得满满的，还帮着打扫院子，住了没有两天就悄悄地开走了。这支部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的二姨从宁河县的芦台镇来看望我的母亲。她孤身一人，家里有盐滩，还是比较富裕的。也许是想要一个孩子吧，她就带我到芦台去。可是并没有住在她自己的家里，而是住在姓朱的一对老夫妇家里。她每天抽大烟，有人帮她做饭，而我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最多就是派我到街上买羊汤。
一天，我听广播，说天津中学进修班招生，专门吸收失学、失业的青年，不但可以免费读书，而且免费供给食宿。我就把这消息告诉家里，希望同意我前去报考。家里将本家的一个三爷田茂典的住址告诉我，大哥还将与他要好的一个同学的姓名、地址告诉我，二姨给我一点路费和零用钱，我就只身一人坐火车进津了。
那时，我才14岁。我之所以有这样的胆量，和我在家里受到的锻炼有关，因为经常帮着家里外出做事，也不觉得怎样了。为了省钱，下了火车，我就拿着路条，边走边打听，从天津的东站一直走到城里鼓楼西大街。三爷家的生活也很艰难，三奶奶已经去世，一个叔叔似乎没有工作，婶婶带着三个孩子，还有一个姑姑，我称她四姑，她和建国后任过北大校长的陆平的夫人石坚（三姑），是亲叔伯姐妹。一家子挤在一个小院子里。最好的主食就是“银包金”了。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做法，就是用白面把玉米面裹起来烙成饼。姑姑对我很好，她还没有出嫁，身材很好，也很精干。后来，她嫁给一个台湾的商人去了台湾。
大哥的同学带着我到现在鞍山道的尽头，中学进修班就在那里（现在的总医院住院部斜对过）。说来也很简便，可能刚刚开始招生，没有多少人报名，填了一张表，问了我的近况，出了数学和语文的试题，我很轻松地答出来，就这样被录取了。
这个学校是天津失学失业辅导处主办的。其时国民党为了吸引青年，就创办了这样的学校。
我回到葛沽，我的大哥、大姐以及我的一些同学也来报名，就这样我们兄弟又都可以上学了。那时，还可以不花钱上学，就是天大的福音了。我们的一个共同的目标是，中学毕业之后再考大学，之后如何就不知道了，这就是我们设想的人生之路。
中学进修班
中学进修班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属于军事化的生活。早晨要出早操，夜晚也准时点名、熄灯。睡的是地铺，在水泥地面上铺上稻草，很潮湿。很多同学，都长疥疮。我也长了。每堂课下来，疥疮的脓就粘连在裤子里，站起来，硬是将粘连的地方撕开，很痛很痛，而且很脏很脏。最要命的，是一两个星期，才能洗一次。病痛折磨着我，似乎西药是无效了。一天，我路过南市，看见马路边一个人吆喝卖治疥疮的药，一张牛皮纸上亮晶晶的就是药，只要贴上一次包好。价钱也便宜。我买回来，果然贴一次就好了，真是灵丹妙药。本来由于祖父行医，我就相信中医，这一次让我知道民间是有宝贝的。
我插班在初中二年级。这样难得的学习机会，真是来之不易。这时，我懂得努力了，确切地说是拼命了。我喜欢数学，当时一位数学老师，他说他穷得揭不开锅的时候，就以解题寻找快乐。这种精神也感染了我。毕竟我是插班生，学得还是很吃力的。
三九天，出早操很苦。伙食也不好，吃的是高粱米，更谈不上有什么菜，咸菜窝头是经常的。这样，营养也跟不上，当然扛不住酷寒的天气。为了躲避早操，我参加了鼓乐队，我学的是军号。竟然，学得还不错。只要有什么活动，鼓乐队都是要走在前列的。
这个学校，实际上是三青团办的，自然有三青团的活动。因为我的年龄小，无人找我的麻烦。而我的大姐，就不断有人拉她入三青团。即使这样，也会参加一些政治活动。记得东北发生了张莘夫事件，全校集合到民园参加反苏联反红军的大会，抗议苏联红军奸淫妇女、掠夺厂矿机器物资等。这件事，也成为我参军后不断交代的“错误”。
因为进修班的生活条件较差，我就转入职业班。它位于河北路上，这里，学习和生活条件稍好些。我选的是合作科，学成后，可以到合作社工作。据说，它是为全国的合作社培养人才的。学的功课有经济学、会计学等等。
至今还记得“边际效用”这个词，会计就是记账那一套，我也学得很认真。一次，我竟然在考试中取得第一名。给我们讲课的是一位合作社的领导，找我谈话，让我提前毕业，到天津合作社工作。我很高兴，还专门跑回葛沽，向母亲报喜。但是，一回来，就变卦了。坐在我前面的是一位较我年长的女同学，康群，平时男女同学都不爱搭话的，但她很关心地对我说，先生喜欢你，要把你带走，可是，你看国民党与共产党打起来了，恐怕他也做不了主了。
是这样的，就在天津，1947年学生运动闹得如火如荼，南开大学、北洋大学和河北工学院联合全天津的学生发动反饥饿、反内战的大游行。此刻，学校当局明令我们不得参加，不得观看。
还在进修班时，南开大学就在六里台，和我们学校挨得很近。他们游行队伍出来，必然经过我们的校门。他们举着南开大学的旗帜，浩浩荡荡，在我心里，既有一种羡慕感，看看人家大学生是何等的神气，又很畏惧。那时，只要我和大姐、大哥聚在一起，他们就叮嘱我绝对不能参加这些活动。他们一心一意要我考大学，那时，上大学几乎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了。
记得，不知是怎样一个机会，去看望我的姥姥家的一个亲戚。大概还叫他表哥。他是“接收”大员，从后方过来，接收了天津汽车厂。他是厂长。他们家就在马场道的一座小楼里，三层楼，楼下有汽车房。客厅里陈设也是西化的，沙发、落地灯，书案上摆着流线型的收音机，那是很讲究的。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生活的场景，就想着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生活。要有这样的生活，无疑是要奋斗才能得来的。
1947年的暑假到了。大哥和大姐都要考大学了。而我所能考的，就是师范了。天津有两个师范学校，大家都认为省立师范好，这是一所在河北省，以及在京津一带都很著名的学校。后来听说，是几十个人才取一名。在焦急的等待中，我终于考取了。这在我人生中，几乎是一次具有决定性的转折。
河北省立师范
河北省立师范坐落在天津河北区法政桥附近，校舍是早期中国最标准的校园建筑。所有的教室以及图书馆、办公室和教师休息室，都被长廊连接起来，并且排列得井井有条。宿舍称为“斋”。走进斋里，两边都是一间间的宿舍，上边是玻璃搭建起来的顶棚，把两边的宿舍纳入一个封闭的环境之中。一个长长斋筒子，别是一番风情。记得一到晚上，舍监就喊着：关灯了，关灯了！
教室的边缘就是大操场，还有风雨操场。我在这里开始了正规的师范教育。我的数学，在这里得到提升，虽然我个子很小，却在数学上成为领先的人物。我对解难题有着浓厚的兴趣，像九点圆这样的几何学难题，我也破解过。我很喜欢教我们三角的杨老师，人称“杨三角”。他高中毕业教高中，上课时不带教案，信口讲来，我是十分佩服他的。
在省立师范，我最大的收获，是学会自己管理自己，注意自我的修养。这归功于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这本书，它告诉我，怎样做人，怎样立志，怎样读书，怎样从各方面修养自己，怎样在困难中不退缩、不畏难，抱定前进的信心。从此，我开始写日记，每天检讨自己的生活和学习；开始注意锻炼身体，也是由此得到启发，要成功必须具有健康的身体。我热衷双杠、跑步，几乎每天都要练，不久，胸大肌就鼓起来了，对单杠也有兴趣。再有，就是冬夜的跑步了。冬天，宿舍里没有炉火，很冷很冷。于是就被逼着跑步，跑得浑身热了，回来再进被窝就好过多了。每天的生活都很规律。
校内也有三青团在活动，我所经历的是突然发现我的日记不见了，过几天，大概没有发现什么，就又悄悄地送回来。
我住的宿舍里，孔祥祯、丁宝铭，他们都是从杨村考来的，人很淳朴，对我颇多照顾。孔祥祯喜欢文学，平时就喜欢看小说，他不是“民青”，但思想是进步的。我是一心钻进数、理、化中，一入学，就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为考大学做准备上。
大学是要考英文的，我把很多精力放在英文上，一到休息日就逛书店，去买英文的参考书。但是，我们的英文老师太差了，他没有教材，就拿《威克斐牧师传》做教材，结果让大家十分扫兴，终于发动了将老师赶出教室的活动。平时小心翼翼的我，也挺身而出了，虽然校方将其解聘，而后来的老师，也很差，师范学校是不大重视英文的。
在师范，对音乐、体育和工艺课是很重视的，老师也很棒。教工艺的邓老师，可以说是一位全能的工艺家，据说，他打毛衣、剪裁衣服都是有水平的。他的脾气很好，总是一副微笑的慈祥的面孔，就像个老太婆。
音乐课的老师，是一位女老师，她是按照规范进行音乐教学的。五线谱，是首先要学的。歌曲是有教材的。上面的歌曲，一部分是西洋歌曲，中文歌词，如《野玫瑰》等，中文歌曲有《教我如何不想她》等，可惜，我的注意力不在这里。
1948年的暑假，我鼓起勇气报考了南开大学的生物系，当时觉得这是冷门，考的人少，所考的功课，有的我已经学过了。我想试一试。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是这一次试验，让我知道我的不足，于是暗下决心，一定要在1949年考上大学。
就在我做着大学梦的时候，天津已经被解放军包围了。我们的学校处于天津的边缘，校方决定全校学生搬到城里鼓楼西大街的附属小学，现在的中营小学。我们挤到一个大教室里，无所事事，有的同学整天打牌、下棋。这些活动我是绝对不参加的，可怎样打发日子呢？孔祥桢发现我很寂寞，就把他带来的《红楼梦》借给我看。我犹如看天书一样，硬着头皮啃读《红楼梦》，可以想象，在那个人心惶惶、不可终日的环境中，书在手中，眼在字上，心在空洞里。在我的阅读历史上，这一次可以说是一场灾难。
就在这些难熬的日子里，等候着黎明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