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英宗时，农民起义和士兵斗争在各地陆续爆发。其中声势较盛的有沂州王伦领导的起义，陕西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起义，贝州王则领导的起义。庆历三年（1043）五月，京东路沂州（今山东临沂）“捉贼虎翼卒”100多人在王伦领导下起义，杀死巡检使朱进，起义士兵数量随即扩大，南下淮南路，致使宋廷极为震惊。与此同时，陕西出现了张海、郭邈山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攻打邓州、光化等城，连续打败前来镇压的宋军。庆历七年（1047），在河北贝州爆发了王则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占领了贝州城，王则自称“东平郡王”，建国号为安阳，改元“德圣”。
北宋末年，朝廷日趋腐败，权臣当道，宋徽宗和蔡京等“六贼”倒行逆施，他们过着挥霍无度、花天酒地的生活，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脂民膏。他们建“寿山艮岳”，设立“应奉局”、“织造局”、“花石纲”，迫使许多农民倾家荡产。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农民传播着“打破筒（童贯）拨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的歌谣，表达了他们要推翻黑暗统治的心声。宣和元年（1119）十二月，宋江领导京东路的农民举行起义，梁山泊成为农民起义的据点，汇集四方归附的许多英雄好汉。起义军活跃在河北、京东、淮南一带，他们开仓放粮，为民请命，势力不断扩大。后世作家施耐庵据此写成章回小说《水浒传》，形象地再现了当年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的状况。在宋江义军转战于京东时，南方江浙地区的方腊利用摩尼教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方腊（方十三）是青溪万年乡帮源峒地主、保正方有常家的佣工。宣和二年（1120）十月九日，方腊假托“得天符牒”，以帮源洞为据点，发动农民正式起义。方腊在漆园举行誓师大会，痛陈贪官污吏和豪绅地主的罪恶，远近农民闻风响应，队伍很快发展到上万人。起义军尊称方腊为“圣公”，改元永乐，置将帅为六等。宋徽宗于宣和三年正月，派童贯率领京畿禁军和陕西蕃、汉兵15万人南下围剿义军。起义军战败，退回青溪。歙州、睦州、青溪相继落入宋军之手。方腊带领余部退守帮源峒。四月末，宋军重重包围帮源，发动总攻。起义军奋战，7万多人壮烈牺牲，方腊和他的妻子邵氏、儿子方毫等30多人力竭被俘，被押解往开封，于八月二十四日被处死。方腊被俘后，起义军余部分散在浙东各地坚持战斗，直到宣和四年三月，才完全被宋军镇压下去。
南宋初年，由于金军南侵造成的严重社会破坏和南宋统治阶级对下层人民的剥削压榨，形成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犬牙交错的复杂局面，其中荆湖地区的百姓更是深受其害。官兵和盗贼一样地进行劫掠，所到之处，十室九空。在这样的情况下，爆发了钟相、杨幺领导的农民起义。鼎州（今湖南常德）人钟相在北宋末年宣传“等贵贱，均贫富”的思想，组织民众于建炎四年起义，攻占了洞庭湖周围的19县。钟相建立大楚政权，自称楚王，立年号天载，设置将相官属。起义军镇压官吏、僧道、巫医、卜祝等人，夺取他们的财物。钟相被匪徒孔彦舟杀害后，起义军部众在杨幺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钟相、杨幺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长期的斗争中，在洞庭湖周围从武陵、龙阳到沅江县的远水西侧建立水寨二三十所，制造了许多战船，实行陆耕水战的战斗体制，凭借水军优势，发挥车船威力，屡次痛击朝廷军队。后来在岳飞的镇压下归于失败。
元朝农民起义贯穿元朝始终。早在至元十七年（1280）江西南康都昌县民杜可用组织白莲教起义，参加者达到数万人，建元“万乘”。福建漳州畲族首领陈大举（陈吊眼）率众起义，建年号“昌泰”。至元二十年（1283），广东新会县林桂芳聚众起义，建罗平国，年号“延康”。同年九月，广东清远人欧南喜起义，有众号称数十万，称王建号，聚众十余万，断发文身，号称“头陀军”，用南宋末帝赵罡的年号“祥兴”纪年。至元二十六年（1289）浙江台州宁海人杨镇龙聚众起义，称大兴国皇帝，年号“安定”，有众号称12万。史载这一年江南各族人民起义凡400余处。元贞三年（1296）江西赣州兴国人刘六十聚众起义，建号称王，声震远近。这些起义，矛头直指元朝的反动统治，特别是民族分等、种族歧视，还有残酷的经济剥削，迫使元朝统治者在统治方式上作出某些调整或让步。
元朝中期，尽管统治阶级的统治方式有所收敛，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有所缓和，但是由于元朝赋税制和土地制等方面的问题，以及官员贪污腐化、无视民生情况愈趋严重，还是发生了多起农民起义。武宗至大三年（1310），临安、大理两宣慰司和丽江宣抚司以及普安路土官所隶部曲同时起义。仁宗皇庆元年（1312），沧州人阿失歹儿、睹海、塔海等聚众起义。十一月，阿失歹儿等被俘，被杀。仁宗延祐二年（1315），江西赣州宁都人蔡五九聚众起义，反抗官府增加田亩赋税。仁宗延祐五年（1318），赣州宁都县人刘景周聚众起义。仁宗延祐六年（1319），晋王也孙铁木儿的部民起义。英宗至治元年（1321）六月陕西周至县僧人圆明和尚聚众起事，自立为皇帝。七月，郃阳道士刘志先利用宗教组织起义。至治三年（1323），大理护子罗率众起义。泰定帝泰定二年（1325），河南息州人赵丑厮、郭菩萨宣言弥勒佛当有天下，聚众起义。同年，广西各处瑶民起义。元统元年（1333）十二月，广西瑶族变民攻湖南，陷道州，千户郭震战死，变民焚掠而去。惠宗元统二年（1334）三月，广西瑶变复起，杀同知元帅吉列思，掠库物，遣右丞脱鲁迷失将兵讨之。八月瑶变陷贺州，发河南、江浙、江西、湖广诸军及八番义从军，命广西宣慰使、都元帅章伯颜将以击之。惠宗至元三年（1337）正月，广东增城县人朱光卿聚众起义，称大金国，改元赤符。
元朝末期，政治制度和国家管理愈趋腐败，军备松弛，财政困难，蒙古贵族官僚及地主阶级将大批土地兼并，广大农民在丧失土地的情况下还担负着沉重的负担和压迫。元朝的统治中心连年发生自然灾害，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断激化，最后终于爆发了元末农民大起义。当时著名的起义有，白莲教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的农民起义，方国珍和张士诚领导的起义。这两支队伍是当时最强大，活动地区也是最广泛的。元朝末年的农民起义也是导致元朝最终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惠宗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杜遵道、韩山童、刘福通率领当地白莲教教民和修治黄河的民工在颍州刘营柳沟村（今界首县城区颍河南岸旧刘兴镇）刘福通庄园白鹿庄起事，起义军头裹红巾，叫红巾军，各地农民纷纷响应。八月，邳县人芝麻李、赵君用、毛贵、彭大等人起义，攻占徐州城。这是红巾军攻克的第一个重镇。彭莹玉、邹普胜、徐寿辉蕲州起义，国号天完，改元治平，开创西系红军根据地。十一月，江西邓南二起义，攻瑞州，被镇压。十二月河南邓州王权与张椿发动起义，攻占邓州、南阳（今河南南阳），时称“北琐红军”。至正十二年（1352）正月，孟海马占领襄阳，称“南琐红军”；二月，郭子兴等起义于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后加入刘福通起义军。至正十三年（1353）正月，盐贩张士诚起兵泰州，袭据高邮，截南北路。很快起义队伍发展到几十万人，成为了元朝统治者的心腹大患，元朝派十几万大军镇压，加之一些地方武装支援，给刘福通的起义军造成很大的威胁。
元朝末年方国珍和张士诚领导的农民起义具有规模大、影响广的特点。方国珍是盐贩出身，组织千人抢劫官府的粮草，多次与官府作对，元朝多次招降都没有成功。张士诚也是盐贩出身，在农民中有很高的号召力，率领农民起义，并且自立为诚王。起义队伍攻占了泰州、兴化、高邮等地区，并发动了著名的高邮之战。高邮之战使元军丧失了优势。在这种有利的条件下，各路起义队伍多路出兵。至正十五年（1355）刘福通拥立韩林儿在亳州称帝，改元龙凤，国号大宋，史称“小明王”。中原各地的红巾军都接受了大宋的领导。刘福通亲自率领队伍攻占了汴梁。
农民起义队伍后被多个政权吞并和瓦解，最终都被朱元璋所收服。在农民起义与军阀混战时期，朱元璋所领导的起义军军纪严明，成为了起义军的主力，最终统一了全国。
二、“等贵贱、均贫富”观念的提出与要求
“等贵贱”是针对封建等级差别提出来的；“均贫富”是针对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基础所形成的财富分配不均提出来的。“等贵贱、均贫富”思想否定了那种维护封建制度的“死生由命、富贵在天”的宿命论。两宋时期，地主阶级占有绝大部分的垦田，使许多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代人佣耕的“客户”；同时，皇族、官僚、僧尼和道士都享有免役的特权，使农民遭受沉重的田租和赋税徭役剥削，社会的贫富悬殊与贵贱差别形成了强烈的对照。正是在这种贫富悬殊、贵贱不等的历史背景下，起义农民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价值观念和道德理想。
1.“均贫富”观念的提出与要求
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认为“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40]，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问题都是出在贫富不均上，并试图通过价格政策的调节加以矫正。齐国大夫晏婴在回答齐景公“古之盛君”的行为准则时说：“其取财也，权有无，均贫富，不以养嗜欲。”[41]孔子说：“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42]认为财富分配不均是造成社会不安、政权不稳的根由。秦国的商鞅主张国家应通过政策法令去平衡对财富的占有。他认为“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43]秦汉以后，土地兼并问题日趋严重，贫富严重不均，促使阶级矛盾尖锐化。北宋自开国至宋室南迁，内部的阶级矛盾一直十分激烈。北宋初年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北宋末年的方腊起义，已经开始更为深刻地触碰到了封建制度的根基，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人们对于平等的自觉要求。
北宋初期，土地兼并严重。少数人占有了大量的土地，而农民，尤其是佃农，则遭受着十分沉重的剥削和压迫。公元993年，四川青城县人王小波率领农民发动起义，他提出了“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44]的口号。在“均贫富”口号的号召之下，万人响应，从者数万。起义军占领彭山县以后，处死了贪污腐败、欺压百姓的县令齐元振，将县署中的金银布帛散发给民众，得到了民众的拥护和响应，起义军的队伍迅速壮大起来。王小波战死后，李顺领导起义军继续作战。他继续贯彻“均贫富”的主张，所到之处，要求富家大姓留足其维持生计所需的必要财用，其余财富一概分发给贫苦民众。虽然起义最后失败，但是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旁户”名称从此很少出现，“博买务”也被取消。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第一次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与道德理想，标志着农民已经开始自觉地反对经济上的贫富不均，虽然还没有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一根基，但是其矛头已经指向了不平等的分配制度，这是农民阶级平等意识进一步向前发展的体现。
北宋末年，宋徽宗赵佶荒淫无度、骄奢淫逸。他酷爱花石，于是设置“花石纲”，由杭州“造作局”和苏州“应奉局”指挥，负责搜刮东南地区的奇花异石。为了讨好皇帝，只要看中了百姓家中的草木花石，应奉局即下令所有者妥善看管，之后派人搬走，供奉给徽宗皇帝。如果物主没有看管好，造成了损坏，轻则罚款，重则治罪。为了运输的方便，差官大行破坏之实，或者拆毁百姓的房屋，或者拆除桥梁。运输花石的船队所过之处，当地百姓还须供应钱粮和民役。“花石纲”持续的20余年，给东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另外，北宋政府在北方实行的“括公田”，也使农民利益大受损害。与对内的盘剥压迫相对照的却是北宋政府对辽和西夏的一味妥协投降。面对如此贪婪、腐败、无能的朝廷，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农民终于不堪重负。青溪百姓众多，物产丰富，生产竹子、漆树、松杉等经济作物，造作局和应奉局在这里勒索的漆以及花石竹木的数量都十分巨大，百姓不堪其苦。公元1120年，方腊在浙江青溪号召民众起来武装反抗，发动农民起义。虽然方腊没有明确地提出平等的主张，但是由于他是当地摩尼教的首领，而摩尼教主张“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因此他领导的农民起义也有打破不平等的统治和剥削的愿望。方腊在动员百姓起义时曾经这样说道：“天下国家，本同一理。今有子弟耕织，终岁劳苦，少有粟帛，父兄悉取而靡荡之；稍不如意，则鞭笞酷虐，至死弗恤，于汝甘乎？”[45]明显地表现出对于阶级剥削这种不平等社会现象的憎恶与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