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啃羊肉串时不要轻易做决定
作为一个电影系大四的女生，我和其他所有即将在三个月后毕业的“电影狗”一样，一边拍毕业作品，一边寻找实习机会。
然而，两件事都卡死在一个叫杨小川的学长身上。
第一件事是，我想找一片田野来拍摄，这片田野，我在杨小川的毕业作品里看到过。于是，我辗转联系了他的同事——另一个我比较熟悉的学长——高原。
高原接到我电话的时候十分爽快，告诉我杨小川就在他身边，有什么问题尽管问他。于是，我问杨小川：“学长，你好，我是狮子，我想问问你拍毕业作品的时候那片田野是在哪里找的。”
电话那边声音很像刚刚睡醒一样，说：“啊，那个，不好找，我们当时开车过去的，在南朗附近。”
我说：“我就在南朗，和我的摄影师顺西一起，你能告诉我具体的地名吗？或者标志性建筑？”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斩钉截铁地回答：“没有。”
就这样挂断电话了。
他心里一定是不想告诉我的！
太小气了！
天哪，怎么会有这种人！
第二件事是，我想去实习的电影公司，就是杨小川所在的公司。
我找了个机会问杨小川：“能不能把我推荐给你老板？我想去实习。”
杨小川说：“我们公司目前不招人。”
“怎么可能不招人？听说你们公司就三个员工啊！”
最后，我当然还是找到了那片田野，在我和摄影师扛着机器跑了几公里路，累成狗之后。
我也获得了那家电影公司的实习机会，在我厚着脸皮找系主任求推荐，花光了自己所有的人品值之后。
HR给我打电话那天，是个晴朗的好天气，我正和我的男朋友舒平一起坐在珠海一家大排档啃羊肉串。
HR说：“你被录用了，最好最近就能来北京工作。因为你没有住所，所以就安排你和杨小川先住在一起。杨小川现在住的地方是公司出钱租的，离公司很近，也很方便。”
我想了想，说：“好。”
我挂上电话，觉得好像这样也很好。
在北京，如果自己租房子，可能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且北京很多人会和异性合租，与其和完全不认识的男人合租，有可能半夜被人拿刀捅死，还不如和一个认识的学长兼同事合租。况且，他已经在那里工作，住了一年，家里一切应该都井井有条了，我入住应该也都很方便。
我的小算盘打得啪啦响，觉得怎么都是自己划算。
但是万万没想到，这才是一切麻烦故事的开始。
2 红娘又不是蜘蛛侠，你们是不是对红娘有误解？
确定了去北京的日期，我在学校安心地度过了最后的学生生涯。临近毕业的某天，我正在食堂认真地思考是吃手抓饼还是吃东北大炖菜时，突然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我使劲揉了揉眼睛，确认我看到的就是杨小川。
我走过去，有点儿高兴地跟他打招呼。
“嘿，学长，你回学校啦？来看我们这届的毕业作品展吗？”
噢！对了，我是不是忘了说他的长相？
他很瘦削，一头自然卷，扎了一条小辫子，爱穿黑色皮衣，有点儿坂田银时的气质，整个人总是懒洋洋的。此时，他很帅的脸上露出一种很“傲娇”的神色，说：“不是。”
“噢，那你来干吗？”（我怎么就管不住我八卦的烈火雄心？）
“我来看M.J.模仿秀。”
“噢，那个New Jazz社团的表演？你就为了看这个表演从北京飞来珠海？”（快告诉我事实的真相啊。）
“嗯。”
等了一会儿才确定，他确实没有话说了。
好吧，我有点儿妥协了，反正也问不出来什么了。
“那……一会儿要一起吃饭吗？等我毕业了就要去你公司上班了。”
“不了，以后去北京，有的是机会见面。”
傲娇脸杨小川说完这句话，又给我留下了一个背影，转身离去。
很跩，是不是？是不是？那有本事你别给我打电话啊！
毕业的那一天，我处理完宿舍里的事情，正在好朋友斯斯的帮助下，一箱一箱地把自己的所有东西——书籍、衣服、资料、小杂物搬运到那个并不会和我一起去北京的、住在珠海的男朋友家里去。
正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我接到了杨小川的电话。很意外。
“嗯？有什么事吗？”
远在北京的杨小川似乎在寻思怎么开口。
“学长，你说啥事吧！”
杨小川说：“是这样的，有一个女生，不知道你认识不认识，是MJ秀里面的一个学妹，叫樱桃，你能不能去花店帮我买花送给她？我回头把钱给你。”
我跟斯斯一对视，红娘之心顿时炸裂，这么“小言”的剧情，这么“傲娇”又陷入恋爱的男子，咱得帮啊！
挂掉电话，我跟斯斯商量，这件事要帮学长做，并且要全力以赴，赴汤蹈火！
这样想起来，我们真的有成长为热爱拉郎配的居委会好大婶的特质。然而，事情远远没有我和斯斯想的那么简单。杨小川说，他有几个要求：第一，要一个花篮，里面装满鲜花，篮筐上系满气球，气球得能飘起来；第二，樱桃学妹住在18楼，我们要从19楼的阳台，在凌晨12点整把花篮从上往下飘落到学妹的阳台上。这时，他再打电话告诉学妹，喊她去阳台上看惊喜。
我此时真的很想说“Fuck”！
在一个学校小卖部包装纸都是印着“祝你幸福安康”的中老年朋友最爱的花店，我和斯斯实在找不出来一个可以装满花朵之后完全不土的花篮。而且，我们找不到氢气，只能绝望地买了超市的彩色气球，用强大的肺活量吹了二十五个气球，最后拜托花店兼小卖部老板拿捆货的麻绳把气球捆在了花篮上。
嗯，没有飘起来的气球。
丑花篮。
以及我和斯斯用过多种办法，包括爬水管，也无法解决从19楼阳台扔花篮下去的问题。
就这样，折腾到深夜，眼看时间临近，我问杨小川：“为什么赶在今天送？她今天生日？你今天要表白？”
杨小川说：“因为今天是5·20。”
我的内心有一种崩溃的声音。
还好有斯斯，这个脑瓜无敌好使，能够把一切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女生，在三百六十度观察了地形之后，想出了顶呱呱的方法。
她敲开了樱桃学妹隔壁宿舍同学的门，从隔壁的阳台把花篮推过去了。
呵呵，功成身退。
凌晨临近，我和斯斯离开那扇紧闭的樱桃学妹的宿舍门，心里弥漫着三个担忧。
万一她今晚不在宿舍，怎么办？
万一她觉得花篮太丑，怎么办？
万一她十分感动，然后拒绝了，怎么办？
残酷的事实就是，我们的三个担忧全都变成了现实。
至少在我前往北京的火车上，杨小川告诉我，他还是单身。
但是，当我终于到达北京，拎着行李，推开我即将开始居住的房子的门时，还是愣住了。
3 想住大房间可以啊！你长得漂亮吗？
我到北京的时候，杨小川正好休假回家了，他把家门钥匙给了贯中久——另一个我熟悉的学长。
贯中久很壮，有点儿蒙古族大汉的样子，在学校的时候，他拍戏我老去帮忙，所以彼此非常要好。
那时候，他是弓道馆的神射手，小伙子还长得很有青春日漫男主角的味道。毕业后，一年不见，他已经从男主角长成男主角的叔叔了。
贯中久挣扎了一下，还是在我的威逼利诱下，答应帮我把行李箱搬到四楼。这栋没有电梯的红砖老房子，可能比我的岁数大多了。
楼道里堆满了杂物，拐弯的时候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弥漫着一股浓浓的煤炉味。
使劲闻闻，谁家在炖玉米排骨汤？
打开门，贯中久把行李箱给我扔在走廊里，自己轻车熟路地推开主卧的门，躺倒在沙发上休息，瞬间处于昏迷状态。
这个房子，我环顾了一下，大约60平方米，分成两个卧室，没有客厅，只有一条很窄小的走廊。
主卧有沙发、电视、小阳台、一张双人床，次卧只能放一张一米二的单人床、一个衣柜和一张桌子。
有什么可抱怨的呢？要是你来过北京，自己租过房子，就会明白。
一个刚到北京、人生地不熟的女孩，住进团结湖的白家庄小区，步行五分钟到地铁站，公交车站就在门口，灯红酒绿的三里屯近在咫尺，坐拥东三环大国贸十号线，而且完全不花钱，简直要产生一种空手套白狼的恍惚感。
况且，这个主卧的装修根本就是给女生住的吧？彩色格子的窗帘，手工艺的沙发布，白色的毛茸茸的地毯，草编的榻榻米……床与这个房子里最像客厅的空间被一幅画着日式兔子的厚重麻布隔开，电视柜上放着一大堆私房猫的零钱罐，玻璃罐子里插着三朵小花，卧室的门框上都挂着和风的门帘。
而次卧的床上、凳子上，堆满了男生的衣服和鞋子，墙上贴着从天花板到地板的黑白的海报，书桌上放着电脑，拥挤又昏暗。
我的心里泛起了涟漪。
杨小川同志，是我错怪你了，以为你是个没良心的白眼狼，没想到你不仅自己让出来大卧室，还把给学妹的卧室装潢一番，搞个大新闻。
唉，以后倒垃圾、下楼买水这种事，就包在我身上了，有我一口吃的，就绝对饿不死你。
我打电话给杨小川，十分不好意思地说：“小川啊，其实我住小卧室就可以了哈，何必这么麻烦，还——”
杨小川打断我：“你的房间是那个小卧室。”
等等，等等，excuse me？
导演，这个演员他使诈！台词本不是这么写的啊！
杨小川仍然用他那种好像刚刚睡醒、很好听很温柔的声音不急不缓地说：“前段时间有个女生住在这里，她就住了大卧室，我把我的东西搬去了小卧室。现在既然公司安排你住进来，那个女生自然会搬走。你可以这几天先住一下主卧，等我回北京了我们再换，不然小卧室现在也放不下你的行李。”
我挂上电话，感觉他这段话直白得不像人话，那就是三个意思：一是，你来了，我只好被迫赶走了我的妹子，但是你是公司安排的，我没办法不欢迎，也不能说完全欢迎；二是，妹子可以住主卧，但是你不是妹子，你滚去住次卧；三是，现在让你住主卧，是因为我怕你把我次卧的东西搬来搬去，弄丢了或者弄乱了。
我有点儿生气，但是仔细想想，又没有什么好生气的。
作为前辈，他住主卧当然没问题，我觉得我生气的重点是，他让另外一个女生住主卧，让她随便装扮这个卧室，却不让我动他放在次卧里的任何东西。
我在洗手间望着年深日久、水渍斑驳的镜子问自己。
狮子，你他妈的难道不是妹子吗？！
4 做一个特别的人，要肚子长在背上
杨小川推门进来的时候，我正在沙发上四仰八叉地躺着——刚刚做完一个皮肤手术。
这是我来北京后我们第一次见面。
杨小川看我的肚子上包着纱布，放下背包，坐到我旁边，皱着眉毛问我。
“你怎么了？”
“我植皮了。”
“你整容了？！”
“不是，我有皮肤病，趁着来北京又还没开始上班，我妈妈过来摁着我去做了植皮手术：把肚子上的皮肤组织提取出来，贴在脖子和背上。”
“这么说，”杨小川上下打量了我，然后用手拍了拍我的后背，“这么说，你的肚子以后就长在背和脖子上了？”
我真的是刚做完手术——一个没有使用麻醉剂的手术，疼得没有力气打他。不然，你们相信我，明天就会出现一条“白家庄男子在家中被残忍杀掉”的社会新闻。反正隔壁就是《北京青年报》报社，分分钟我们就一起上头条。
我给了他一个意味深长的白眼，正打算转过身去不想理他，他突然很温柔地看着我，问：“疼吗？”
当然疼啊！感觉肚子快要疼爆炸了。
我大概花了三分钟描述了一下自己做手术的详尽过程。
他听完，也学我的样子，躺在沙发上，把自己的上衣撩起来，拍了拍自己肚子，说：“太胖了，不信你摸摸看，全是肉。”
我大脑死机了一分钟。
正常人不是应该听完我的哭诉，安慰我，心疼我，给我一个爱的拥抱、同志般的鼓励，或者干脆就嘟着嘴做吃惊状吗？
杨小川这是什么路子啊！
我们不是很熟啊！
为什么我要在忍受身体痛苦的时候还要忍受精神上的折磨啊？！
为什么要给我看你的肚子？！
我想了一分钟也没想通刚刚那段对话的逻辑在哪里。
就在我沉默地望着她，他沉默地望着自己的肚子时，我妈妈推开门进来了。
对啊，我妈妈摁着我去医院的，所以她前两天也来了北京。
在发生以上对话的时候，她正在外面的厨房做饭。
当她推开门进来的时候，她的女儿正躺在沙发上捧着自己疼痛的肚子呻吟，她女儿的学长正在躺在一边，捏自己的肚子玩。
反正在这个拥挤的沙发上，肚子的存在感好强。
5 为什么人只有在停电的时候才想起来吃烛光晚餐？
我妈妈推开门，目不斜视地说：“洗手！吃饭！”
此时此刻，我也不是很想求我妈妈的心理阴影面积。反正，我和杨小川都一个激灵地从沙发上滚起来，麻利地去洗手了。
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围坐在不大的茶几旁。杨小川坐在地上，我和妈妈坐在沙发上。
小川此时完全变了一个人，热络又有涵养地说：“阿姨，您辛苦了。”“阿姨，您做的菜真好吃。”“阿姨，您有没有在北京四处转转？”“阿姨，您要是买菜不方便可以叫我。”“阿姨，您看着真年轻啊。”……
甜言蜜语，把我妈妈哄得团团转。眼看她就要被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打败。
我正吃着酸辣土豆丝呢，啪的一声，整个房间突然黑了。
咦？我刚要问怎么回事，小川就赶紧站起来说：“阿姨，你们别怕，应该是电卡用完了，我下去充电。”他熟练地从电视柜里找出电卡和手电筒，然后给我们在桌子上点了一支香薰的玻璃罐蜡烛，就穿上外套出门了。
小川走的时候还笑了笑，跟我妈妈说：“阿姨，你们先吃，别等我，就当是烛光晚餐了。”
小川走后，我妈妈开始就这个懂礼貌、有条理、还会哄人开心、很有担当的学长，对我进行了为期十分钟的思想政治教育。
天哪，我该怎么告诉我妈妈，这个学长在我面前可不是什么正常人类。
还是吃我的酸辣土豆丝算了。
小川回来后，又搬了凳子去门口换电卡。我妈妈指挥我给他扶着凳子，照着手电筒。
妈妈叉着腰站在我们旁边，她一边继续对他的独立和担当赞不绝口，一边数落我在家什么都不会，以后还请他多多照顾。
在妈妈进门去开关电源的时候，我嘟哝了几句：“不就是换个电卡吗，还能上天了？”
小川从凳子上弯下腰来，找我拿手电筒，在我耳边小声说：“那不如你来换？”
我立马连跑带跳地回沙发上躺着，说：“我肚子好疼呀！哎呀！哎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