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遥远的古代经夏商周三代直到秦统一中国前，在史学上称为“先秦”。先秦是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早期，也是中国文化和伦理道德的奠基和初步形成时期。先秦时期的道德生活是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发展的第一阶段，也是中华民族伦理文明曙光初露、道德实践活动得以展开、道德传统初步形成的时期，它在童年的“早熟”及由此显示的博大气象和丰富蕴藉为中华文明的古代辉煌作出了巨大贡献。也许可以说，没有古代的传统道德，也就没有古代中国文明的辉煌。因为，中国古代的辉煌常常是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的。它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之源、价值之泉、伦理之根，也是我们伟大祖国之所以具有自己独特魅力和神奇整合力的源头活水。
第一节 中华道德的起源与原始社会的道德风貌
中华伦理道德的萌芽、成形与发展演化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原始社会早期的图腾崇拜，到尧舜时期敬敷五典和周公制礼，再到孔子的仁学、孟子的仁义礼智四心等由他律而自律、由自在而自觉的发展过程，从中可以发现一条中华伦理道德不断人文化的发展线索。如果说西周是仪式伦理和法则伦理的确立时期，那么春秋战国时代则开始了从“仪式伦理”向“德行伦理”或“信念伦理”的演变。
一、中华道德的起源
人类伦理道德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的产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到形成，从少数人的明确意识而发展成为人们普遍要求的漫长过程。在原始社会早期，由于生产力十分低下，生产简陋，“上古穴居而野处”（《周易·系辞》），“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吕氏春秋·恃君览》），人与人之间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吕氏春秋·恃君览》）。发展到后来，伏羲氏“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社会意义上的道德生活由此产生。
中华历史的起源，大体可以将其界定为“三皇”时期。吕思勉先生在《先秦史》中指出：“吾国开化之迹，可徵者始于巢、燧、羲、农。”[1]巢即有巢氏，燧即燧人氏，羲即伏羲氏，农即神农氏，他们都是中国远古传说中的圣人或英雄人物。有巢氏的功绩在于教民“构木为巢”，开启居住文化的先河；燧人氏的功绩在于教民钻木取火，开启饮食文化的先河；伏羲氏的功绩在于教民人道礼仪，开启道德文化的先河。
中华民族的道德生活，“渊渊乎伏羲，积蓄于炎黄，大备于唐虞，经三代而浩荡于天下”。[2]伏羲、炎黄、唐虞代表了中华初始道德的三个阶段。
历史记载和研究表明，伏羲位于三皇五帝之首，早于炎帝、黄帝。关于伏羲氏的传说，《周易·系辞下传》指出：“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伏羲氏又称包牺氏、庖牺氏、宓羲氏。《帝王世纪》有云：“太昊帝庖牺氏，风姓也，蛇首人身，有圣德，都陈，作瑟三十六弦。……作嫁娶之礼，取牺牲以充庖厨，故号曰庖牺。”（《太平御览》卷七八）《世本·作篇》也谈到“伏羲制以俪皮嫁娶之礼”，自伏羲才开始有了婚姻嫁娶，才有了食用动物的风习。《白虎通》卷二“号”载，“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于是伏羲“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伏羲氏崇尚木德，以风为姓，上应天意，下孚人望，不仅教百姓制作鱼网，捕鱼捉虾，而且教百姓饲养马牛羊鸡犬猪等六畜，以丰富食品，并用作祭祀神灵的供品。在伏羲之前，人们知道母亲不知道父亲，知道做爱不知道礼节，处在血缘群婚时代。伏羲氏决心扭转这种情况，于是开始制定嫁女娶妇的规矩，即凡是打算娶别人女儿的，要先甄别姓氏，同姓不得婚配，然后请媒人说合，定下来以后，再用俪皮（两只野兽的皮，古时候人们用兽皮做衣服，用两张兽皮象征配偶）作为聘礼，然后才能结婚生子。从此以后，人们才知道父子关系，男女有别，不再随意婚配。伏羲氏在治理天下期间，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效法人身及万物之形状，初步创立了文字，以取代结绳记事的老办法。当然伏羲氏时代的文字还只是草创性质的，不够精密和规范，直到黄帝时代的仓颉确立六书的原则，中华文字才正式得以形成。伏羲氏还制定了历法，以甲寅为起点，天干地支互相配合，形成十二辰和六甲，于是天道完备。它使年、月、日不再混乱，东西南北也不会弄错。这种历法叫做甲历。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伏羲还根据阴阳变化，创制了八卦。并用八卦来教导民众决定嫌疑，排除犹豫，使广大民众从此不再受吉凶悔吝的迷惑，努力去认识事物的真相，使人间各得其宜。伏羲画八卦、结网罟、取火种、兴嫁娶、造书契、创乐器，用文明之火引导人们走出了鸿蒙未启的混沌时代。伏羲因此成为全世界华人的始祖。
女娲氏也同中华道德的起源相关。关于女娲氏的传说，见于《天问》及《山海经·大荒西经》。传说女娲不仅抟黄土造人，使世界有了人类，而且还炼石补天，战胜洪水，使百川向东南流归于大海，是一位创造人类和为民造福的伟大始祖和女神。《太平御览·风俗通》载：“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为了让人类永远地流传下去，她创造了嫁娶之礼，自己充当媒人，让人们懂得“造人”的方法，凭自己的力量传宗接代。女娲氏与伏羲氏系一母所生，她生下来就神奇灵异，身高一丈，容貌秀丽，长得唇红齿白，面如傅粉，光彩照人。李冗《独异志》卷三云：“昔宇宙初开之时，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又自羞耻，兄即与其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遣我二人为夫妻，而悉合；若不，使烟散。’于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乃结草为扇，以障其面。今时娶妇执扇，象其事也。”伏羲女娲结合为夫妻，开始觉得害羞，就将草编织成一面扇子，用来遮盖脸庞。羞耻心的孕育与形成是人类道德心理的最初萌动，它开启了人类追求和向往文明的心路历程。一些古人类学家和文化人类学通过考察也竞相得出羞耻心是人类道德发生的心理源头。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有了羞耻的心，就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了。孟子又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人不可以没有羞耻之心，没有羞耻之心的无耻是最大的无耻。知耻是人类道德认识之基础，也是一种良善的道德情感，同时还需要道德意志作支撑，它有着向知情意行发散推扩的原始基点和催逼个体注意自己的形象和言行举止等动能因素。
如果说伏羲“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奠定了一种原初意义上的规范伦理基础，有着圣人为生民立道或创制道德规范的意义，那么女娲与伏羲结合产生的羞耻之心则开启了人类道德心理的大门，培育了一种个体道德的内在心理机制和品格培养机制。这种社会需要和个体意识的内外结合是原初意义上的道德之原型或母体，也是中华伦理之晨曦初露，预示并象征着中华远古文明即将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
二、炎黄尧舜开启的道德生活源头
肇始于伏羲、女娲的中华道德萌芽，在炎黄时萌生孕育，至尧舜时得到一定的积蓄整合，使中华民族的道德生活正式发端。
从传说中的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到炎黄时代，可谓中华民族文明初曙的时期。虽然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对中华文明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真正将中华民族形成一个早期的整体并较为自觉地应用道德来凝聚人心、形成民族的内聚力、向心力，将中华文明推进到一个“早熟”的阶段，是同炎黄及其后来者尧舜的名字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1.炎黄肇造中华道德源头
中华民族最初的融合，始于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的合并。这两个部族从争战搏杀到休兵止戈、握手言和，最后团结到一起，组成了炎黄部落。黄帝和炎帝时期逐渐形成华夏族，因而他们都被后人视为华夏民族共同的祖先，故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炎黄两个部落的团结统一，成就了中华民族，也成就了中华伦理文明，从此逐渐走向发展壮大。
神农时，“养民以公”，致使“其民朴重端悫，不忿争而财足，不劳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资而与之和同”（《淮南子·主术篇》）。黄帝时，使朴素的淳朴道德向着有意识的社会道德方向发展。《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炎帝欲侵凌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商鞅指出：“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仪，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商君书·画策》）《淮南子·览冥训》指出：“昔者黄帝治天下……别男女，异雌雄，明上下，等贵贱，使强不掩弱，众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岁时熟而不凶，百官正而无私，上下调而无尤，法令明而不暗，辅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渔者不争隈，道不拾遗，市不豫贾，城郭不关，邑无盗贼。鄙旅之人相让以财，狗彘吐菽粟于路，而无纷争之心。”黄帝时代达到了淳朴道德的高峰，人人相让而不相争，各级官吏公正无私，劳动者安居乐业，路不拾遗，五谷丰登。
神农氏，姜姓以火德王，故称炎帝。传说上古时期姜姓部落的首领，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之一，又称赤帝、烈山氏。《世本·帝系篇》谓炎帝即神农氏，炎帝身号，神农代号。关于炎帝神农氏的丰功伟绩，史籍中少有成篇的全面的记载，但在各种史籍中，肯定炎帝神农氏功德的言论却是较多的。《周易·系辞下传》载：“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管子·轻重篇戊》载：“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商君书·画策》载：“神农之世，公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淮南子·修务训》载：“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之）宜、燥湿肥硗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帝王世纪》载：“炎帝神农氏，长于姜水。始教天下耕种五谷而食之，以省杀生；尝味草木，宜药疗疾，救夭伤人命。”神农氏不仅发明了农业，教人稼穑，而且创始了中国医药和医术。为了给人们寻找治病的草药，他尝尽了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最后他终于找出那些可以吃和不可以吃的物种，以及哪些物种可以作为药物。炎帝神农氏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创始者。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面前，他为了使部落生存、发展壮大，领导部族成员不断积累经验，与大自然斗争，从而改变了先民茹毛饮血、以渔猎为生的原始生活状态，开启了中华文明的曙光。
黄帝是中华民族共奉的“人文初祖”。他开启了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先河，在铸造中华文明的历史上起了奠基作用。史传黄帝之前，人们蒙昧未开，迨至黄帝时代，黄帝教民“兴事创业”，“治五气”，改造自然环境；“艺五种”，“佐五谷，养民人”，发展农业生产；制衣冠、造舟楫、用牛车、做弓箭、创医药，创造器物文明；立“礼法文度”，“别男女，异雌雄，明上下，等贵贱”、创官制、明财产、定婚嫁、立丧制，创立制度文明；造书契、绘图画、作甲子（历法）、定算数、制音律，创建精神文明。黄帝文化所蕴涵的崇尚文明创造的精神价值，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人文价值意识。
黄帝不但是伟大文明的奠基者，而且是高尚道德的典范。古代典籍对黄帝的道德品行多有赞颂，如“黄帝仁义”（《龙鱼河图》），“黄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韩诗外传》）。黄帝不但个人道德高尚而且着力实行德治，“修德抚民”（《帝王世纪》），从而使社会上形成了良好的道德风尚。即使黄帝与炎帝的战争、对蚩尤的征伐，也蕴含着道德方面的原因。史载黄帝征伐蚩尤是因为“蚩尤诛杀，无道，不仁义”（《龙鱼河图》）。黄帝“惟仁是行”的德性、“养性爱民”的德行、“修德抚民”的德治和“修德振兵”的德威，铸成了中华民族崇尚道德、尊重道德的价值观念，也培育了中华文化的道德精神，影响极为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