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得去看看它。
一定得去看看它。就如同去看望一位生命垂危的老人，不看，也许就再也看不到了。
生命垂危的老人，临终会挣扎着，用最后一口气告诫他的后人一些话：该铭记什么，该忘却什么，该汲取什么……可是它，它冰冷无语，啥都不会告诉你。当然它并非无话可说，它要说的话才多呢，它的话都藏在那些渗透了风霜雨雪的砖土里，等待有心人把耳朵贴在上面，听；等待知音人把心贴在上面，悟。
这座北方的小城在飞速发展着，快得连历史都快找不到影子了。楼房一座比一座高，城区一年比一年大，新的东西越来越多，旧的东西越来越少。人们砸了真的古迹，盖上假的古迹，不厌其烦，乐此不疲。它呢，它几乎没有立足之地了，它一天天地沉落下去，与这座越长越高的城市对比着，越来越矮，矮到只能抬起头来才能看到这个城市的脚跟。
也许有一天，它会完全被这座城市踩在脚下。它有牢骚吗？它有感慨吗？它有期待吗？
也许什么都有，也许什么都没有。
它不会诉说，它没有生命，它只是这座城市的古城墙。
二
在古代中国，再不像样的城市也是有城墙的，有城墙的城市，闭关自守，安全而又闭塞，最直接地体现了封建社会的特点。因了城墙的存在，在后人的想象里，古代的城市总是神秘的，哪怕小得像月光下的蝈蝈笼，也一样高深莫测，暗藏玄机。
我们现在居住的城市，曾经是一座怎样规模的故城？这座故城屹立了多少年？这座城里的人，繁衍了多少代？它知道，它都知道，作为这座城市历史的一部分，还有谁能比城墙更清楚城市的历史——
我们的故城分为南城和北城。南城是县城，始建于东汉建初五年（80），时称东武县；北城是州城，建于北魏永安二年（529），为胶州治所。两城相接，中间留有一门，谓之双门。隋开皇五年（585），废胶州置密州，即胶州治为密州治。开皇十八年（598），改东武为诸城，仍以南城为县城。到了明洪武二年（1369），撤密州，将县衙挪至了州衙内。洪武四年，大事修城，两城中间的城墙被打掉，但保留了双门，改建为钟楼，同时筑左右城垣，加固城池。以后历代皆有修筑。那时县城呈“凸”字形，“城周九里三十步，高二丈七尺，池深丈有五尺，广倍之”。城墙的四周，有五个城门，门各有楼。县城面积为1065平方公里，城内的街道呈“干”字形，亭台、楼阁、寺庙、祭坛、牌坊等名胜古迹众多，后皆毁于战乱……
那时的南北两城加起来，也没有现在城区的一半大。连接两城的双门，我在一张照片上见过。那是1945年9月诸城第一次解放时，我滨海部队举行入城式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士兵正扛着枪穿过城门，两边是欢迎的百姓，那么多的面孔，有欢悦的，有好奇的，有麻木的，在那些瞬间留住的面孔上，你可以看到诸城的昨天；而那支生机勃勃的队伍，就像一缕春风，用新生的力量，荡涤着陈旧的气息。看那城门，好高啊！城门上那尖顶的建筑，你可别把它当成炮楼，会有一位老人告诉你：那就是钟楼啊。说到那些打着绑腿、背着背包的战士，她混浊的眼里汪满了泪水，她说：那些八路军，苦哇！他们排着队走着走着，就会有人停下来坐在路旁，笨拙地拿个针缝补破烂的鞋子。有一个小的，看上去也就十五六岁吧，怕掉了队，撕块布条缠巴缠巴就撵上去了，脚还一瘸一拐的，大概是脚底磨烂了。我那时还小，背着弟弟在街上看光景，他还停下来给弟弟擦鼻涕，顺手摸一把弟弟的脸蛋子……听着这样的故事，我们都相信：当这样的队伍走过，枯树也能发出新芽。
三
仅存的古城墙，在城南扶淇河的东面，那么突兀的一截，丑陋而不合时宜。多少次经过这里，不知道它是一截城墙。也曾有过一闪的念头：多好的风景区啊，怎么竟留这么个莫名其妙的破土丘在这儿呢？知道了它的身世，才明白对这个爱美的城市来说，对它的保留其实是一种宽容和心胸。
城墙下有悠然耕作的老农，他是否能像珍惜自己的菜地那样珍惜这残缺的城墙呢？歇气的时候，他是否会倚着墙根，对着西沉的夕阳抽一袋旱烟？小的时候，他是否穿着对襟小袄，坐在城墙下的树墩上，荡着双腿，用清亮的嗓音唱过一支童谣？
远望古城墙，就仿佛看见了过去的城堡。朗月之下，树影婆娑，古城墙如母亲围起的手臂，将儿女们拢在怀中，这样的场面是何等温馨啊。面前的城墙曾经高大巍峨，站在下面的人，仰面视之，渺小如蚁。那时，要进入一座城，走出一座城，多难啊。在墙外，你就是个外人；走不出城门，你就永远不知外面世界的模样。每一座城里的人，都这样活着。城墙是护卫，也是阻挡；是安全，也是牢笼。在城墙圈起的范围里，古人们有局限地生活着，不比一只苍蝇一只蚊子更自由，许多动物也跟着人活在里面，享受着本不该享受的囚禁，野性，渐渐消失殆尽。
那时候，每一个村寨，每一座城池，直至整个国家，都壁垒森严，需要有墙一道道一层层的护卫，而这护卫随着科学的发展，终于成了掩耳盗铃式的自慰：再牢固的城墙，又怎能抵得过摧枯拉朽的炮火？
四
城墙曾经要搭云梯才可以攀上去的，但现在只消几步就可以将它踩在脚下。看来人造的高度，永远高不过造它的人的高度。过路的风吹着它顶上的枯草和荆棘，如同吹动着霜染的头发，这些最卑微的植物正在等待，等着春来，等着春暖花开。
那段墙几乎只剩下了黄土，只有几米外面还有青砖，并且已和夯土皮肉分离，真担心有一天它站不住了，会在风中扑倒下来，戳痛大地的胸膛。城墙的那些结实的夯土，可是我们这座古城最早的“姥姥土”啊，可惜大部分已被人推去盖了房，填了沟，垫了栏，说不准哪头牛哪头猪身下铺着的就是城墙的土哩！那土站着，就是城墙；倒下，就是良田。据老人说，夯土上那些拳头大小的、有规律的洞洞，是外面的砖在墙上留下的钉记。它们像蜂鸟的窝巢，任凭乱跑乱撞的风在里面窜进窜出，吹着尖利的口哨。
靠上前去，用冻僵的手抚摸那些斑驳的青砖。我相信每一种物体都有自己的语言，仅属于自己的语言。触摸那些古老的东西时，我总是有种怪异的感觉：有点儿庄严，有几分敬畏。总觉得那千年万年的时光，会如一道电光，传递到触摸的手上来，让人的灵魂附体，说出一些不可思议的话来，惊世骇俗。人不怕天不畏命，就怕被自己的同类视为异类。但手中有了一支笔，就有了使命，该说的话，迟早得说出的。
和市民休戚与共的城墙，有着这座城市最浓烈的生活气息。城墙的脸，是被岁月的风霜雨雪剥蚀过的粗粝，还有新鲜的阳光在上面停留的温暖，还有什么呢，是否还有血呢，是否还有泪呢？当战争到来，第一滴血会溅到它的身上；当分别在即，最后一滴泪会洒在它的脸上。抚摸古城墙，就真切地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历史。
也曾抚摸过比城墙更古老的东西。在我们这座城市的恐龙博物馆里，有世界上最大的恐龙化石，还有一块高过人头的恐龙腿骨，据说摸了可以保佑吉祥平安。每当工作人员在那里煞有介事地解说，听的人就煞有介事地将那块恐龙骨上上下下地摸了又摸，虔诚得连自己都感到滑稽。本人也在摸龙骨求好运的人之列，摸完了才发觉面红耳赤，因为实在想不通远古的这些丑陋笨重的庞然大物，与神灵有何联系。莫非它们的骨头在亿万年的沉睡中成了精，有了灵气？
触摸恐龙骨和触摸城墙，感觉是多么不同啊。
五
近两千年里，城墙曾目睹了多少喜怒哀乐，渗透了多少悲欢离合？
苏轼知密州时，适逢连年灾荒，民不聊生，饥饿难耐的密州百姓有时只得剥啖草木，甚至吃一种观音土。试想人若匍匐在地口嚼草木嘴含泥土，与猪狗又有何区别？饥饿使人的尊严全无，惨不忍睹！而身为太守的苏轼怎样呢？他正在故城废弃的园圃里，和通判刘庭式弓着腰找寻那些可以充饥的枸杞和菊芋。这位亘古少有的大诗人这才痛切地明白：“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就在那灰暗的城墙下，苏轼曾经含着热泪，循着墙根捡拾那些百姓无法养活的弃婴。两年之间，几十个危在旦夕的生命，就在苏轼那双温热的大手上活下来了。一双双黑葡萄似的眼睛，凝视着这位救命恩人的时候，还不知道感恩，还不知道头顶这位两鬓染霜的人，是谁。
在背倚北城墙而建的超然台上，苏轼曾遥遥地举杯邀月，杯中盛满凉凉的月光。他带给密州百姓的，不是“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徘徊叹息，而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千古祝愿。一心超然的人，在超然台上，真正地豁达超然了，他的心胸，像月光下的天空，澄明而博大。而托起了超然，托起了苏轼的北城墙，却与超然台一起，最早地成为了废墟。
六
站立了近2000年的城墙是公元1948年春被扒掉的。当时扒掉它是迫于战争的考虑。
城墙曾经为我所用也为敌所用，日军投降后，臭名昭著的伪张步云部就是依赖高大的城墙和坚固的工事盘踞县城，拒不缴械。他有句丧心病狂的“名言”：“就是杀老百姓吃，也要死守诸城。”当各个城门被攻破，他只得率残兵败将仓皇逃往高密。1947年9月9日上午，国民党军队及还乡团进攻诸城，火力凶猛，敌众我寡，我军主动撤出，已经解放的诸城再次陷入敌手。一个月后攻城的时候，由于敌人凭借城墙和坚固的工事顽强抵抗，那一仗打得十分惨烈。获得第二次解放的诸城痛定思痛，为防患于未然，在1948年的春天，政府决定扒掉城墙（当然并未全部扒除）。最先扒掉的是北墙。西墙上世纪80年代还留有一段，就在现武装部的院内；东面的一截城墙作为诸城师范的东墙存在了多年，也于80年代被毁了。那墙上迎风展动的茅英英儿，至今还拂动着人们的记忆。
七
我们的城墙就这样一段段地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只剩下了这最后的一截，只有几十米的一截，该为它侥幸呢还是悲哀呢？
曾经用来防御用来护守的古城墙啊，到最后，连它自己都保护不了。相反地，它已经到了需要人类保护的程度。
这不是在责备，也不是在抱怨，因为扒城墙曾经是历史的无奈。许多时候，也难说哪是对哪是错，只因为那时候需要。可是即使这些原因不在，现在又有几座城市还保留着最初的城墙？
即使是首都北京的古城墙，它的命运又如何呢？
曾看过一篇文章，写的是梁启超之子、建筑学家梁思成与城墙的故事。1949年建立新中国后，北京城里的许多古老建筑被下令拆除，包括古城墙，包括那些异常精美的辽代建筑。梁思成和夫人林徽因多方呼吁无效。目睹那些雕龙绘凤的梁檩木柱、砖瓦奇石纷纷被市民拆去搭建民房鸡舍，梁思成几乎是绝望地说：“我也是辽代的一块木头！”可是谁又能听见他微弱的呼喊呢？绵长雄伟的古城墙，几乎在一夜间化为了废墟。梁思成终于明白：他不过是一只蚂蚁，无法阻挡汹涌澎湃的浪潮——“在一个灰蒙蒙的黎明，搞了一辈子建筑设计的梁思成悄悄来到城根下，艰难地攀上北京的最后一段城墙，一尺尺、一寸寸地抚摸着城堞上的每块青砖，老泪纵横。最后，他咬咬牙，哆哆嗦嗦地搬上一块印有‘嘉靖二十八年窑户孙紫东造’的城砖，沿着曲折的小胡同背回家去。”
1972年，中国最杰出的建筑学家梁思成病逝，无声无息。而关于毁和留的问题，仍在建设中的中国，继续困扰下来。
八
曾听说一位致力于古迹保护的老人，在得知城南遗留的部分城墙被毁坏之后，心痛得捶胸足顿。当时，说这事的人笑，听这事的人笑，都笑这人的迂腐。
在那些沧桑历尽的老人那里，总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我们更热衷于进取，而他们更懂得珍惜。人，只有在经历了之后，才知道哪些是最重要的；历史，总是在轮回之后，才知道哪些是该珍视的。
那位老人说：过去的已经过去，已经不可能改变或者挽回什么。后人也没有理由责备前人的无知。历史是在摸索中前进的，对错得失在所难免。与其在背后说长道短，不如痛定思痛，吃一堑长一智。人类只有从错误中汲取教训，才会变得更聪明。经历了太多，我们应该有所知，有所悟，那些遗迹、文物是历史遗留的最真实的档案，哪些该保存、保护、抢救，哪些可有可无，应该区别对待。发展的需要，总得有抛弃，有保留；我们需要某些东西留下来，用它的存在说明一些什么，它的存在，就是它的价值。譬如长城，它几乎是用累累的尸骨垒成的，它曾经为防御外侵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然而现在，你还需要它来防御什么保护什么？不需要了。只是，我们依旧需要它站着，它站在那里，就是一种价值。
冯骥才就是这样一位懂得珍惜、善于保护的人。他的故事，近乎悲壮。他说：“哪个城市拥有一条老街，就拥有一件传家宝。”1994年，有600年历史的天津老城开始拆迁，忧心如焚的冯骥才，拿出自己的几十万元稿费，请了100名摄影师日夜走街串巷，“地毯式”地拍摄。在他的多方努力下，终有一些建筑保存了下来。而那些从此消失了的，也在一本浓缩的图集之内，留住了最后的影像。
是啊，切断了与历史相连的脐带，人类就成了一无所知的婴儿。倘若真的有那么一天，那些值得人们自豪的东西都已经不复存在，徒有其表的城市啊，你还拿什么让人来爱你？！
九
在众多的历史文化遗迹中，古城墙可能是平常的，但那是我们城市自己的城墙啊！
面对着城墙，就像面对着历史。它不言、不语，它的价值，取决于人们对它的认识。
谁来回答我们城市的疑问：在已经不需要城墙的时代，那一截残破不堪的城墙，作为一种历史文化遗迹，到底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也许，古城墙撑不了多少年了，如何对待它，将成为它最后的命运。
莫言笔下的人物，因为年代久远而充满了传奇而野蛮的色彩……再悲苦的命运，他们也呈现出一种麻木不仁的乐观，听天由命地活着，死皮赖脸地活着，风吹不断雨打不绝地活着，十二万分的坚忍顽强。快要饿死了，也还有欲望；踏在亲人的尸堆上，照旧大吃大喝，寻欢作乐。只要活着！只要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