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政治生活的最大变化就是人民群众成了国家的主人，影响中国几千年的宗法等级制度被瓦解，人们在政治生活中实现了平等。而且，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运行、改革，国家权力的实施和监督都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意志，为人民谋福利是新中国政治生活的唯一价值导向，而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也是以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和保障为基准的。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加强党的道德建设也就构成了现代中华民族道德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层面。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时，国家的新领导面临一些棘手的问题。社会和政体四分五裂，公共秩序和风气已经败坏，被战争破坏的经济遭受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折磨，中国根本的经济和军事落后性给社会精英争取国家富强的目标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可是到了1957年，中共的领导人可以以相当满意的心情回顾1949年以来的一段时期。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经过了几十年的分裂后已经建立。”[18]而这个强有力的政权的产生不是因为它拥有庞大的国家机器和严酷的刑罚，而是因为这是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一起在其中为统治阶级”[19]。整个社会的力量都被调动起来，保卫和建设新生的国家。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也努力加强自身建设，推行民主决策，惩治党内腐败分子、改造国家机关和工作作风，从而纯洁了党的队伍，树立了适应新社会的新道德、新风尚，对整个社会也产生了明显的带动作用。
“1956年9月，党的八大标志着和宣布了中国‘由革命到建设’的转变。由于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即敌我矛盾、阶级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基本解决，而人民内部矛盾则逐渐大量暴露出来，突出出来，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是‘提起一切工作的纲’。”[20]为了适应这种转变，中国共产党发起了党内整风运动。整风运动虽然在进行的过程中有一些偏差和失误，但是成绩是主要的，它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进行了严厉的鞭挞，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推行了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党内矛盾、克服缺点的方法。“这次整风运动实际上是党进一步发扬群众路线、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的教育过程，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道德传统在当代的发扬光大。”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在调整国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道德建设也进一步得到了强化。党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全力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对生产瞎指挥风。为了克服困难，领导群众渡过难关，中共中央还精简机构，充实干部到基层工作，从1960年到1962年，全国有一百多万干部下基层工作。同时上至中央领导，下到普通党员，都贯彻勤俭建国、勤俭办事的方针，发扬艰苦朴素、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带动下，“在抗击灾难中造就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大团结，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对社会主义事业充满希望。中华民族凝聚力在严峻考验中得到了升华”。[21]“60年代初期，我国在经济上所遇到的困难，是今天的年轻人所想象不到的。但是，那时社会却比较安定，比较团结，党风和社会风气都比较好。尽管我们党的工作发生了那么大的失误，给群众带来了那么大的痛苦，但群众仍然把克服困难、争取好转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我们党身上。党要求群众配合的事，号令一出，仍然同过去一样，齐心协力，尽力完成。1961年、1962年内精简1000多万名职工、减少200万城镇人口，顺利实现，就是人们仍然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党身上的一个最好的证明。”[2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1957—1966）成绩是巨大的，但是党在工作指导方针上也有严重错误，“左”倾错误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面并没有得到彻底纠正，而且在政治生活上还继续有所蔓延发展，而这成为“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方面我国的政治生活领域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现象，党内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想象非常严重，一大批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重大贡献的老干部、老党员被打倒，甚至受迫害致死，还殃及许多无辜群众，这种状况在社会中也造成了恶劣影响，人人自危，互相揭发，影响了干群关系，也伤害了骨肉亲情。“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23]，严重破坏了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也败坏了社会风气。另一方面还必须看到，“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广大群众，一方面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斗争，另一方面也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进行不同程度的抵制。“正因为这种共同斗争，才使得我们尽管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但是这种破坏还是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24]他们中的许多人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谱写了坚持真理、追求正义的正气歌，成为现代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上的闪光点。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我国在推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拉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大幕。新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围绕着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善政府领导体制和其他不适应中国现代化发展要求的其他制度和体制，着力克服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等。这些改革对于进一步健全党内民主，密切党群关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然而，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迅速推进，特别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党内腐败问题开始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党内腐败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和恶劣的影响，“腐败造成经济管理混乱，破坏经济的健康发展，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危害。以权钱交易、权力商品化为主要特征的腐败现象，是对社会主义原则的背叛，也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大敌”。“腐败是腐朽思想和文化的外在形态，与先进文化格格不入。它腐蚀干部的思想和作风，严重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腐败是执政者丧失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的基本原因。腐败首先腐蚀的是执政党的肌体，导致在党内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从而使党的系统和权威受到瓦解。腐败扭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之无法得到正确的制定、贯彻和实施；腐败导致社会利益分配严重失衡，贫富差距拉大，引发广大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不满甚至对立情绪；腐败造成用人不公，严重地打击和压制人才，使之离心离德，甚至成为对立面。”[25]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一些腐败分子受到了严惩，腐败现象有所遏制，但是新时期反腐倡廉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与腐败现象进行持续不懈的斗争是新时期道德生活的重要内容。
三
思想文化既是人们现实生活的重要内容，又是道德生活的直接载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思想文化建设的总体运行轨迹就是建设、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体系，而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与现代的，本土的和域外的各种道德元素也获得了碰撞、冲突、整合的机缘。
1949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就预言：“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新中国成立后，改造旧有文化事业，荡涤旧中国所遗留的陋俗文化，建立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体系，确立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宣传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成了思想文化战线的最重要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