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属于那种不是有心思的人，整天盘算着领导对我的看法，同志们对我的看法。我就知道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一些从东北来的贫下中农出身的学员，他们总是觉得我骄傲，实际上，我并不觉得自己看不起谁。但是，这种舆论有时也是很伤人的，不过我不大介意就是了。那时，在班里只有赵天恩大姐总是关照我，提醒我注意一些事情，有时也帮我缝缝补补的。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友谊。
在进入业务训练时，第一步是明码的训练。指标是看质量、看速度。刘星魁队长很善于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几乎每天都在测验，公布成绩，实际上就是天天在竞赛。我们这些“小鬼”，个个都在暗地里使劲。我本来就好强，琢磨着怎样战胜他们，于是，我就悄悄地将明码本主要用字都背下来，竞赛时，就不必为了查找明码本费时间了，这样我的收发报的数字达到每小时六百余字，已经是创纪录的了。据说历届训练队，都没有人创造我这样的明码译报记录。我有这股劲，就是要跑到前头。
在集训队，还有一件事，至今令我难忘。一天，突然通知我们到一个风雨操场，如今已经改造为一个开大会的场所。会议是批判一个叫钱公伟的人，据说他是清华大学的大学生，参加工作后，不安心工作，闹着调动工作。他说当时党中央冬天穿的灰色制服，是清道夫的衣服。会场气氛严厉，上台批评他的人，个个声色俱厉，让我感到恐怖。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批判会。
自然，在集训队，也有快乐的空间。在山下慈幼院的小礼堂里，周末常常举行舞会。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男女双双的舞蹈。据老同志说，这是在延安就传下来的，连中央首长都跳。让我奇怪的是，这些平时不苟言笑的同志们，在这里跳得十分开心。
我忘记是怎样一个原因，在我们集训队挑选一些会乐器的学员，组成乐队。因为我有吹军号的经历，就派我学小号，居然很快我就可以吹奏简单的舞曲了。每到周六就给大家伴奏。这个小乐队，有我们学员，也有机关的干部，像汪道涵的两个弟弟汪道海、汪道洋，他们都是吃中灶的干部了，小提琴拉得好极了。老实说，他们都是我崇拜的对象。
我们的小乐队，有时也到中南海为中央首长伴奏。我们集训队的一位小号手任民，曾这样记述到中南海演奏的情境：“记得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1950年在中南海春藕斋举行的晚会上。其时，我是中机乐队的小号手。每逢周末，到中南海为舞会伴奏，并因此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陈毅等，当然也见过江青。”“习惯于夜间工作的毛泽东，有时来参加舞会，也是在午夜左右。每当这时，我和另一个小号手田本相便吹奏起《东方红》的乐曲，舞会达到了高潮。”（任民：《难忘的人生起步》，见《从延安到中南海》，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424页）他的记忆是真实的。看到中央首长都是那么平易近人，那么亲切。记得一次晚会结束后，周总理还到乐队慰问，同我们一一握手，说我们伴奏得很好，一再地表示谢意。
还有一件值得记述的事是，在一次中央机要处的新年晚会上，我根据电影《钢铁战士》的情节，编写了小战士在敌人面前不屈不挠的片段，我扮演了这个小战士。这也算是我和戏剧的早年的机缘了。
集训队结业时，我被分配到中央机要处一科二股西北台。那时我生活在中央机关，是很温暖的。老同志热心呵护着我这个小鬼。科长罗维安，是长征干部。股长宋志学，也很喜欢我。而带我的老大姐王锐光同志，更是无微不至地教我、帮我。
我在党中央的怀抱里，感受到的是同志的信任和工作的愉快。以下是我写的一篇文章，记录了我在中央机要处生活和工作的情景：
40多年前珍藏在心底的记忆，犹如打开了闸门，一幕一幕地涌流而来。多少同志的音容笑貌，多少生动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好温暖的回忆啊！虽然我在中机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但却使我终生难忘。她给我以力量，给我以智慧；给我以母亲般的关怀，更给我以精神的哺育，为我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就是从中机出发，走向抗美援朝的前线，考入大学，入了党，成为一名教授的。今天回忆起来怎能不激动万分，怎能不对她怀满感激之情呢！
有时乐队也到中南海紫光阁为中央首长伴奏，居然像我这样二把刀的号手，也能为中央首长伴奏。现在回忆起来未免感到羞愧，可那时却很自然亲切。我在伴奏时见到了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同志。
1950年，正是春花烂漫的季节，我被分配到机关一科二股西北台。二股是一个团结友爱的集体，股长宋志学为人真诚朴直，在他带领下，全股好学钻研之风甚浓。我特别怀念他。我就是在他的引导下养成好学好钻的作风的。我记得他经常要求大家做业务总结，我偶有所得便写一篇经验小结给他，他不但认真看，而且还写上批语，并给予表扬鼓励，这就使我更热衷此道。我自认为他很喜欢我。我记得那时评上独立工作者并不容易，可我工作还不到一年就评上了。当我拿到技术津贴时，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这都是宋股长一手提拔栽培的缘故。他确是个循循善诱的好领导。我当然更感谢王锐光大姐的帮助，我是她带出来的，手把手地教，使我很快熟悉了工作；生活上她像个老大姐体贴照顾我，衣服破了她补，被子脏了她洗，她没有对我红过脸。她心地纯洁、性格开朗。她是从农村出来参加工作的，在她身上有着农村姑娘的质朴美好的品质。后来我回忆起来，总觉得她就像田野里的红高粱那么纯朴可爱；我们亲同骨肉，直到我到了朝鲜，她仍然关怀着我。
也许我是小鬼、新同志，曹忠、石俊山都像大哥哥那样照顾我。曹忠比我大不了几岁，但他老成持重，勤于思考，爱读书，我们谈得十分投机。他也是正直坚强的人，能给人带来信心和干劲。那时，他和锐光大姐已在恋爱，我觉得他们是天然一对好伴侣。俊山，人称“石头”，天生的乐天派！爱说笑话，也顽皮，但他的心是透明的。他们的美好品质给我以潜移默化的感染、渗透和熏陶，我什么时候想起来，都为第一次参加工作就生活在这样一个集体里而感到幸福和温暖。
我十分热爱机要工作。这项工作看起来很简单，但越干越觉得奥妙无穷。速度要快，又要保证质量，是很不容易的。它不但需要良好的记忆力，还要有操作娴熟的技巧，更需要知识。不但需要脑子灵敏，眼睛准确迅速地捕捉，而且更需要双手配合，是脑、眼、手的高效配合，交叠运用。而双人配合犹如协奏，你唱我和，工作起来十分惬意。我和锐光大姐常有一种美妙的体验，达到佳境时，两人不禁都会畅心大笑，如痴如醉了。奇妙的数码，无穷的变化，随着你心手的反应操作，把数码化为文字，看来机械，但其中诗意颇浓。遇到难题，一旦破开，更是痛快。如从中发现某些规律，升华为经验总结，那就更美不胜收。我从来没有认为机要工作是大材小用，而是觉得乐趣无穷。那时，我就萌生了一些异想天开的想法，想发明密码机，我真的在偷偷地画图。而这些都是那个集体的温暖和钻研气氛培育起来的。朝鲜战争爆发，我不但在大台值班，还担当满洲里台的译报工作，想不到报量那么大，有时忙得不可开交，不知是日是夜。锐光大姐看我熬成那样，就来帮忙。我调到19兵团司令部机要处后，我把中机的工作作风带了去。
在中机时，我曾因有隐睾症不得不住院手术。领导得知后，即派行政科许科长亲自送我去北大附属医院，并代表组织在手术书上签字，让我感到组织上对我的关怀。他一再嘱咐我安心治疗，有什么困难就找他。他那种诚恳淳厚的作风，至今都不能忘记。同志们也都轮流到医院看望我。刚参军，那时还小，生病就想家。而这次生病，却不一样了，领导上、同志们都照顾我。罗维安科长看见我脸色苍白，体质较弱，便立批条子，给我增加营养，送来那么多鸡蛋和营养品，我感动得哭了。后来母亲知道我生病，从天津赶到北京来看我，看我身体壮实，十分放心。我对她说：“这里的领导、老同志们很好，就像家里一样。”她放心地回去了。在中机，就是一个革命大家庭。
我说中机是温暖的，是因为那时从上到下的官，都没官架子，同志之间关系纯正，既有原则，又有体贴照顾。我记得整风时，在风雨操场开大会给领导提意见。李质忠处长坐在台上，台下七嘴八舌，向处长开炮，连我都觉得有的言词过厉，但李处长却笑呵呵的，冷静认真地听取意见，并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现在，这种作风恐怕再也不好找到了。
在中机也培育了我读书的好习惯。那时特别重视学习，大家也十分认真。中机经常组织大家听报告，我们听过许多名人的报告，连团总支上团课，都是请于光远、王惠德来讲。印象最深的是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学习。每周我们都进城听报告，党的建设是安子文同志讲的，统一战线是李维汉同志讲的，武装斗争是总参作战部长李涛同志讲的。这些学习的确使人大开眼界，受益匪浅，也产生了浓厚的理论学习兴趣。
在中机时，年龄尚小，不能说心如白纸，毕竟是处于成长期，因此，周围的政治环境对我的人生观的确立有着深远的影响。我觉得在中机工作，就如同生活在党的心脏之中。开始还有些神秘感，随着逐渐接触党的机密，这种神秘感慢慢消失了。特别是看到毛主席及中央首长亲自写的或批示的电报，不但感到分外亲切，而且感到我们的党彻里彻外都是光明磊落的。所谓机密，不过是为了达到崇高目标的一种需要罢了。正因此，我对党的感情犹如水乳交融，对党的信赖是坚实的。总之，在中机培养了某种直感，这对我后来的生活、工作十分重要。这种直感，似乎使我有了一种天然的测尺，有了一种直觉的判断力，不论情况多么复杂，凭这种直觉就能辨别风向，而凭着对党的感情，更能始终不渝地克服困难前进！（田本相：《温暖的回忆》，见《从延安到中南海》，北京出版社1994年版，第4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