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重视言官制度
明朝没有专门的言官，言官是由十三道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兼任的。言官制度是指明朝所规定的御史和给事中负有对皇帝进行谏诤和对官员予以检察荐劾的责任及对履行这种责任的情况进行奖惩。这种制度规定，虽然御史和给事中同为言官，但是，他们的职责却不尽相同。御史的职责在于“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福乱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贪冒坏官纪者，劾。凡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成宪、希进用者，劾。遇朝觐、考察，同吏部司贤否陟黜。大狱重囚会鞫于外朝，偕刑部、大理谳平之……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有大政，集阙廷预议焉”（《明史》卷73《志第四十九》）。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给事中的职责在于“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凡制敕宣行，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颁之；有失，封还执奏。凡内外所上章疏下，分类抄出，参署付部，驳正其违误……主德阙违，朝政失得，百官贤佞，各科或单疏专达，或公疏联署奏闻……遇决囚，有投牒讼冤者，则判停刑请旨。凡大事廷议，大臣廷推，大狱廷鞫，六掌科皆预焉”（《明史》卷74《志第五十》）。对言官职责的这种规定，表明了其监察或者规谏的对象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官员，另一类是皇帝。在对官员进行监察、纠劾方面，言官的对象有所不同，六科给事中只对吏、户、礼、兵、刑、工部官员进行监察、检举，而御史除了对六部官员进行监察、检举以外，还要对地方官员进行监察、检举。言官还负有对皇帝进行规谏的责任。在参加廷议时，言官虽然没有表决权，但是，他们有权对以皇帝为主作出的决策提出异议；还可以将自己认为有误的圣旨驳回，不予下达；更为重要的是有责任对皇帝进行规谏甚至批评，朱元璋强调言官应该规谏皇帝，如果“臣不谏君，是不能尽臣职；君不受谏，是不能尽君道。臣虽有不幸，言不见听而反受其责，是虽得罪于昏君，然有助于社稷人民也”（《明太祖实录》卷25）。
明朝政治制度规定，如果言官履行好了自己的职责，就会得到奖赏，或者升官晋爵，或者获得物质赏赐；如果不能履行职责，就要受到惩罚。“诸御史纠劾，务明著实迹，开写年月，毋虚文泛诋，讦拾细琐……凡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赃从重论。”（《明史》卷73《志第四十九》）在明朝，因言获罪的言官不少。针对这种情况，言官屡有抗争，如吕坤对当时的皇帝进行了规谏：“自古圣明之君，岂乐诽谤之语。然而务求言赏谏者，知天下存亡，系言路通塞也。比来驱逐既多，选补皆罢。天阍邃密，法座崇严，若不广达四聪，何由明照万里？今陛下所闻，皆众人之所敢言也，其不敢言者，陛下不得闻矣。一人孤立万乘之上，举朝无犯颜逆耳之人，快在一时，忧贻他日。陛下诚释曹学程之系，还吴文梓等官，凡建言得罪者，悉分别召用，而士大夫之心收矣。”（《明史》卷226《列传第一百十四》）这就是说，要让言官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就必须有一个人人都遵守政治制度的环境，否则，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言官就会遭到“驱逐”，出现“选补皆罢”的局面。
言官履行职责的目的在于“表扬善类，翦除豪蠹，以正风俗，振纲纪”（《明史》卷73《志第四十九》），因此，言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朱元璋对刘基等人说：“国家立三大府，中书总政事，都督掌军旅，御史掌纠察。朝廷纪纲尽系于此，而台察之任尤清要。卿等当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毋委靡因循以纵奸，毋假公济私以害物。”（《明史》卷73《志第四十九》）这是对言官所提出的政治道德要求。
3.强化致仕制度
“致仕”又可以称为“休致”、“致政”、“致事”、“乞休”、“乞骸骨”、“告归”等，它不同于“挂冠”（又可以称之为“径行”）。前者是一种既合制度又合礼的行为，后者则是一种既不合制度又不合礼的行为；前者需要经过皇帝或者其他行政机关的批准，后者则是官员直接弃官而去；前者需要经过或长或短的时间，后者则是官员一旦作出决定就可以立马离开官场。
致仕制度指的是官员退休制度，是以往朝代早就已经存在的一种政治制度。明朝政府沿用了这一制度。这一制度对退休者的年龄、致仕后的俸禄及是否朝见进行了规定，也对致仕官员的其他待遇作出了规定，如洪武“十二年[6]令，内外官致仕居乡，惟于宗族及外祖妻家序尊卑，如家人礼。若筵宴，则设别席，不许坐于无官者之下。与同致仕官会，则序爵；爵同，序齿。其与异姓无官者相见，不须答礼。庶民则以官礼谒见。凌侮者论如律。”（《明史》卷56《志第三十二》）“万历六年[7]更定，凡致仕养病终养听用等官，祭葬俱与现任官同。十二年[8]续定，被劾自陈致仕官，有日久论定原无可议者，仍给祭葬，父母妻视本身为差等。”（《明史》卷60《志第三十六》）以往朝代的制度规定，致仕者的年龄应该为70岁，只有有疾病者才可以提前退休，俸禄则根据致仕者官品、爵位和功绩等确定，至于是否可以朝觐皇帝则由皇帝所决定。
在明朝政治生活中，致仕制度涉及的是皇帝与大臣（尤其是朝中大臣）之间的关系。与以往朝代中皇帝是此制度运行的主动者有所不同，在明代的运行情况比较复杂。通常情况下，皇帝为此制度运行的主动者，但是，到了明代中后期，这种情况稍有改变，主动者并非只有皇帝，有的大臣也成了主动者。
作为致仕制度运行的主动者，皇帝的作为表现在多个方面。其一，出于自己的意志对官员的致仕年龄作出规定。洪武元年（1368）规定：除了“有特旨选用者”以外，所有年龄达到70的官员都“听令致仕”，洪武十三年（1380）又规定：“文武官年六十以上者听致仕，给以诰敕。”（《明史》卷2《本纪第二》）洪武十七年（1384）又将致仕年龄改回70岁。永乐二十二年（1424）“诏文臣年七十致仕”（《明史》卷8《本纪第八》）。从致仕年龄的变动和措辞由“听致仕”或者“听令致仕”到“令致仕”或者“诏致仕”的变化可见，皇帝在致仕制度的运行中掌握了主要的主动权。其二，规定致仕的官员是否享受俸禄。致仕的官员可否享受俸禄，这是由皇帝独自决定的。洪武十二年（1379），“诏凡致仕官复其家，终身无所与”（《明史》卷2《本纪第二》）。可是，这种做法在后来有所改变，如杨翥曾经自愿做尚未即位的景帝朱祁钰王府的长史，“久之，引年归。王即大位，入朝，拜礼部右侍郎。景泰三年[9]进尚书，给禄致仕”（《明史》卷152《列传第四十》）。其三，赏罚。皇帝既根据官员的表现对官员进行奖赏，如成化四年（1479），杨鼎被人弹劾后“再疏求去”，宪宗朱见深“赐敕驰驿归，命有司月给米二石，岁给役四人，终其身。大臣致仕有给赐，自鼎始也。”（《明史》卷157《列传第四十五》），又据其对官员予以惩罚，而强制官员致仕也是一种重要的惩罚方式，如正德三年（1508），“令京官告假违限及病满一年者皆致仕”（《明史》卷16《本纪第十六》）。
虽然皇帝在致仕制度的运行中一般掌握了主动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大臣就毫无主动权了。大臣在致仕方面的主动性表现在：一是被他人弹劾而觉得自己做得不妥或者能力不够，有责任心的官员就会主动“求去”，如万历五年王崇古“代谭纶为兵部”后，因蒙古俺答诸部通好事件受到同官彭应时以及南京御史陈堂等人“交章论崇古弛防狥敌”，王崇古即“疏辨乞休”，未获准，不久“给事中尹瑾、御史高维崧再劾之”，崇古“力求致仕，去”；二是皇帝对于自己所提出的政务处理方案总是不给予反馈，官员就会主动致仕，如万历四十年（1612），吏部尚书孙丕扬就是如此主动致仕的，叶向高解释了孙丕扬此举出现的原因：“丕扬当出山时，年已七十有八。每对臣言感激圣恩，思欲图报，故黾勉前来，忘其老病。后见朝政壅塞，章疏不下，推迁之请，庶官十不得一，大僚百不得一。即其所平生心服之吕坤，连章累牍，亦终不报，而会推、考选二事尤极惓惓，无计动天。于是浩然之志，始不可挽。”（《明神宗实录》卷492）可见，大臣与皇帝、大臣与大臣之间的关系，才是大臣主动提出致仕的真正原因。
4.健全官员考评制度
官员考评制度是对官员廉政勤政情况进行考核的主要方式。就明朝文官的考评而言，考评有考满和考察两种形式，都由吏部组织。“考满、考察，二者相辅而行。考满，论一身所历之俸，其目有三：曰称职，曰平常，曰不称职，为上、中、下三等。考察，通天下内外官计之，其目有八：曰贪，曰酷，曰浮躁，曰不及，曰老，曰病，曰罢，曰不谨。”（《明史》卷71《志第四十七》）考满分三次进行，每三年考评一次。考察分为对京官的考察（即京察）和对地方官的考察（即外察）。吏部“掌官吏考课、黜陟之事，以赞尚书。凡内外官给由，三年初考，六年再考，并引请，九年通考，奏请综其称职、平常、不称职而陟黜之。陟无过二等，降无过三等，其甚者黜之、罪之。京官六年一察，察以巳、亥年。五品下考察其不职者，降罚有差；四品上自陈，去留取旨。外官三年一朝，朝以辰、戌、丑、未年。前期移抚、按官，各综其属三年内功过状注考，汇送复核以定黜陟。仓场库官一年考，巡检三年考，教官九年考。府州县官之考，以地之繁简为差。吏之考，三、六年满，移验封司拨用。九年满，又试授官。惟王官及钦天、御用等监官不考。凡内外官弹章，稽其功过，拟去留以请上裁。荐举、保留，则核其政绩旌异焉。”（《明史》卷72《志第四十八》）经考察的官员，如果被处分，将“不复叙用，定为永制”（《明史》卷71《志第四十七》）。
为了准确而又公平地对官员进行考评，一方面，明朝皇帝对考评提出了要求，如仁宗朱高炽“命御史考察在外官，以奉命者不能无私，谕吏部尚书蹇义严加戒饬，务矢至公。”（《明史》卷71《志第四十七》）另一方面，明朝皇帝对考评的结果进行复审，景泰二年（1451），经吏部、都察院考察后“当黜退者”730余人，代宗朱祁钰“虑其未当，仍集诸大臣更考，存留者三之一”（《明史》卷71《志第四十七》）。弘治六年考察后，“当罢者”共计1400员，另外，还有杂职1135员，孝宗朱祐樘认为对官员的处分过滥，于是，他谕吏部：“方面知府必指实迹，毋虚文泛言，以致枉人。府州以下任未三年者，亦通核具奏。”（《明史》卷71《志第四十七》）而吏部尚书等“具陈以请”，坚持对于那些府、州、县官中的“贪鄙殃民者”，即使他们“年浅”，也“不可不黜”。孝宗朱祐樘则认为人才难得，多次降谕，要求对“当罢者”予以宽恕。针对在对官员的考评中，存在着打击报复、排斥异己、结党营私的现象，明朝皇帝多次进行了警告，如神宗朱翊钧“戒谕廷臣”：“近岁以来，士习浇漓，官方刓缺，诋老成为无用，矜便佞为有才。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为人臣报复之资。用是薄示惩戒，余皆曲贷。诸臣宜祓除前愆，共维新政。若溺于故习，背公徇私，获罪祖宗，朕不敢赦。”（《明史》卷20《本纪第二十》）然而，皇帝的这些警告并没有起多大作用。
三、党派之间的纷争
在我国历史上，权力之争一直是存在的。由于它会对政治生活和政治秩序造成恶劣影响，因此，在各个朝代里，明智的皇帝和正直的人们都会极力地反对它。权力之争，既可以表现为个体官员之间的纷争，又可以表现为利益集团之间的纷争。相对而言，后者对政治生活和政治秩序所造成的影响比前者要严重得多。在明代社会里，利益集团之间的纷争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更突出、更激烈。
虽然党派之间的纷争主要出现在明代中后期，尤其是万历年间最为激烈，但是，其形成却由来已久。在一定意义上，明朝的天下主要是淮人集团所取得的，因此，明朝建立以后，淮人在政治地位上远远高于其他地方的人，虽然朱元璋以各种借口杀掉了一些淮人功臣，然而，淮人仍然把握了主要的政治权力。这是明朝党派形成的历史原因，淮人权力集团也因此而成了明朝党派的最初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