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反思：能够长久地承受得住如此高昂的维稳成本吗？购买全方位监控系统器材，组建快速反应车队，扩充维稳人员编制，全天候、多对一的监视，无一不需花费大量金钱。根据《河北省公安机关奥运安保侧记》的记述，2007年至2008年，环京“护城河”指挥部和17个检查站就耗资1.2亿。又据《法治快报》的报道，广西贵港的“群众工作部经费每年不少于20万元，群众工作中心不少于4万元，群众工作站经费不少于0.2万元，并切实加强对经费的管理和监督，确保做到专款专用”。这就意味着该市的5个群众工作部，74个群众工作中心，1148个群众工作站，每年至少吃掉626万的财政经费。
2010年，处于上海世博会“护城河”周围的浙江永康市创建了“8对1”的社区维稳模式：“每个工作片的联片领导和常务副片长为责任领导；联片民警、联村干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调解主任、村治保主任为责任人，8个人一起共同负责所在村矫正对象的安置帮教工作。”2010年1月12日，贵州安顺坡贡镇发生了一桩普通刑事案件，当地政府为了维稳花费了相当于三年财政收入的费用。在维稳“一票否决制”的压力下，地方的维稳已经到了不计成本的地步。
“天价维稳”实在是“花钱消灾、拿钱买平安”的无奈之举。这只能说明，该地区的综合治理和维稳工作处于“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状态，即使火烧眉毛了，还不慌不忙。实在扛不住了，没关系，只要有钱就行，有钱可以摆平一切，自古以来，“有钱能使鬼推磨”之怪理一直经久不衰。同时，我们的相关职能部门和财政预算部门，更要监督维稳经费支出的全过程，杜绝挪用、贪污等现象的发生。更要考虑，“天价维稳”是不是唯一之举，金钱是不是维稳的法宝，除了“天价维稳”外，还有没有与其相配的维稳举措。随着维稳体系的逐渐健全形成，国家要投入多少钱才能维持这庞大的机器呢？维稳是不是未来的中国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呢？
在政府发展理论中，服务型政府必定是廉洁、节约、高效的政府，控制行政成本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客观要求。长期以来，我国地方政府无论是在财政支出的范围上还是结构上，都存在大量不合理不规范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不仅仅是服务型政府职能增加所必然导致的，更多的还是行政体制本身和政府运行机制所导致的。针对这些问题，控制行政成本的具体思路应做到：深化行政体制改革，通过大部制改革实现政府职能、机构和人员优化；健全地方政府的公共预算制度，从制度上有效控制行政成本；建立健全民主化和科学化的现代行政决策体制和机制；树立科学发展观和科学政绩观，有效遏制“面子经济”和“天价维稳”；积极推进电子政务和政府信息化建设，提高行政效率，建立廉价政府。
（三）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
苏共解体和东欧剧变的事实证明，即使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也没有对政权更替的“历史周期律”获得终身免疫力。相反，腐败现象的蔓延却是加速政权更替的催化剂。因此，胡锦涛同志指出：“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历史任务。”将反腐败提高到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足见党中央对反腐败的紧迫感和腐败危害的危机感。
拨开历史迷雾，我们发现，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有许多，但有一个被我们忽略的重要原因，就是苏共领导层中的腐败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他们所攫取的特权和社会财富之多，使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外衣已经成为束缚，不便于他们更放手、更放心地去侵占和鲸吞更多的国家财富。可以说，搞垮苏共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反共分子，而是苏共党内的腐败分子：由腐败导致民心丧失，最终丧失政权。延安时期，毛泽东和黄炎培关于政权更替的“历史周期律”这个问题的著名对话，是大家熟知的。黄炎培提出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都未能逃脱“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这一历史周期律的支配。他问毛泽东，共产党有什么办法可以跳出这个历史的“周期律”。毛泽东回答说已找到了，新路就是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深表赞同，这是1945年7月发生的事情。据说，1949年我军接管北平时，傅作义也提出类似的问题。他说，国民党执政20年就腐化了，结果被人民打倒，共产党执政后，30年、40年后会不会也腐化？可见，这个历史周期律问题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任何执政党都要遇到和解决的问题。
从国际经验看，有人提出70年现象问题。指出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被世人誉为北大西洋的民主模式，执政71年后失去政权。苏联共产党执政72年后解散，苏联也随之解体。似乎70年是一个坎。另外，中国国民党在连续执政70年后也失去政权。上述三党失去政权各有自己的具体原因，但脱离群众、不顾群众疾苦，不能妥善处理各种社会问题，内部腐化堕落等等，似乎又是共同的。还是唐朝杜牧在《阿房宫赋》一文中提出的论点：“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就是说统治阶级自己打倒了自己。所谓70年坎是现象，是长期执政的党放弃自我管束和改造，许多社会问题、环境问题不能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不能解决，统治集团和广大官员生活优裕和腐败盛行。群众无法忍受只能另找他人来帮助自己保护自己，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官逼民反。
长期执政的政党要想继续执政打破70年这道坎，必须解决自身腐化和脱离群众问题，除自身不断改革外，唯一有效办法就是严格的强有力的群众监督。共产党要想稳定其执政党地位，应该做到：一方面实行党内民主，定期改选领导集体，让有作为而清廉的人来领导，解决党内老化、腐化问题；另一方面真正实行政治民主，请人民来监督执政党和政府的干部。现在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我们自称是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对群众监督总应该有新的认识、新的态度。要为人民服务，又不愿听人民的意见和接受人民的监督，岂不是自相矛盾。官员们的不舒服、不自在是很自然的，换来的是群众拥护和社会稳定、和谐，国运昌盛，全国人民大自在、大满意、大舒服，这完全值得。如今，作为世界上第一大党，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人数最多、组织最庞大的政党组织。中央组织部发布的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8668.6万名，比上年净增155.9万名；党的基层组织430.4万个，比上年增加10.2万个，增幅为2.4%。如此庞大的政党组织，只有紧紧地与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才能够永葆革命青春，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完成带领全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之路。
一个把13多亿人民带入现代化的执政党，面临复杂的环境和条件，党的肌体不可避免会受到这样那样的污染和侵蚀。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任何一个政党也不可能保证自己的肌体没有细菌；也不可能保证自己的肌体不受到政治微生物的侵染。这里的关键就是，如何保持肌体自身的抵抗力，使肌体内的健康分子能够扑灭病毒。从保持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到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的主张，再到对一切腐败分子都绳之以法的决心，表明我们党的智慧和勇气、信心和能力，而这些也正是保持党的肌体纯洁与健康的根本途径。
近百年来，我国发生的三次伟大革命，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打开中国进步的闸门，掀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序幕，但最后失败了。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中国历史条件下行不通，中国必须寻求新的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继承了辛亥革命的传统，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两次伟大革命，不仅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且初步振兴了中华民族。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今天，中国仍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要坚持这条道路走下去，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宏伟蓝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