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疆独”是一批想通过暴力恐怖手段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的民族分裂分子。20世纪初，新疆分裂主义分子麦斯武德将当时盛行的“泛突厥主义”思潮引入新疆，发动所谓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1993年，该运动在英国的支持下，趁机在新疆喀什建立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这个政权虽仅存在了3个月，但却为“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培养了一批民族分裂主义骨干分子。这些人后来陆续逃往国外，在中、西亚一带建立了新疆分裂运动的境外大本营。冷战的结束，刺激了一些国家内部民族分离主义、利己主义和排外主义意识的急速膨胀，一批以民族主义势力为背景的政党团体，率先在一些国家内部得势；加上当前世界格局向多极化转型，原有的地区均势被打破，民族纷争急剧激化；而由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各国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政治演进的不同步，更给当前的民族分离主义浪潮提供了释放的空间。正是借助这股喧嚣的国际民族分离主义浪潮，“东突”分裂组织趁势融入“泛突厥主义”势力，试图在国际舞台上拓展他们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经过1999年10月在德国慕尼黑、2001年10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二、第三届“东土耳其斯坦民族代表大会”，以及2000年11月在爱沙尼亚塔林召开的“第三届维吾尔青年世界代表大会”，“东突”恐怖势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滋蔓态势。2001年10月召开的“东土耳其斯坦民族代表大会”，确立了“东突”势力新的行动纲领，即“疆独”今后要走“藏独”的路子，以达赖为样板，从改善国际形象入手，从更深层次、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疆独”分裂活动。
“疆独”分裂势力频繁制造恐怖袭击事件。进入21世纪后，“疆独”分裂分子多次制造恐怖袭击事件。特别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后，民族分裂分子在库车等地制造了“8·4”、“8·10”、“8·12”等恐怖案件。以“东突伊斯兰运动”等为代表的宗教极端组织在新疆境内外从事暴力恐怖活动，给新疆的社会生产生活和公共安全造成重大损失和威胁，同时也极大地损害了新疆的投资和融资环境，为新疆稳定持续快速的发展制造了阻力和障碍。2009年7月5日，新疆乌鲁木齐发生了令人震惊的“7·5”事件。7月5日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是以热比娅为首的境外敌对势力和境内极少数坏人，极力炒作广东韶关旭日玩具厂群殴事件，把一个本来只是一般的治安案件说成是民族事件，极力煽动民族仇恨所致。据不完全统计，“7·5”事件造成156人死亡，1080人受伤；260余辆机动车被烧被砸，其中11辆是警车；209家店铺、门面和2幢楼房被焚毁，过火面积达56850平方米。发生在新疆乌鲁木齐的“7·5”事件令人震惊，许多人也指出，事件背后的“疆独”背景与海外渊源深厚，部分西方媒体在此次事件发生后，也成了“疆独”分子谬论的传声筒，并有传美国中情局染指了新疆骚乱。
2011年7月18日，新疆和田市发生暴徒袭击派出所、劫杀人质的恶性事件，至少造成包括2名人质在内的4人死亡，数名行凶暴徒被击毙。这一发生在“中国西部敏感地区”的暴力事件迅速激起西方媒体兴趣，事件被给予两年前乌鲁木齐“7·5”事件一般的密集关注。近年来，“疆独”分裂势力恐怖袭击事件进一步上升。2013年3月到2014年3月的一年时间里，就发生10起恐怖袭击事件。特别是发生在2014年3月1日的昆明火车站广场恐怖袭击事件，造成29人死亡、143人受伤。昆明“3·01”事件事发现场证据表明，这是一起由新疆分裂势力一手策划组织的严重暴力恐怖事件。联系到2013年10月28日发生在北京天安门的汽车袭击事件，不难看出，暴徒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在人员多、影响大、消息扩散快的公共场所行凶，达到突发性、轰动性、恐怖性效果。
三、全球化挑战国家政治制度安全
政治安全的目标就是维护一定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原有基本结构和基本性质，及时有效地解决社会张力，消除不安定因素，防止政治动乱，保证政治运作的秩序性、规范性和连续性；或者说维护国体、政体和政局的稳定，不受外部势力的破坏和颠覆。一定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等要素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具有重要价值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坚持自己的社会制度，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亦要坚持自己的社会制度。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必定存在矛盾和冲突。
自1989年起，东欧局势发生激烈的动荡，东欧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在短短的时间内纷纷丧失政权，社会制度随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到1991年12月25日19时38分，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徐徐落下，代之的是白、蓝、红三色俄罗斯联邦国旗，苏联正式解体，整个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陷入历史上的最低谷。一时间，社会主义还能走多远、马克思主义理论还灵不灵，等等，诸如此类的各种怀疑之声不绝于耳。仔细分析起来，苏联东欧剧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问题，主要包含相互联系的三层含义：一是从联盟和国家形式上，苏联解体表明，作为统一联盟国家的苏联的彻底分裂，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终结；二是从国家政权和共产党执政地位角度，东欧地区各国共产党相继失去执政地位，社会主义政权毁于旦夕，苏共丧权亡党；三是从社会主义的实践和这一事件演变的过程看，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苏东国家在思想路线、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偏离，最终造成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结果。归结起来，苏联解体的原因，体制僵化、经济衰退是根本性的原因。
在国际共运陷入低谷之际，作为全球少数仅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中国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苏联的解体并不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相反，许多有识之士在对苏联解体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后，对共产主义的发展道路进行了完善。同时，这对各共产主义国家来说，也是一次生动的教训，它使得各个共产主义国家不得不对自己现行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西方的和平演变进行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带领下，在苏联的解体还没有先兆的时候，卓有预见地带领全党和国家以及全国各族人民对模仿斯大林模式下的经济建设道路进行了充分的辩论，并且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党和国家历代领导集体，能够顶住各方压力，抵制住西方的和平演变，维护民族团结，不能不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国共产党之伟大和具有先见之明。
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浴血奋战，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进而基本完成了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基础上奠定的，主要包括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作为中国政党制度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实现和维护中国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鉴于国际共运受到挫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想长久发展下去，就必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一性质是由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和目标决定的，是不容改变的。只有坚持这一性质，才能不断实现、维护和发展以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及其他普通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实和长远利益。但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是在没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两条道路斗争的环境中进行的。国内外敌对势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颠覆、演变中国社会主义政权和制度的政治图谋。改革开放以来和苏东剧变发生后，他们更是企图乘机加紧和加深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和平演变的战略。但中国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建设和发展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出现了三大值得重视的走势：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大走势；通过党内民主来带动人民民主，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第二大走势；中国共产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坚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第三大走势。这三大走势的指向很明确，最终将在中国建立一个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
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具有不可否认的意识形态性，并深刻地表现为“客观的全球化进程”与“西方主观的全球化战略”的对立统一。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西方敌对势力开始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新一轮“和平演变”攻势。为此，一方面要清醒认识全球化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安全构成的挑战；另一方面，中国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构建科学化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安全战略，坚决抵御和有力回击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图谋，确保中国政治制度安全。党的十八大报告是新形势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十八大报告特别强调，“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增强党的创造活力……”报告站在全局的战略高度，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作出了全面部署。
这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前进方向：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一系列新论述、新要求，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政治建设的认识在深化，部署也在深化。
四、全球化挑战意识形态领域安全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政治制度以新的形式向全球扩张的过程，因此，它必然追求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的全球化。从全球化形成的历史或从今日全球化的事实来看，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表面上是趋于和缓，实质上则是在和缓的背后更加意识形态化了。鉴于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利用各种机会和手段，对中国进行渗透，以期实现其和平演变的政治目的。如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渗透可以说是不择手段，不断地变换形式，即经济、政治和军事与意识形态的结盟，使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呈现新形式。
第一，通过话语霸权和网络技术潜移默化地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其价值观念、文化及生产方式，这是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最显著的特点。毫无疑问，无论是现代化、后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知识经济或全球化本身，都是由资本主义世界引领的。不仅如此，资本主义在把持全球化霸权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总是将自己独特的自我经验上升为全人类的经验，从而占据了全球化精神生产的制高点。网络技术随之把这种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即时地以“无意识”的方式侵入中国。
第二，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号召力相结合是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决定性的因素。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20世纪60年代曾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中提出“淡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这一提法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西方现代意识形态理论家们把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的号召力相结合，形成新的意识形态。发达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交往中，时刻不忘把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强加给后者，以最惠国待遇为诱饵，动辄施以经济制裁。这一做法，显然在对前苏东地区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中起了重要作用，苏东演变似乎每走一步都在“西方现代意识形态家们”的预料之中。如果说贝尔在20世纪60年代的说法是一种设想和猜测的话，那么苏东剧变的现实被“西方现代意识形态家们”所言中，能说是偶然的吗？把意识形态号召力和经济力量结合在一起，不能不说是“西方现代意识形态家们”的理论新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