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国约有人口5.5亿，那时的文盲率高达80%。文盲成为新中国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扫盲成为摆在新政权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扫除文盲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扫盲班遍布工厂、农村、部队、街道。1950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教育部在1952年颁布了《关于各地开展“速成识字法”的教学实验工作的通知》。1952年11月15日，为加强对扫盲工作的领导，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以楚图南为主任的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并要求各省、地、县建立相应的扫盲机构，扫盲工作委员会下设办公厅、城市扫盲工作司、农村扫盲工作司、编审司。中国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扫盲运动。1955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对山东莒南高家柳沟村创办的记工学习班的经验予以肯定，并对结合实际分阶段编辑识字课本提出了具体建议，提倡在全国推广农民夜校，并主张“农民学习技术应当同消灭文盲相结合”。1956年，周恩来总理号召全国人民向现代科学文化进军，成立了全国扫盲协会，陈毅同志任会长，第二次扫盲运动又掀起高潮；两年后，陈毅元帅在有关会议上说，扫盲是使6万万人民睁开眼睛的工作，非干好不可，第三次扫盲运动吹响了号角。从1949年到1960年约有1.5亿人参加了扫盲和各级业余学校的学习。
2.社会主义文化的初步繁荣
新中国成立后，党主张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对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教育工作改革方面，实现了国家对学校的领导，废除了反动政治教育、建立和加强了革命政治教育。1952年，全国范围内进行高校的院系调整，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大幅度扩大高等院校招生的规模。文艺工作方面，党继续倡导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服务，还提出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在医药卫生工作方面，提出“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三大方针[5]。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方面，1951年9月，北京大学12位著名教授响应党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并逐渐扩大到各界知识分子当中，成为全国范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与此同时，以李四光、老舍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回到祖国参加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取得显著成绩，也涌现了一批优秀电影与文学作品。1951年3月，在全国26个城市举办了“国营电影厂出品新片展览月”，集中展映了以《白毛女》和《新儿女英雄传》为代表的20部故事片和6部新闻纪录片，这些以觉醒了的农民、工人、战士为主角的影片，风靡大江南北。周恩来总理欣然题词，称之为：“新中国人民艺术的光彩”。从1953年开始，像《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李双双》、《五朵金花》、《老兵新传》、《阿诗玛》等影片，使现实主义、传统文艺中的抒情性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文学方面，建国初创作了许多至今被誉为“红色经典”的优秀作品。如孙犁的《风云初记》、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曲波的《林海雪原》、杨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红旗谱》、罗广斌与杨益言的《红岩》等长篇小说和老舍的话剧《茶馆》等，这些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欢迎。此外，老舍的《龙须沟》、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刘厚明的《马兰花开》等文学作品，突出地描写社会主义建设中涌现的新人，不但风格明朗欢快，艺术上也比较成熟，堪称这个阶段文学的重要收获。
二、文化领域的纷争与流变
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历经了各种文化思潮的纷争与流变。其中，既有“文革”前后文化领域的错误批判，又有当今西方文化对人们生活的冲击，还有传统文化的复苏，等等。这些文化领域的暗潮汹涌，不断地冲刷着人们的心灵，或隐或现地变革着人们的道德生活。
1.批判胡风运动的始末
胡风，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从1949年起，担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1年9月24日至11月，中宣部召开了文艺工作会议，主要任务是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文艺界进行整风，确立毛泽东思想在文艺界的绝对领导。1952年3月，在整风运动领导机构出版的“内部通讯”中，发表了路翎在整风中公开宣传胡风文艺理论的通讯。9月6日，“胡风文艺讨论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大会要求胡风就“现实主义”、“主观战斗精神”等五个问题进行检查。周扬指出，胡风在文艺理论上执行的是反党路线。9月25日，舒芜发表了《致路翎的公开信》，指出：“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使我们对于党的文艺政策领导，完全采取对抗的态度。……当时，以胡风为核心，常在《希望》杂志上发表作品的我们几个人，确实形成了这样一个文艺小集团。”1953年1月，林默涵将自己在批判胡风时的发言整理成《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一文，发表在第2期《文艺报》上，文章将胡风的文艺思想定位：“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它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毛泽东的文艺方针没有任何的相同点；相反，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1954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一文。1955年1月11日，胡风写出了长达十万余字的《我的自我批判》，承认自己在一些根本问题上违反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文艺方针。随后，毛泽东对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作出批示：“对胡风这样的资产阶级唯心、反人民、反党的思想，决不能让他在‘小资产阶级观点’掩盖下逃跑，而予以彻底批判。”1955年1月30日，新出版的《文艺报》，拉开了正式批判胡风的帷幕。2月7日，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展开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从此，一场全国规模的胡风思想批判全面展开，并迅速变为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镇压。这种把文艺思想争论当作政治斗争的做法，特别是没有经过核实，就把胡风和与他有联系的文艺工作者当成反革命集团的做法，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成为建国后第一大文化冤案。
2.批判“海瑞罢官”与“文化革命”的开始
1959年4月，毛泽东针对干部中不敢讲真话的问题，提倡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北京市副市长、著名明史专家吴晗遂于6月间发表了《海瑞骂皇帝》一文。之后，他又相继写出《论海瑞》、《海瑞罢官》等文章和剧本。1962年，江青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秘密策划炮制批判文章。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由江青、张春桥等共同策划，姚文元执笔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单干风”、“翻案风”联系在一起，诬陷吴晗同志撰写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姚文元文章的写作与发表是江青一手策划的，毛泽东同意发表这篇文章，而且给予极大的重视。他把发表这篇文章看作是“甩石头”，用以打破他所不满的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局面。1965年2月，彭真作为1964年成立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召开小组会议，试图把这场运动控制在党领导的学术讨论范围之内，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1966年4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先后发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等文章，进而把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同庐山会议上撤销了彭德怀职务一事联系在一起，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浓重的政治色彩。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开始进行全面的“揭盖子”。随着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中央撤销了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等为成员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为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指挥部，而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则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3.批林批孔运动
1973年7月，毛泽东在对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指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他认为，法家在历史上是向前进的，儒家是开倒车的，这样把对林彪的批判与对孔子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目的是为防止所谓“复辟倒退”，防止否定“文化大革命”。江青一伙接过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口号，经过密谋策划，指使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和北大成立“大批判组”，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并把运动的矛头指向周恩来。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准王洪文、江青的要求，由党中央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批林批孔”运动遂在全国开展起来。这个运动从1974年初至同年6月，历时半年。在此期间，江青一伙借“批林批孔”之机，到处煽风点火，大搞“影射史学”，批判所谓“现代的儒”、“党内的大儒”，露骨地攻击周恩来；他们借批林彪的“克己复礼”，影射周恩来1972年以来进行的调整工作是“复辟倒退”、“右倾回潮”；他们还极力吹捧“女皇”，为其反周“组阁”阴谋大造舆论。毛泽东发现江青一伙借机进行夺权活动以后，对他们作了严厉的批评，斥责他们是“四人帮”，使他们反周“组阁”的阴谋失败。这次“批林批孔”运动，不但在历史研究领域和社会伦理道德方面造成混乱，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而且在江青一伙煽动的所谓“反潮流”的冲击下，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来出现的各方面工作好转的局面又遭到挫折。
4.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上山下乡运动，指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组织大批城市的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在农村定居和劳动的政治运动。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955年4月8日，当时称之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团访问苏联时了解到从1954年开始，苏联改变了以往移民开荒的办法，而以动员城市青年下乡为开荒的主体。这一做法，既能够利用荒地增产粮食，也可以解决城市青年的就业。代表团回国以后，团中央书记处于6月下旬将《关于苏联开垦荒地的一些情况的报告》报送中共中央。6月27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报告，在批示中指出这个报告“很有参阅价值”。从50年代中期的1955年到60年代初，经团中央牵头，北京、上海、天津等地以邢燕子为代表的一些有志青年，响应党的“好儿女志在四方”的号召，组织垦荒队、远征队，到农村去、到山区去、到边疆去，立志改变农村落后面貌。1968年，毛泽东主席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一声令下之后，数百万城镇中学生告别父母、亲人和家乡，奔赴农村和边疆。1968年冬天，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1969年2月初，中央安置办公室召开跨省区安置下乡青年协作会议，决定由10省区接收京、津、沪、浙下乡知青110万人。“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口数达到1000万人。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但上山下乡运动仍在继续进行，到了1977年末，在农村、边疆的知识青年还有863.8万人。1980年，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指示，对当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不再组织和动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涉及家庭十分广泛，可以说这场运动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
5.1977年高考的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