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入朝的路上
尽管，我们似乎生活在世外桃源，在香山上过着安逸的日子，但是，我已经感到战火的味道了。1950年初，领导上就把满洲里台交给我，沉重的任务压在我的身上。每天的电报数量很大，最紧张的时候，只有锐光大姐帮忙，连她也不能帮我翻译电报，这是纪律。现在可以说了，是苏联发来的发送到满洲里的军用物资，飞机、大炮、汽油、汽车等的电报。我似乎觉得战争即将来临了。
机要处，经常有内情通报的形势报告。记得有一次，说到朝鲜战争爆发后，有的资本家就向西安等后方转移了。还说，民主党派中一些人也惶惶不安，傅作义是主张出兵朝鲜的。记得是冬天了，三科的吴一平突然很神秘地出现在食堂里，穿着朝鲜军队的棉军服。后来知道，他们是第一批跟随彭德怀元帅入朝的。
志愿军出兵朝鲜，在全国掀起抗美援朝的热潮，同时，在全国开展了镇压反革命的运动。那时，从电报中得来的信息，潜藏的国民党特务等，蠢蠢欲动，各地都有敌特的活动。就在香山，地方上也在召开镇压反革命大会。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股长找我谈话，决定派我到19兵团司令部工作，说前线机要人员十分缺乏，需要支援前线。中央机要处共派出十人，由我和李秀山任组长。当晚，处里为我们举行欢送晚会。我内心是十分高兴的。我终于又可以到艰苦的环境里去奋斗，似乎，我的梦想又飞翔起来了。
我们在沈阳转车，停留一天，还抽空到东北电影院看电影，我第一次看到这样讲究的影院。但是，夜晚却遭罪了，是川流不息的大臭虫，把人咬得不得安睡。第二天到达安东，在19兵团后方办事处报到。我们必须等候，等待还没有领到的一辆嘎斯汽车。这时，就听到不少战场的消息，说美国的飞机如何如何厉害，到处狂轰滥炸，公路上到处是炸毁的汽车残骸。说得更玄的是，飞机可以将房屋扒开来看看是否有人，有人就再炸。对我们这些从来没有上过战场的人，无疑是迎头棒喝。无形中，人人几乎都产生了恐惧心理，我也如此。心想，此行就交代了，真要马革裹尸还了。就在告知明天即将出发的时候，我和李秀山商量，将剩余的出差费，除购买一些食品外，决定到鸭绿江大饭店痛饮黄龙。大家吃得那个痛快，喝得那个痛快，那种出征前的决绝，那种血洒疆场在所不惜的精神和蒸腾的血性，我至今仍然铭记心头。
第二天，大约下午5点出发，司机告诉我们，如果看到和听到飞机来了，就拍驾驶舱，他就把车停下来，赶快下车，向公路两边跑出百米左右。我们十个人，也大体有个分工，监视天空的，巡视两边的，专注倾听飞机声音的。刚过鸭绿江，天色黑了下来，汽车在行驶，看着天上的星星也在移动，以为是敌机来了。司机把车停下来，才发现是视觉的错误，这当然也说明大家的神经是绷得太紧了。
果然，是有飞机飞过了。有人就真的跑出百米之外了，而且是稻田，弄得浑身是泥巴。飞机是来了，是高空飞机，这种飞机或是正向目标飞行，或是完成任务在返回的路程上。这样的飞机，是不会有麻烦的。美国的老爷兵，任务完成就交差了。但是，这一夜我们遇到一次真正的危险，当汽车开到一座桥上，照明弹就在上空亮起来，还伴随着敌机扫射和炸弹的轰鸣声。这一回，真是吓死了。以为敌机在照明弹的耀眼的光照下，会发现自己，就赶快钻到路边趴下来。照明弹熄灭了，敌机飞走了。这时才发现在大桥附近挤满了汽车，一辆挨着一辆。而最让我们后怕的是，我们的汽车，竟然有一个轮子悬在桥的外边，如果司机更为惊慌，我们就都葬身桥下了。在乱哄哄的混乱中，司机求助友军司机，帮助我们将车子拉出来。这是有危险的，弄不好连救助的车子也会一起掉进大江里边。眼看着没有人帮忙，突然，有“**”来了，将我们的车子拉出来。大家一再问这位司机的姓名和单位，也没有问出来。
那时，有的路段已经有了防空哨，每隔一段距离有一个哨兵，他们发现敌机后，就鸣枪，然后一路传递过去，成为有声的“烽火台”。
后半夜敌机少多了，司机也很累了，我们在市里边一个老乡的屋里休息。不知道别人怎样，我是没有睡着，惊吓在心头还发着颤音。我看过苏联作家别克写的《恐惧与无畏》，我想这就是一个恐惧之夜，也许这一夜过去就可以“无畏”了。我就这样鼓励自己。
仙女洞
第二天，我们到了19兵团的后方指挥所所在地——豆张庄，机要处的吴秘书来迎接我们了。我们十个人，我和李秀山、薛金铭分配到兵团司令部机要处，其他的七位同志分到兵团所属的63、64、65军司令部机要处。
司令部设在美丽的仙女洞。在这个山村的入口处，是一个沉静澄明的水潭，两边是苍绿的山峰，公路延伸进去，司令部就掩藏在苍松翠柏覆盖的“仙境”里。
那时，正处于第五次战役的第二阶段，双方在三八线附近展开艰苦的拉锯战。让我负责正在入朝的1军台。1军从遥远的大西北开来，电报不多。
雨季即将到来时，准备发动第六次战役，我被分配到前方指挥所，这是令人羡慕的差事。逼近前线，跟着首长，这样的任务，让我喜出望外。正准备接受考验，一试身手，突然接到停止第六次战役的命令。
记得，连日阴雨，山洪暴发，还以为是雨季来临，而推迟战役发起的时间。其真正的原因，是中央下达命令，不能再打了。稍后，就开始了持久作战的学习，才知道停止第六次战役，是我军入朝作战后，一个英明而果断的战略决策。
在朝鲜战场上，部队运用在解放战争中所形成的一套运动战的战法，在前三次战役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一方面是由于急于胜利的思想，希望速战速决；一方面在装备上我们处于劣势，尤其敌人具有空中优势，传统的以多倍兵力，围敌打援的战役战术，已经不行了。面对强大的敌军，一时很难将敌军打出朝鲜去。当时是十分艰苦的，供应线被敌人封锁破坏，前方的战士不说，就连兵团司令部，有时也不得不吃压缩饼干。因此，从思想上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十分必要。由此战争转向对峙的状态，在三八线附近，战线逐渐稳定下来，基本上是阵地的防御战了。
而司令部，也在长期作战思想的指导下，进行长期作战的打算。
热天，我们就在老乡家的附近办公，夜间住在用防水布临时搭建的棚子里，一旦下雨，人人就成为落汤鸡了。
老乡家里，热得像蒸笼一样，尤其夜间，在全封闭的蒸笼里翻译电报，那真是汗流浃背，是名副其实的“热得在蒸笼里坐”了。
冬天来了，不能在老乡的住房里办公、住宿了，开始自己建造坚固的防空洞，还要打坑道，几乎全力投入打造防空洞的劳动中。上山伐木，扛木头，打洞，挖洞，是很沉重的劳动。其时，翟承先同志，真是一个不怕艰苦、不知疲倦的汉子，在沉重的劳动中成为我的榜样。鼓舞着我也咬紧牙关挑起担子。
难以忘怀的是我又开始接手47军台。这个军一入朝，电报就雪片飞来，即使行军中，那种鼓动行军和准备打仗的英雄气概，洋溢在电报纸中，朝气蓬勃，令人振奋。这和1军的作风大不相同。四野部队，讲究战斗作风，讲究不打哑巴仗。他们开到前方，与美国骑一师对阵，只是天德山的保卫战，就打得美国骑一师屁滚尿流，涌现出天德山英雄连。我夜以继日地翻译电报，是疲倦的，也是兴奋的。我为我军的胜利而骄傲。
虽然是在掩蔽部里工作，随着每一封电报的翻译，我的心似乎也和前线血肉相连，为之担心，为之煎熬，为之欢呼，为之跳跃。
记得在翻译天德山英雄连浴血奋战、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时，我是热泪盈眶，英雄的事迹在洗涤我的灵魂。
我也能体会首长和作战部门的心情，尤其是四个A的加急电报，是绝对不敢有丝毫马虎和懈怠的，以最精心的态度、最快的速度，将电报送给首长。“一字之差，人头滚滚”，成为我铭刻心中的律令。
记得，在一次大雨滂沱的夜里，一封四A电报发送到电台去。可是通讯员抗命不送，我当时作为值班秘书，另派他人送报，并立即将他禁闭起来。第二天，汇报给处长后，说我做得好！因此，司令部都知道机要处有个小田，如此果断，如此敢干。
即使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我们仍然坚持业务训练。记得因我的训练成绩优秀，创造了志愿军机要训练的纪录，受到志愿军机要处的通报表扬。
葛滩里
兵团司令部为了持久作战，也为了更好地隐蔽自己，于1952年转移到葛滩里。记得离开仙女洞的深夜，我第一次用卡宾枪向空中射击，终于过了一次枪瘾，痛快，真的痛快！
战争的条件，显然是更为艰苦了，敌人加紧了对交通线的破坏，前线的生活更为艰苦，战士们没有肉吃，没有青菜吃，没有香烟吸，只好抽树叶。记得当时召开全军的政治工作会议，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改善前线战士的生活。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配合国内的肃反运动，兵团司令部机关也开展了“三交一评”运动，“三交”的“一交”就是交代历史。这次，居然我又成为运动的对象，我的档案里又有了新的材料。说我在省立师范读书时，穿着军装，带着手枪，还到农村去过。我当众说明，当时国民党在高中实行军训，都穿军装。我从来没有手枪，更没有下过乡。我那时就很纳闷，这些捏造的事实是怎样来的？
我得感谢我的处长王子云，大概他对我的工作印象不错，在他自己探亲回国的日子，抽出时间到天津作了调查，回来就找我谈话，说一些历史问题都弄清楚了，并且宣布任命我为机要处的秘书。
秘书的责任，就是收发电报，将发出的电报分配给译电股去翻译成密码，再收回送到通讯连。再有，就是收到通讯连送来的电报，交给译电股去翻译，再将电文转送有关首长和单位。这里，最为关键的是，审读译电股已经译出来的电报，发现其中是否有错漏之处，是否有可疑之处。这需要经验和知识。
机要工作有一句名言：“一字之差，人头滚滚。”它不但要求速度，争分夺秒，而且要绝对准确。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也迫使我必须认真，必须负责。
我到19兵团后，将我在中央机要处所积累的经验以及考绩法，在这里作了推广，在考查译电员的业绩，还有业务训练方面，作出我的贡献，因此，曾荣立三等功，并获得朝鲜政府颁发的军功章。
在朝鲜战场上，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即使在指挥机关，也同样。敌人的空中优势，让我们生活在无形的心理压力和生死威胁之中。必须高度注意隐蔽，夜间不能暴露火光，白天更不能有任何暴露，掩蔽部、汽车等，都必须掩藏好，炊事班不能冒烟。而且，耳朵的警觉也空前提高，能够辨别出，是过路的飞机，还是临空的飞机，是轰炸机，还是战斗机。
记得一处的刘参谋，他要到志愿军司令部出差，本来是要坐大车的，碰巧有小车前去。他一个人坐在后面，在经过敌机的封锁区时，车子闯过去了。但是，子弹却偏偏打中了他。一点声息都没有发出来，就死去了。前面的司机和同去的同志，过了很久，才发觉他牺牲了。
我自己也几乎送命。冬天的一个上午，我正在掩蔽部里精神高度集中地翻译电报，突然一声枪响，觉得胸部遭到一击。在一阵不知所措的茫然中，才发现是一向调皮捣蛋的小李子，将翟承先佩戴的一个枪牌撸子偷出来玩，走火了。大家听到枪声赶来，到处找子弹；也查看了我的全身，当时什么也没有发现。中午吃饭时，几个人围着菜盆蹲着吃，我对面的一个同志说，小田，你看你的棉衣都露出棉花了，还不找女同志补一补。我用手去摸，发现里面有一个东西，原来是颗子弹，打到棉衣里了。这时，大家为我庆幸，如果这只撸子没有老化，命中部位正在心脏处，大概早就去见马克思了。此刻，大家对小李子有一种不可饶恕的情绪。老实说，就这样一个几乎要了我命的人，在“肃反”中，反倒对我实行报复了。我们的部队，有时，就有这样一些没有文化教养的人，反而因为什么出身好，不但入党快，提升早，并且更受到重视。但就是这些人，最不能真正领会和执行党的政策，他们是给党制造麻烦的人。
但是，比起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人，我是幸运的。有时，我常常怀念这些烈士，深深怀念着这些战友。在这里，我特别感谢香港凤凰卫视，他们拍了不少有关志愿军的专题片和纪录片。我希望我们的媒体，不要忘记那些为祖国捐躯的战士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