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近现代道德革命的展开与斗争历程
近代中国是一个变化剧烈的时代，在内忧外患的双重逼迫下，面临着“四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西方列强的侵略使中国从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逐步沦为任人宰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将中华民族推向深重的生存危机之中。正如康有为所说：“方今当数十国之觊觎，值四千年之变局。”[28]严复也说：“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29]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历程，实际上就是由传统向现代发生转变的一个社会转型过程。在此其中，“救亡”和“启蒙”的双重变奏，构成了整个近代化的共同主题。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开始，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救亡图存的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这些斗争和探索，每一次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了中国的进步，但是由于反动势力的强大和革命主体的阶级局限一次一次地失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对中国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义，但也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命运。“事实表明，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旧式的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革命，以及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都不能完成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30]
近代中国道德革命是其民族民主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革命也可以依据历史的发展变化区分为以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的道德革命和以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道德革命。资产阶级领导的道德革命形成的是资产阶级的伦理道德，无产阶级领导的道德革命形成的则是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伦理道德。在中国近代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深入思考，他们发动了对封建道德的批判，掀起了道德革命的运动，并把道德革命视为道德上救国的重要内容。近代一批忧国忧民的先进思想家在深痛民困邦危的强烈情感驱使下，在拯救民生、振兴祖国的历史情结缠绕下，强调在道德领域开展道德革命，肯定主体道德的选择自由，变传统道德的自觉原则为自愿原则，批判道德宿命论，提倡道德能动论，促使旧道德向新道德转化。梁启超敏锐地捕捉历史变革的脉搏，喊出了“道德革命”的时代强音，并表现出“愿为之执鞭以研究此问题”的决心。章太炎从总结近代革命的历史教训中得出了“是故庚子之变，庚子党人之不道德致之也”，“吾于是知道德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根极也”[31]的结论，强调道德革命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无道德者不能革命”，革命要想取得成功，必须以革命的道德作为精神的基础和价值的支撑。资产阶级所倡导的道德革命，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中国近代道德生活的形成和整个社会道德风习的转化，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的思想观念得到较大范围的传播。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先天的缺陷和后天的软弱，他们想革命又怕革命的性格也渗透在其伦理思想和道德品质中，进而导致了他们所提出的道德革命只能是西方资产阶级伦理思想的简单移植和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简单批判，缺乏对中国革命深入的思考和科学的总结。他们所倡导的道德革命很难得以成功，历史注定了他们无法完成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包括在中国进行道德革命的目标和任务。
正当中国的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或改革相继陷入困局的时候，中国的工人阶级也开始成长壮大起来，使山重水复的中国独立富强之路出现了新的转机。中国工人阶级是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和民族工业的产生而产生的。五四运动前，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空前壮大，斗争的自觉性不断增强，初步进入了有组织的状态，越来越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五四运动后，中国工人阶级正式登上政治舞台，公开声援北京学生运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大罢工。工人运动的深入发展呼唤科学理论的指导。但是，工人阶级不会自发地产生科学的理论。科学理论的创造“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32]科学的理论需要灌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给正在苦思焦虑地探索救亡图存道路的中国知识分子以深刻影响。诚如李大钊所说，“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33]李大钊所向往的第三种文明即为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所建构起来的俄罗斯文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来观察中国伦理文化发展的前途和命运，使得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加速了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认同和接纳过程，并开始了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历程。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之后，中国面临着两条道路、两种命运和两种道德生活方式的选择，即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前途、无产阶级道德生活方式和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前途、资产阶级道德生活方式（主要是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历史性选择，经过国共两党长达二十多年的斗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无产阶级道德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民党所标榜的“道德建设”宣告破产。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追求和道德生活方式，一种是国统区的利己自私和人人自危，一种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奋发向上与团结互助。国统区的道德生活呈现出腐化堕落及尔虞我诈、巧取豪夺等特点，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道德生活则体现出甘于牺牲和以苦为乐、不计名利等特点。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红军战士吃红米饭、喝南瓜汤、睡门板、盖稻草，却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当时流行一首歌谣：“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干稻草，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形象地描绘了红军战士以苦为荣、以苦为乐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英雄气概。延安时期，由于共产党人和八路军战士大公无私，勇于为民请命，保家卫国，使延安迅速成为一代青年向往、崇拜的革命圣地。艾青曾写诗描绘延安的精神风貌：“在这些山沟里有什么秘密，把它们向世界宣布吧——我们的政府不进行财政的偷窃，没有购买外汇的官吏，没有侵吞公款的职员，没有私带金条乘飞机到外国去的人，没有因大家削瘦而肥胖起来的家伙……一切为了反对法西斯主义，为了几万万人民的自由与幸福，为了这个古老的国家的独立与解放……所有的人们团结在信仰的周围，一切的技术组织在共同的目的里，人人获得了自由、博爱与平等。”[34]在无产阶级道德的熏染和砥砺下，中国共产党内涌现出一大批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民族英雄：张思德、刘胡兰、董存瑞、江雪琴……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共产主义道德的壮丽史诗。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的伟大胜利，是共产主义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的伟大胜利。
六、当代新道德生活的开启与建设
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获得了支配性和主导性的地位，共产主义道德由革命根据地的道德得以在全国普遍推广，中华民族的道德生活揭开了新的一页，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新中国的成立，使古老的中华大地到处都焕发出一派生机，新中国、新社会、新的生活、新的人格。建国初期在进行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抗美援朝等运动的同时，还开展了大规模清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丑恶现象和移风易俗的运动，坚决取缔吸毒、赌博、妓院等一切旧的腐朽和寄生生活方式，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废除旧的包办买卖婚姻，禁止重婚纳妾和童养婚，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保护妇女子女合法利益的新的婚姻制度。与此同时，还开展了对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批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运动。为使全国人民都具有高尚的共产主义品德，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劳动竞赛和比学赶帮超活动，涌现了一大批共产主义的先锋战士和劳动模范。1963年，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树立了具有共产主义道德的一代新人的先进典型，在全国人民中掀起了学习雷锋的热潮。雷锋高尚的人格激励着一代中国人奋发向上，无私奉献，焕发出空前的道德积极性和革命精神，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健康向上和充满活力的局面。人人对理想人格都产生了一种真诚模仿和追求，都在努力达到共产主义的精神境界，道德理想主义色彩十分浓厚。
然而，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的道德生活也呈现出某种脱离实际和过分理想化的倾向，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引下，过多地强调了道德的作用，而忽视了道德生活与经济、文化、法制的协调，在取得重大成果的背后却也孕育着巨大的危机，不断地反右使“左”倾思潮得以畸形发展。十年“文化大革命”是现代道德生活史的梦魇。“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道德政治化登峰造极，道德染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道德领域里的所有问题如生活作风问题都可以上升定性为政治问题。这种政治泛化的结果，造成了社会道德表面上的“神圣”实际上的扭曲现象，如儿子检举父亲，妻子告发丈夫，还有以出身论道德的好坏等等。当时道德生活的一种激进现象是否定人的正当利益需求，把人性和人道主义都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予以否定，人们谋取个人利益的愿望和动机受到严重的压抑，人的创造能力被扼杀，教训十分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