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民间文学是从回族先民的口头叙事文学逐渐演变、发展而来的。它包括由回族先民带入中国的阿拉伯、波斯、突厥、回纥等民族的神话、传说和故事，还包括他们将中国内地的汉族神话、传说、故事带回本国、本地区，并在当地产生一定的影响，使之成为具有世界性，广泛影响的神话、传说和故事。总之，唐宋时期，是回族民间文学萌发、酝酿的时期。唐宋时期，汉族文人用“杂集”、“笔记小说”、“传奇小说”等形式，塑造或记录了许多性格鲜明、极富商业才华的回族先民形象，以及各类阿拉伯、波斯和西域等地的口头文学。同时，还有一些曾到过西亚、中亚和西域等地游历的中国人或来华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写下的“游记”、“见闻录”等，比较详尽地记录了他们的所见所闻。尤其是中国人对阿拉伯、波斯、西域神话、传说的记录，对认识、研究回族民间文学源起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因此，回族民间文学是指回族先民和其后裔们，以及后来不断汇集、融合进来的各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集体创作和传承的口头叙事性作品及行为。现代回族民间文学是在传承回族先民的口头文学的过程中，在逐渐融和了中亚、西亚和西域等地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口头文学的过程中，在与周边的汉、蒙古、维吾尔、撒拉、东乡等民族的相互交流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它是中国民间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回族民间文学经过了阿拉伯、波斯以及中亚多民族口头文学与中国本土口头文学汇合的时代，再经过回族民众有意识地“回族化”的改编，回族民间文学得到迅速发展。明清时期，回族族源传说《回回原来》在回族民众的广为流传，孝子丁野夫、清官海瑞、航海家郑和，以及河湟事变歌等等，都是回族民众的自觉创作的结晶。
回族民间文学的源头来自阿拉伯、波斯、突厥、回纥，以及汉、蒙、维吾尔等民族的口头创作。因此，一般意义上，人们把唐宋元时期，来自阿拉伯、波斯、中亚和西域等地，信仰伊斯兰教穆斯林人，称之为回族先民。而把明代以后的回回人，称之回族。即回族的形成是经过唐宋以后的七、八百年间，回族先民与居住地的汉、蒙古、维吾尔等民族通婚繁衍，逐渐形成了回族民族共同体。回族先民最早可追溯到唐宋之际，来自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等地的被称为“蕃客”、“胡人”的穆斯林人。
一、回族先民及其民间文学的起源
古代中国阿拉伯之间的往来始于公元前二世纪，即西汉武帝时期，张骞通西域。当时，中国史书把阿拉伯被称之条枝（或条之）。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后，迅速在阿拉伯半岛推进，并建立阿拉伯国家。中国史书称之大食。据《通典》记载，唐永徽年间（650——655年），大食遣使来华，向唐高宗介绍大食国的基本情况和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关于这件史实，在回族民间传说《回回原来》（或《西来宗谱》）中进行了叙述。只不过，回族民众把唐与阿拉伯国家的第一次交往推到了唐太宗时期。回族先祖宛嘎斯是一位虔诚的伊斯兰教的信仰者，贞观年间，他来华传播伊斯兰教（详细内容请参看回族民间传说）。
唐代初期，居住在唐王朝统辖下的各地的“蕃客”、“胡人”有多少？历史上没有进行统计，据武则天在位的天授年间（690-692），仅广州、泉州、扬州的“胡人”多至数以万计。而长安、洛阳的“胡人”合计在一起也应该不会少于万人。后来，这部分人中的许多人不仅留居中国，有的还与当地的汉族女子通婚，生子，因此，历史上将这部分久居不归的胡人，称之“住唐”。这些“住唐”中有许多人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他们就是最早的回族先民。
回族先民主要聚居在广州、扬州、泉州和江浙沿海城市，以及长安、洛阳等地。他们自立“蕃坊”，坊内建有建清真寺，开办蕃学，设番长管理日常事务，成为名副其实的“借居”异国的“蕃客”。直至宋代。这些“蕃客”在中土安家落户、娶妻生子，最后长眠于中华大地上。在泉州、海南的“蕃客墓“就有许多回族先民安葬在此。在福州的一位波斯人墓碑上，刻着一首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的四行诗。刻诗的时间是1304年。诗曰：“从地底深处直达土星之巅，/我已解决宇宙中的一切疑难。/如今，没有什么问题使我困惑，/但是，面对死亡之结我仍感茫然。
唐宋时期，回族先民们所使用的语言很杂，有阿拉伯语、波斯语、突厥语和汉语等。语言使用的杂乱，极不利于回族先民与居住地民族的交流，其内部交流也受到一定的限制。但随着来华定居人数的增长，回族先民为了便于交流，许多人开始学习、使用汉语。有的人汉语的造诣很深。据文献考证，在唐宋著名诗人和词人里，就有李彦升、李珣、李舜弦和蒲寿宬四位波斯人、阿拉伯人的后裔。其中，李珣、李舜弦兄妹是出生于蜀地的波斯人后裔。其先祖是随唐僖宗入蜀。其妹李舜弦为后主昭仪，也是一位能诗能画的才女。李珣著有《琼瑶集》一部，后亡佚。后蜀赵崇祚编辑《花间集》收录李珣的词37首。李珣的词作多以“南国山光水色，风俗民情”为主，被后人誉为“在花间派成一派而立温（庭筠）、韦（庄）之间。”由此可见，唐宋时期，回族先民以及后裔开始学习、使用汉语，而阿拉伯语或波斯语仅限于其内部之间使用。由于语言障碍的破除，加速了回族先民与居住地人的交流与融合，也使得许多的阿拉伯、波斯以及中亚、西域的神话、传说、故事能直接地被唐宋文人记录在各类的笔记、札记，以及历史典籍中，还有的被一些文人加以改编，成为中国化的神话、传说、故事。比如，唐代孙頠的《幻异志》中有一则《板桥三娘》故事与阿拉伯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的《白迪鲁·巴西睦太子与赵赫兰公主》的基本情节完全相同。《板桥三娘》里说，三娘子“不知从何来”，“更不知所之”，说明她和故事本身可能就不是中国的产物，而是道听途说得来的。而讲述这一故事的人，大概就是回族先民，是他们把阿拉伯故事或波斯故事带到了中国，再由汉族文人的改编，使之本土化。
唐宋时期，回族先民民间文学源头有三个：一是阿拉伯、波斯以及中亚的神话、传说和故事。这些神话、传说和故事；二是一些曾经到过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等地的中国人写作的游记等；三是一些没有到过阿拉伯、波斯、中亚和西域的汉族文人根据“道听途说”记录或改编的有关“胡人”、“番客”和异域的“奇闻轶事”。
二、回族先民的神话、传说和故事
盛唐时期，随着回族先民来华人数的剧增，在长安的西市和春明门至曲江池一带，胡人经营的各类店铺比比皆是。而广州、扬州的胡商里以波斯商人最多，而且也最为富有。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在《杂纂》中记录了一首民谣叫“不相称”：穷波斯，病医人，瘦人相扑，肥大新妇，先生不识字，居家念经，社长乘凉轿，老翁入娼家。“不相称”是一种颠倒话，也叫反正话。意思是说，说波斯人穷，好比说，瘦人去相扑，读书人不识字一样，让人不能相信。
唐代，回族先民在唐的活动日趋活跃。他们的言行举止、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经商活动也引起许多唐人的好奇，尤其是那些小说家们以其敏锐的目光，关注着来自异域的“番客”与新奇的事物，并记录下“蕃客”的活动。因此，在唐代历史典籍、传奇小说中有关“蕃客”在中国生活、经商的描述，异域风情、物品的描绘以及奇闻异事，既满足人们的幻想和期待，也扩大了唐代小说的题材范围，成为唐代的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色。
在唐宋典籍中，有关回族先民神话的记载比较多。最典型的是杜环的《经行记》中，记载的大食树上生小人的神话。神话讲述了大食王遣人海外探险，找到一棵长着小人的树。小人长约六七寸，能笑，不会说话。人手一摘，手就变干变黑了。（唐中后期，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也提到在大食的西南部，有一个国家的山间长着一种树，能“化生人首如花”，会笑，不会说话。尽管杜环与段成式所记载的大食神话略有差异，但神话的出处都源自大食。由此可见，回族先民在传播阿拉伯文化的功绩是不能泯没。而且，这一神话还影响到了明代吴承恩《西游记》的创作。《西游记》里的“人生果”就有阿拉伯神话的影子。这一神话还被《新唐书·西域传》引用，可见影响之大。
此外，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是唐代比较有代表性的笔记小说。其前集《诺皋记上》记载了《波斯王女》、《阿主儿降龙》、《突厥先祖射摩》、《昆仑先祖非狼种》等神话。其中《阿主儿降龙》神话讲述了，古龟兹国国王阿主儿神力过人。一天，其境内数百家的金银财宝，一夜之间化为灰炭。他向僧人询问原因，僧人告诉他，这是龙在作祟。于是，阿主儿持剑来到龙居住的地方，与龙展开了搏斗。最后，阿主儿打败了龙。龙自愿给阿主儿当坐骑。阿主儿降龙神话对后世回族民间文学的影响很大，现代回族民间故事《李郎降龙》、《锁蛟》就保留了西域神话的影子。只不过故事的主人公换成了李郎、赛典赤，降龙的起因也由龙偷金银财宝变成了龙作恶多端，它要么不降雨，要么降雨淹城。但故事核心母题，仍被保留下来。回族先民神话的影响力至今都影响着回族民间传说与民间故事。
再次，回族先民求宝经商的活动及技巧给唐宋小说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尤其是唐朝时来内地的胡商特别多，他们拥有巨资，精通买卖之道，博学多识，善于识宝。因此，唐代小说中经常出现他们的形象。《任氏传》写到郑六从任氏的宅院里出来，天还没亮，他便来到里门旁休息，等待天亮。门旁便有西域胡人，正点着灯、生着火，制作胡饼，以供这一带人们的早点。《续玄怪录·杜子春》中，贫困的杜子春在长安东市遇见一位老人，老人约给他钱说：“给子今夕，明日午时侯子于西市波斯邸，慎无后期。”可见胡商在内地做小吃店、钱庄等生意的情景。最让人注目的是胡商与珠宝有关的小说故事。《广异记·径寸珠》曰：“近世有波斯胡人，至扶风逆旅，见方石在主人门外，盘桓数日。主人问其故，胡云：‘我欲石墉帛’。因以钱二千求买。主人得钱甚悦，以石与之。胡载石出，对众，剖得径寸珠一枚。以刀破臂腋，藏其内，便还本国。随船泛海，行十余日，船忽欲没。舟人知是海神求宝，乃遍索之，无宝与神。因欲溺胡，胡惧，剖腋取珠。舟人咒云：‘若求此珠，当有所领’。海神便出一手，甚大多毛，捧珠而去。”波斯商人慧眼识宝，出高价购买后，用刀割破自己的臂腋处，将宝物藏在里面。结果乘船回国途中，宝物被海神索去。这则故事一波三折，波斯商人识宝、买宝、藏宝、失宝的过程，充满了曲折、传奇和玄想。
在唐宋传奇故事中，有关胡商与珠宝的故事极多，如《广异记·宝珠》、《广异记·青泥珠》、《广异记·至相寺贤者》、《广异记。句容佐史》、《纪闻·水珠》、《集异记·李勉》、《独异志·李灌》、《宣室志·严生》、《宣室志·玉清三室》、《宣室志·任项》、《续玄怪录·刘贯词》、《原化记·姆饼胡》等等。这些文人笔记小说，有的是他们从“番客”那里听到后记录下来的，有的是他们自己到阿拉伯国家游历的听到的，还有的是他们根据“番客”的生活方式和在华经商活动的情况虚构创作出来的。如高仙芝得宝故事，讲述的是高仙芝征伐大食国时，获得一个宝物叫诃黎勒，长五六寸，可治愈百病。后高仙芝兵败大食，被唐玄宗诛杀，宝物失踪。这一传说带有极强的虚构成分，应该是唐代文人戴君孚根据高仙芝的事迹创作而成的。总而言之，大食树上长小人、波斯王女神话、胡人识宝传说等，都是与“胡人”相关的最早的回族先民的民间文学创作，也是回族先民对中华民族民间文学的一个贡献。
三、回族先民民间文学传播与传承
唐宋时期，回族民间文学的创作主体和传播主体——回回民族还没有形成。而且，回族先民们是以“客居”的形式在中国居住，还没有取得唐王朝的“合法”身份。因此，他们在主观意识上仍然保留着原来国家或地区的的民族意识，对中国文化还处于了解和熟悉的过程中，还没有形成自觉的、独立的民族意识，当然，也就谈不上创作意识和创作形式的独立性问题。他们更多地只是充当着原来国家或地区的民族口头文学的“传播者”。即他们将阿拉伯、波斯以及中亚地区的民间故事带入中国；或者把唐代传奇故事带回阿拉伯、波斯以及中亚等地。这一点可以通过阿拉伯文学名著《一千零一夜》和《凯里莱与迪木乃》与唐人留下的笔记、传奇小说和至今仍然在回族民众中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中得到印证。因此，这一时期是回族先民口头文学的非自觉意识、非独立创造的时代，也是回族民间文学酝酿、萌芽的时代。
唐宋时期，回族先民的民间文学是依靠什么传播与传承的？主要是通过二种途径：一是纵向传承。纵向传承是指回族先民对原来的国家或地区的民族口头文学有意识、有目的的延续、传承。他们在“番坊”内，在清真寺里，在家庭生活中，不断地重复着原国家（或地区）的古老的神话、传说与故事，在这些重复的口耳相传中，阿拉伯、波斯以及中亚等地的神话、传说、故事就成为回族先民最早的口头文学素材。二是横向传播。横向传承是指来自阿拉伯、波斯以及中亚国家或地区穆斯林人在中国定居后，或基于生存的心理，或出于对居住地文化的认同心理，或由于与汉民族通婚等因素，汉民族的口头文学被回族先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并在回族先民的内部中得以传承。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回族先民们也将自己的神话、传说和故事讲给汉族及其他民族听。比如，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卷18就收录了一个波斯神话—《波斯王女》。该神话讲述了波斯王女舍身帮助父王建社吐火罗王城，死后化为海神。总之，无论是横向传播和传承，还是纵向的传播和传承，都为回族民间文学的萌发奠定了丰厚的民间文学素材和文化基石。
此外，回族先民口头文学的传播具有极强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唐代在诗歌、传奇小说、文人笔记和杂集中描述最多的当属来自阿拉伯、波斯以及中亚的“番商”、“胡商”、“商胡”或“番使”、“番客”等。如唐诗里，李白的《少年行》：“落花踏进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元稹的《新题乐府·法曲》：“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等等。还有唐代的史籍、传奇小说、文人笔记和杂记中，记录了大食树上总长小人（见杜佑《通典》和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大食国马解人语（段成式《酉阳杂俎》）、胡人识宝（崔铏的《传奇·崔炜》和牛肃的《纪闻·水珠》等）、诃黎勒（戴君孚《广异记》）等传说故事。唐代，回族先民为何能引起人们的高度的关注。究其原因有三，一是来华的穆斯林人多；二是他们在华的商业活动非常活跃，流动性也很大；三是穆斯林的异域文化成为唐代的时尚文化，引起越来越多的唐人关注和效仿。他们以穿“胡服”，吃“胡食”，听“胡乐”，看“胡舞”，女人扮“胡妆”为时尚。据史书记载：唐代开元后“太常乐尚胡乐，贵人御馔尽贡胡食，仕女尽衣胡服。”唐代的这股“胡风”不仅渗透到民间，也影响到宫廷。据《新唐书·张说传》记载：“自则天末年季冬为泼胡乞寒戏，中宗尝御楼以观之，至是因番夷入朝，又作此戏。”此俗始于波斯。据说，萨珊王菲鲁兹在位时，波斯长期干旱，于是菲鲁兹王下令免除百姓的徭役，并出卖祆教的庙产，赈济百姓，乞求神灵降雨。菲鲁兹王的诚心感动了神灵，天降大雨。从此，每到天降大雨时，人们都要泼水相庆，就有了泼胡乞寒戏。泼胡乞寒戏早在北周时传入中国，至唐代中宗时盛行。但由于这种游戏，要裸体奔走，不合中国的传统礼仪，到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被下令禁止。另外，在唐代宫廷内盛行一种从波斯传入的“马球”，唐人称“波罗琯”，也称击鞠。即骑马击球的一种游艺。据近年发掘的章怀太子墓中的一幅马戏壁画里可以看出，不仅唐代宫廷贵胄们偏爱此项运动，文人雅士、军中将士、市井少年也都喜爱。这项运动在唐代早已相习成风。简而言之，唐人对“胡人”文化的最热烈的接纳和追崇，也促使了回回先民们很快地接纳了唐文化，并顺利地融入到其中。所以，在阿拉伯、波斯文学作品《凯迪来与迪木乃》、《一千零一夜》中，都可以寻找到“识宝”型故事、“蛇斗”型故事、“老鼠嫁女”型故事等中国文学的影响痕迹。而在唐传奇小说中《幻异志·板桥三娘子》、《博物志·苏遏》、《西京杂记·东海人》等中也能找到阿拉伯文学、波斯文学的影子。双方互相影响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阿拉伯人或波斯人把唐代的传奇小说介绍到阿拉伯、波斯以及中亚等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把阿拉伯故事、波斯故事带入大唐，在中国内地广为流传。无论是中国汉族文人是这些故事的原创者，还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但有一点是明确的，穿梭在阿拉伯、波斯以及中亚和大唐之间的“番客”、“番商”、“番使”们，他们有意或无意识地起到“传播”口头文学的作用，而这种“传播”看似是偶然，其实也是必然。因为，尽管回族先民们在主观意识上，还保留着原来国家或地区的民族意识，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还不是十分强烈。但在客观上，他们为中国与中亚、西亚的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促成了阿拉伯、波斯以及中亚等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汇合，为回族民间文学的萌生铺就了丰厚的文化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