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欲发展到极致就是战争，这是人之恶性所不能忽视的一点。而古往今来的战争，最应被人们站在人性的立场进行剖析的就是侵华日军对中国的侵略。首先应予说明的是，回顾历史不是为了铭记仇恨，而是为了在对历史有一公正认识、对罪恶有一公正挞伐的基础上珍惜和平。所以，我们这里所写的侵华日军的种种暴行，绝不是为了仇恨而揭露，而是为了未来的和平；同时回望历史也是使我们更真切地看到人性，并更好地指引人性的一重要方面。这一点是不能不先予说明的。
一、从人性角度透析侵华日军
战争如何缘起，诚然是外因与内因相交织、侵略与反抗相争竞的一综合过程，抗日战争亦是如此，是由日本侵略者的无耻和反侵略者的无畏所共构而成的，而这其中上演了太多的由人性扭曲所带来的苦难：无辜百姓被残杀、无数妇女被凌虐、无量生灵被涂炭。我们有必要以侵华日军的一部分暴行来拷问他们的人性。从人性角度看，我诚然很难把日军残暴的原因完全说尽，但仅就思考所及谈如下几点看法。总之，对于抗日战争，我们需要说的是：历史不容忘却、苦难必须彰示。
心理是人性的索引，而须看到的是，日军侵华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存有何种企图，其在很大程度上均脱离不了隐于他们心中的、可能自身并未觉察抑或是即使觉察也不愿承认的某些阴暗心理，即恐惧感、虚荣心和性心理。可以说，当时的侵华日军和大多的日本国民都陷入了由上述心理所带来的丧心病狂中。那些心理就像一个魔兽，总是需要不断地从外在捕获安全感、尊严感和注目感来喂养，为填补这些人心黑洞也就加剧了侵略的形成和暴行的产生。下面我们分别说之。
1.恐惧感
侵华日军崇拜天皇，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仅仅是因日本天皇是以“神”的位格存于他们心中吗？仅仅是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而造成的这种情势吗？当然不排除这些，也不排除他们某种意义上的忠诚意识，但除此而外，还有一至关重要的心理因素必须看到，即日本军人标榜对天皇的绝对崇拜且以此作为合群的始基，一方面是借此保护自己，另一方面是凭此填补心虚，即因缺少安全感而与他人共构建立一基本的信仰连接。别人既已标榜，自己当然不甘落后，并以这种方式向他人表示有所信仰，从而来满足虚荣心、克服恐惧感，这可说是他们隐而不显的懦弱所在。
从事实来看，我们不得不说的是，侵华日军外在看似勇敢，而内在其实最怕脱群。勇敢是假的，怯懦是真的。因为日本军人无论是战场上作战还是私下里作恶，大多是成帮结伙、三人成虎的，均是随波逐流的为非作歹，少有自我内部指责声讨的正义之声。难道他们不知道滥杀无辜、奸淫妇女是很邪恶的事吗？当然不是，他们也知道，但他们的良心抵不过自身的兽欲与合群的保护，这表现出了侵华日军外强中干与脆弱怕死的一面。
同时，从侵华日军所刻意制造的如南京大屠杀等大规模的无耻虐杀惨况看，其目的即是在极大程度上制造恐怖氛围、树立威武形象，从而打消中国军民的斗志，达到迫使投降的无耻企图。而他们之所以如此，从人性的角度分析，也是因为人往往都是怕死求生的。战争中的死亡无所不在，下一个死的很可能就是“自己”。无论侵华日军承认与否，他们在战争中都存有对死亡的集体恐惧，一切外在的口号、誓言，均比不上求存的天性，所以他们以极残虐的手段来抵拒自身的恐惧，并用这种残虐营造自身“勇武”的假象，达到使对方害怕自己、从而求存的目的（当然，侵华日军在有些情况下也会选择故意寻死，而这种情况的心理基础则更多是一颗好名之心，下文对此还将予以详述）。
正因为此，他们毫无节制、毫不收敛地对中华民族的儿女们犯下了一笔笔的滔天巨恶。可他们不知，对中国人而言，“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当着儿子的面虐奸母亲、当着父母的面虐杀子女等此类暴行，中国人是不会因战争的结束而忘却的，因为这些暴行完全打破了中国人民的精神底线，也完全践踏了中国人民血液之中的民族尊严。所以，中国人民对侵华日军的仇恨是不以意志为转移，也不以时间为退转的，这种血海深仇只会绵延无终。
再回到我们思考人性的方面来，应当说，当时的侵华日军，手段越是残忍，越是没有人性，越是标榜信仰，灵魂越显卑劣。
2.虚荣心
我们需要看到侵华日军的另一个心理特质就是他们的虚荣心，其影响也是非同一般的，主要表现在好名方面：赢得别人注目、获得心理满足。例如，他们的切腹大多是做给别人看的，少有在不被人发现的地方纯出乎自觉的切腹。他们往往以“惭愧赎罪”为表象，以“死后殊荣”为目的，在众目之下切腹自尽。或者即便没人，但同样出于好名之心，而选择在死后也必定会被人发现的地方切腹，以博得“武士”之名和所谓的“荣誉”。
同时，侵华日军虚荣心的另一表现是，那时的日本天皇和各级军人在照相时总将各式勋章挂在胸前、各样刀剑拿在手里，以显威武，其实这些行为都是出于虚荣心，以及一种自我满足的光环感。从理性角度看，这无疑是自己欺骗自己，也无疑是将那时的日本引入罪恶之深渊的一种助推。可以说，虚荣心越强，征服心、好战心也往往随之越强，而一国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即源自领导者的心向，以如此心向来引导国民焉能不走错路！那时的日本即被军国主义好战者们的征服心所推动，一步步滑向了犯罪深渊，不仅荼毒了他国的百姓，也殃及了自己的民族。而须再次说明的是，这种心理活动的助推诚然不是战争发动的主因，但也不能轻易排除这种集体心向的作用。
还有一个现象也同样值得留心，就是那些鼓吹军国主义、身居军政要职的日军统帅们。从史实来看，其大多都是送别人去死而自己却偷生的鼠辈一流，以史实角度向人们说明了虚荣心与怕死心往往是相伴随的。这是为何呢？因为虚荣心大多源于一个“我”字，我执太重了就当然想活着。所以，侵华日军中越是高级统帅往往越是不敢直接上战场、直接血拼的，大多是保全了自己性命而枉送了他人生命的。像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天皇裕仁、东条英机和松井石根等，他们哪一个是真不怕死呢？天皇裕仁在审判面前当了缩头乌龟，东条英机在罪责面前选择了假装自杀，而松井石根则在宣判之时吓得浑身发抖，他们表面上常佩戴着各式勋章出来进去好不威风，其实也不过是小丑一流，狗屁不是，可笑之至！（东条英机之所以选择自杀，一方面是因其不敢直面罪责，另一方面是因他的求名之心，而他自杀用的手枪本身就是不对准太阳穴就很难打死人的小手枪，东条明白此点，所以他选择了向心脏开枪而且还打歪了，造成一武士殉国的假象，遂也成了历史上的千古笑柄。）
3.性心理
性心理在一般意义上主要表现为人在主观思维中假定有心仪的、众多的异性在注目自己，同时认为同性也会因自身而黯淡无光、相形见绌，以此来获得满足感和光环感。可以说，这种原始的动物心理也是贯穿侵华日军的暴行始终的，他们因淫欲而强奸无忌、耀武逞强，这些暴行的背后也有此种心理的驱动。
尤需要指出的一种隐藏在侵华日军心中的思维定式是，因为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他们自知自己随时会死亡，所以他们的贪婪兽性暴露无遗：对于妇女，他们虐奸虐杀，认为多占有一个到人间就更不白来；对于钱物，他们到处抢劫，认为多夺得一分即可供其多份享乐，由此，侵华日军肆无忌惮、卑鄙至极。而由于语言上的障碍，那些中国妇女的悲惨哀求对他们而言更多的是种满足兽欲的饭菜作料，即使是稍有恻隐心的日本军人，也往往会因自身的欲望驱使和合群的迫切要求而在心理上暗示自己什么都没有听到，这些眼前的痛苦呻吟不过是风声和雨声，没有意义。所以，侵华日军就在中华大地上犯下了一系列自有人类以来最最无耻、最最下流及最最卑鄙的罪行，罄竹难书，罪恶滔天。
而我们不得不说，正是对天皇权威不敢质疑的恐惧感、对所谓的“荣誉”错误理解的虚荣心和被自我陶醉迷惑的性心理三者，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侵华日军的侵略暴行。那时的日本，只有军权统领一切，少有反思对抗之音；只有暴行罪恶滔天，少有他们良心发现。再加之那时日本官方的舆论欺骗，更在很大程度上使日本全民陷入了一种集体意义上的“无知目盲”和“自我矮化”，也就是他们甘心受军国主义洗脑、甘心为天皇裕仁去侵略，回过头来看，他们的种种所行始于惧怕权威的奴性，注定难逃失败的结局，违逆了公理公法、触犯了人伦底线，最终走上了不归之路。诚然，我们不能把整个侵华日军的战争罪行都仅归因于以上这几种心理基础，但至少以上这几种心理形态对战争的发起、手段的邪恶是起到了助推作用的，对于我们追问人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出，日本天皇裕仁对中国人民、对世界人民都负有着不可推脱的战争责任。但是，他以及其他罪恶至深的皇室成员却因与美国的幕后交易而均被免予起诉，我们不禁要问：这样做对得起被迫害的无辜百姓吗？对得起应有的法律公正吗？对得起为了正义而战死沙场的勇士之灵吗？能平复无辜百姓在被敌人虐杀时临死前的悲愤和无限度的痛苦吗？应当说，答案都是否定的。对此，我们应该认识到：对于天皇裕仁的罪责是不以其身体死亡而消亡、不以其逃脱审判而改变的，我们必须明确：日本天皇，必然有罪，且其罪恶乃亘古未有。
二、从否认罪行审视卑劣邪恶
在这里还有必要再进一步探讨对于侵华日军罪行的惩治问题，这不仅是思考法律公正的必需，也是我们反思人性的关键。史实向后人证明，法律是时有无力的，我们所要思考的是，一个人在和平时期犯下极端暴行的巨罪时，他必会受到法律的惩处，然而在日军侵华时期，由于这种暴行到处皆是，战后由美国所操控的审判，更多只重形式公正，也就是审判程序的严密，而完全忽视了实质公正，也即是“罪”“刑”相抵的要求——使犯罪的人受到应有的刑罚。应该说，僵化的法律程序必然会带来法律的天平失衡，甚至是极为严重的失衡——公正的缺席缺位。尽管众所周知，一日军部队中的所有人，或者说得保守些，“绝大多数”的人都犯下了滥杀无辜等暴行，但因那时调查取证的困难、诉讼成本的计算和幕后交易的影响等一些本不应该出现的掣肘法律公正的因素，而姑息了绝大多数犯下巨罪的日本兵，在审判时基本上只追责了极少数的军部高层，而放过了大多数的“有罪之身”。
我们不禁要问：这公平吗？先人的苦难难道可以这样一笔勾销吗？我同胞们被迫害致死前的集恐惧、悲愤、痛苦等心理挣扎和身体煎熬于一体的苦难，难道就真的得不到应该有的正义吗？而侵华日军无限度地将屠杀、轮奸、烧抢等侮辱虐待和残忍暴行施与中国人的荼毒和摧残，难道就得不到应受的处罚吗？从史实来看，也是很遗憾地说，确实如此。虽然我们不能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结果，但应衷心感谢梅汝璈、向哲浚等法律先辈对于讨回公道的努力，与此同时，不能不认识到的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于战犯惩处的不力和幕后操控的不公是的确存在的。应该说，忘记历史即是背叛先烈，而止于历史绝非实事求是[1]，所以，我们至少应从如下几方面聚焦来思考历史曾有的缺憾，并以这种聚焦为路向来更好地思考人性。
聚焦点一：天皇裕仁。以日本天皇裕仁为核心的皇室成员的战争责任毋庸讳言，裕仁本人则更是罪魁祸首。然而，对于这样的人类公敌，麦克阿瑟却代表美国出于他们单方利益的考量而与裕仁达成了交易。应该说，日本投降后，美国实际上已秘密决定赦免裕仁，一方面是担心日本天皇若被追责，日本人民可能会骚乱；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美国急需天皇成为他们的“玩偶”“傀儡”，以此配合美国的部署来钳制苏联，掌控亚洲。
1945年9月27日，裕仁拜见了麦克阿瑟，两人究竟谈了些什么，他们对外均称两人对此做了“君子协定”，不向外传。但据麦克阿瑟在其《回忆录》中的记载，裕仁“谦卑”的态度出乎意料，显然，战败的裕仁对于自身的罪责就是问心有愧，同时也是惧怕惩处的，而在得知美国对于自己不予惩治的基本态度后，裕仁心中才始安心。返回皇宫后，皇后良子不由自主地说道：“您的脸色好多了……”由此也不难看出作为战争狂魔的天皇裕仁其实也不过是外强中干、实在怯懦的。
在某种程度上，放纵犯罪甚至比实施恶行更要卑鄙，从人道精神的基本价值看、从人类和平的长远发展看，对于顶级战犯的不予追责，当然也就酿成了今天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可以说，这是历史的悲哀，也是法理的无存和公理的无助，同时更是良知的没落。而这一切全由美国酿造：对法律来说，美国口号上呐喊公平公正，实际上却将法律视为政治的婢女；对人权来说，美国形式上高呼平等，而实质上却早将人权作为政治的棋子。对裕仁的不予追责即是美国出于单方利益的考量而对全体人类所犯下的绝大之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