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只麻雀。
不，确切地说，我曾经是一只麻雀。
我是一只世界上活得最久的麻雀。
麻雀的寿命很短，活个两三年算是正常，活个五六年算是寿星，活个七八年就是大大地赚了一把。而我，却活了整整十一年。有一本国际权威级的鸟类杂志，把我列为世界纪录。至今我的纪录还没有被任何一只麻雀打破，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
我之所以能活这么久，可能跟我小时候的厄运有关。人类有一句流传得很广的话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其实这话运用到鸟类身上也同样适宜。我幼年时所遭遇的事，已经把我的眼睛磨成了铁砂，后来在人世间见到的所有疼痛和劫难，都被眼睛挡在外边，再也进不了我的心。所以我的同伴们都早早死了，我却安然无恙地活过了天年。
我是在被孵出蛋壳的第十五天里和我的全家失散的。我至今依旧记得那个早晨发生的事，清晰到每一个细节。最近有一个叫龙应台的女作家，在一本《大江大海1949》的书里，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世界上所有的暂别，如果碰到乱世，就是永别。”她说的似乎就是那天的情景。
那天早晨树林子里格外静谧，几乎听不见任何一丝树叶和鸟翅的翻动声。等我长大些，有了足够的阅历之后才会懂得：那其实是大难来临的先兆。爸爸在我们还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我们。和人类相似，麻雀的世界里妻子和孩子只是雄鸟生活内容的一部分。妈妈刚醒，正在梳理羽毛准备出门寻食。那阵子妈妈时不时地会从同伴那里听到不祥的风声，可是妈妈不能守在家里，乱世也无法卸下一个母亲肩上的担子。
妈妈似乎闻到了空气里的隐约杀气，她刚飞出去又折了回来，用她的喙亲了亲我们六个兄弟姐妹，说今天谁也不许出门，都在家里等我。很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妈妈那天看我们的眼神，还有她喙上的那一抹胭脂——那是漫山遍野的红果在她唇上染下的印记。后来我就是凭着这抹印记辨认出她来的，那时她正被穿在一根细竹竿上，和成百上千只死麻雀一起，放在一辆破旧的板车上展览。
我们在窝里等了一会儿，也许是一个小时，也许是两个。我们那时刚刚学飞，翅膀还软，却对外边的世界有着无限的好奇。我们终于失去了耐心。大哥是第一个违背妈妈的叮嘱飞出去的，而我是最后一个，不是因为我比他们听话，而是因为我比他们胆小——我是一窝里最小的那一只。
正当我把脑袋搭在窝沿上，犹豫着要不要跟哥哥姐姐出行的时候，我突然听见了一声哨子。这几天山上时不时会有哨子声，但是这一声和那些有所不同。这一声很粗蛮又很尖厉，像是一把带着锋刃的大刀，把山林的静谧掏出了一个大大的洞。我听出来那是一只特大号的铁皮哨响，吹哨的是一个魁梧的男人——小孩不会有那样宽厚的肺气；而且，那人就在离我栖身的这棵树不远之处。
哨声终于停了，可是林子却没有安静下来，因为一阵巨大的声音攀在哨子的尾巴上响了起来，把林子层层叠叠地包裹住了。那是一些搅和在一起的敲击声，有铜锣、铁桶、锅盖、脸盆、痰盂、铝饭盒、茶缸，甚至还有搪瓷碟子。几十件？几百件？我已经无法分辨。那些声响里头最蛮不讲理的当属铜锣，它毫不谦让地第一个爬进了耳朵，把耳道堵住。可是它再强壮，也有疏漏的时候，于是那些桶啊锅啊盆啊盏啊就个挨个地钻进来，挤满了铜锣留下的每一个细小空隙。耳朵喘不过气来，抽搐了几下，就昏了过去。
耳朵是雀子的灯，灯一灭，脑子就晕头转向了。我浑浑噩噩地飞出了窝巢，一下子就撞在了我二姐身上。她茫然地看了我一眼，似乎已经不认得我了。鲜亮的太阳不知怎么的说没就一下子没了，林子一片昏暗。过了一会儿我才明白过来，那蒙住日头的，不是云，而是鸟——黑压压一片的鸟。上面飞着的，是长着大翅膀的鸟儿，比如苍鹰、大雁、野鸽子；底下转着圈乱窜的，是短腿短翅的鸟儿，比如我们这样的雀子。我从来不知道，在我们这个貌似安宁的林子里，竟隐藏着这么多长着羽翼的生灵。
过了一会儿，天仿佛裂了一条缝，林子稍微亮了一些，那些长着大翅膀的鸟儿都飞走了，只剩下一群像我们这样飞不高也飞不远的笨鸟。敲击声一阵高，一阵低，却一直没停。一拨人累了，就有另一拨人来接替。其实我们的耳朵早已听不见声音了，我们听到的只是一波又一波的震动。我们像是被人放在一个扬稻谷的木锨上，一忽儿扔到天上，一忽儿掼在地下。我的身子很沉，脑袋更沉，翅膀扛不动我的身子，身子也扛不动我的脑袋。我看见我身边的一只老雀直通通地撞到了一棵树干上。我想喊住他，可是我喊不动，我实在没有力气。我挣扎着又飞了半圈，我的尾巴被另一只雀子碰了一下，回头一看，原来是我大哥。他想说话，可是他已经筋疲力尽。他突然头一歪，石子似的坠到了地上，把地上的泥土砸出了一个坑。
我真希望我是个瞎子啊，我宁愿用外边世界所有的精彩，来换取那一刻的失明。可是我偏偏清清楚楚地看见了，我大哥双脚蜷曲着躺在地上，两眼定定地望着苍天，翅膀抽搐了几下，身子就硬了。
我的翅膀也开始抽筋，身子失去了平衡。我已经使完了最后一口力气，我知道我马上就会像大哥那样坠落到地上摔成肉泥。我紧紧地闭上了眼睛，准备着承受砸到地上时的那一阵巨痛。我感到了坠落时的速度，还有风。多么好啊，五月的风，不软也不硬。本来我该在这样的风里扎扎实实地练一练我的翅膀，然后和妈妈一起用林子里的酸果染红自己的喙的。可惜啊，可惜，这只能是我命里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五月天了。
突然，我的脚崴了一下，我着地了，却没有感觉到痛。我睁开眼睛，发觉自己落在了一个装满细长黄花枝条的竹篮里。蹲在竹篮边上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女人。那女人显然被从天而降的我吓了一跳，回过神来，看着我，摇摇头，说了一句：“才多大的一个雀儿啊，碍着谁了？天杀的。”
刹那间，这张黝黑的，被汗水浸透了的脸就在我的记忆中定格成为永恒。
这时女人身后跑来一群系着红领巾的孩子，女人扯过一把枝叶盖在我身上，提起竹篮，若无其事地朝山下走去。
就是从那天起，我跟着这个女人离开了那片伤心之林，来到她居住的城里，和她一起生活了整整十一年。
妈妈曾经对我们说过，雀儿来到世上见到的第一个人，除了狠心的猎人之外，就是雀儿一生中最有缘的贵人。每一只雀儿一辈子都会遇上一个贵人，每一只雀儿都要好好守护自己的贵人。
我长大后，几乎每天都跟随我的贵人进进出出，有时借着夜色，有时借着树荫的掩护；有时她知道，有时她不知道。一直到有一天，我实在飞不动了，老死在她为我搭建的窝巢中。
“阿芬，什么味道，这么难闻？”
全崇武走进屋里，抽了抽鼻子，问妻子朱静芬。
静芬指了指地上的一个脸盆，说我今天摘了金银花，加上皂角，泡在米醋明矾水里，待会儿给你泡脚。这是邱阿婆的秘方，说十天半个月保证能治好脚气。
邱阿婆是他们的隔壁邻居。
“你还真信？”他挑了挑眉毛。
“她家三代是中医，反正不花几个钱，试一试也没关系。”她说。
崇武脱下身上那件印着“纺织机械厂篮球队”的背心，往凳子上一扔：“一会儿洗一下，晾在风口吹干了，明天和造船厂打比赛要穿。”
崇武光着膀子的样子很中看，肩上胳膊上腰腹上的肌肉绺是绺，团是团，汗水在上头抹了一层猪油似的亮光。崇武最得意的一件事，是当了厂里的篮球队长。“那是大伙儿选的，不是上头指派的，靠的是本事。”他常常这样吹牛。
饭菜已经端上桌了，是两菜一汤。菜是咸鱼烧萝卜干、西红柿炒鸡蛋，汤是紫菜虾皮汤。崇武说食堂拿回来的是这几样，家里煮的也是这几样，天天吃这个，不能换点花样吗？
静芬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说换了，今天的西红柿里放了榨菜丝，你尝尝就知道，味道不一样。
崇武看了一眼坐在桌角上用手指头勾着橡皮筋玩的女儿，说吃吧，跟你说过不用等我。厂里事多，什么时候回来没准。
女孩还不到四岁，不懂这话原来是说给她妈听的，就老老实实地回了一句：“妈不让我吃。”
崇武夹起一块咸鱼，扔到女孩碗里。女孩饿了，吃得很大口，却一直低着头。
“这孩子，怎么像是别人家里捡来的，跟我不亲。”崇武摇了摇头。
静芬用指头梳了梳女孩剪得很短的头发，说你在家的时候少，全力她认生。
三个人便都埋头吃饭，不再有话，只听见筷子碰在碗沿上叮叮当当的响声。走廊尽头那个接触不怎么好的扩音喇叭，在刺刺啦啦地播放着一首歌：“月亮……白莲花般……穿行，晚风吹来……歌声……”
突然，崇武的耳朵抖了一抖，他听见了一个怪异的响声。一扭头，就看见了墙角的那个竹篮子里，站着一只脚上拴了根红绳的小雀崽。叫它雀崽一点儿也不过分，它比一只鸽子蛋大不了多少，身上只看见一个头，头上只看见一张嘴，毛长得稀稀拉拉。
“今天我去山上给你摘金银花，这只雀子落到了我的篮子里，我就带回家来了。”静芬说。
崇武把饭碗往桌上一放，骂了一声“胡来”。
“我在厂里领导别人除四害，你在宿舍里养麻雀，你让我怎么在人前说话？”他嚷道。
“这么大一片林子，它怎么偏偏掉在我的篮子里？还不是跟咱们家有缘。”静芬低声替自己辩解着。
“你给我，立刻送到，居委会去。”
崇武站起身就要去拿篮子，可是他感到腿有些沉。女儿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过来，扯住了他的裤腿。女儿的嘴唇抖了抖，却没说话，只是定定地看着他——女儿的话都写在眼睛里了。他被女儿的眼睛蜇了一下，就迈不动步子了。他把篮子递给妻子，说藏好了，别让我再看见它。
静芬把篮子放到屋里床下藏好了，再回到饭桌上来，却不想吃了，放下筷子，怔怔地看着男人端着一个豁了口的碗喝汤。男人喝起汤来喉结上上下下滚动，一丝紫菜挂在嘴角，身上的汗干了，头上却出了一层新汗。
“小李七一结婚，你说我给她买个什么礼物好？是脸盆还是热水瓶？”
静芬在冶金厂的食堂工作，小李是她的同事。
崇武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继续咕噜咕噜地喝着汤。
“挑了个大热天结婚，你说怪不怪？你都光膀子了，她倒还穿着夹克衫。厂里岁数大些的，都说她腰身看起来有点那个……”
“无聊。”崇武站起来，用手背抹了抹嘴。
静芬住了嘴。
“你去给我拿件干净的衣服，我晚上有会。”他对妻子说。
静芬进屋打开抽屉，取出一件洗得看不出颜色了的粗布衬衫——那是崇武在部队时穿过的旧衣服。崇武接过来，穿了一半，又脱下来，说还是给我拿那件白府绸的吧。
静芬找出那件还带着折痕的衬衫，崇武一个一个纽扣扣好了，把袖子挽到了胳膊上。想了想，又放了回去。
“什么会，这么重要，星期天晚上？”静芬怯怯地问。
崇武没有回答。他扯过架子上晾着的毛巾，擦了擦脑门上的汗，就朝门外走去。
“全力她爸——”
女人叫住了他，递给他一个军用水壶——那也是他在部队用过的旧物。
“胖大海。”她告诉他。
崇武接过水壶晃了晃，很沉。他看了女人一眼，说晚上不用等门，我带钥匙了。
“她爸，”女人低了头，迟迟疑疑地说，“我怕是，又有了。”
男人怔了一怔，过了一会儿才听懂了女人的意思。
“什么时候的事？”他问。
“两三个月吧，不是年底就是年初要生。”
男人沉默了，仿佛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半晌，才终于嘿嘿地笑了。
“也好，这回生个会打篮球的。”
男人把水壶斜挎在肩上，走入了灯火疏朗的街市，脚步咚咚的，声气很足。男人有太多的事情要做，男人管不了趴在他脊背上的那双眼睛。
“妈妈，我们回去吗？”全力望着朱静芬，疑惑地问。
这条路全力已经走过好多回了，每一回都是被妈妈拉着来的。每一回，都是到了这根电线杆子底下，妈妈就会拉着她往回走。她问过妈妈到底要去哪儿，妈妈从没回答过她。
今天走到这根电线杆底下时，静芬和平常一样停下了步子，但却不是要往回走的意思。她只是走不动了，斜着身子靠在电线杆上喘着粗气。倒也不全是累，她至今不肯接受厂里的照顾，依旧和别人一样轮着三班。她停下来是因为肚子里的那个家伙又开始踢她了。踢在这里是个含混笼统的词，其实她并不知道参与捣乱的是否仅仅只是脚。她感觉肚腹里到处都有动静，兴许是脚，兴许是拳，兴许是那个憋得不耐烦了的脑袋瓜子，它们合着伙儿欺负着她的身子。七个月了，从前头看，她的肚皮尖尖翘翘的顶着奶子，身孕已经很明显了。可从后头看，腰身空空荡荡的，几乎还没大变样。邱阿婆给她把过脉，说是男胎。厂里那些生过一堆孩子的大妈大婶，也都说是男胎。其实她也觉得是男孩，因为世上没有哪个女孩会这样淘气。怀全力的时候，胎儿安静得让她害怕，她有时候几乎担忧她怀的是个死胎。
“不回家。”她对全力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