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入医学院的情况，今天是不可能发生了。竞争并不很多。我的四百个同窗里面，打算报医科的还不到三十人，大多数是医生的儿子。并没有特别的课程表。固定的必修课只有基础物理和两门化学课。“医科大学预科”这个名目当时还没有发明出来。我在普林斯顿的成绩单是中上；我十五岁上大学，上中学时是个相当聪明的高中生。可后来却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又笨又懒，在要求实干的课上表现中游或低于中游的水平。直到四年级，我冒昧选了斯温戈尔教授的高级生物学课程——那时他刚刚发现了一种肾上腺皮层的激素——情况才有改观。这时我反应敏锐，成了一个像样的搞学问的。然而，到那时我的平均成绩已把我死钉在班上的中间档次，所谓“君子三级”。要在今天，我会被任何地方拒绝的，除非是加勒比地区一些私家医学院。
我进了哈佛这所最难进的学校，靠运气，我想也靠点关系吧。汉斯·齐泽尔，细菌学教授，在罗斯福医院和我父亲一起做过实习医生，爱慕过我的母亲。当我于1933年冬天前往波士顿面试时，主任的秘书教我跟齐泽尔医生谈谈。面试很简短，但在我看来是满意的。齐泽尔仔细地看了看我，像看一个标本一样，然后告诉我，他和我父母都是好朋友。我如果想入哈佛，他会尽力帮忙，但是为了他们的缘故，而不是为了我。他是个大好人，但在这事上却丁是丁，卯是卯。这事有点照顾，但我很清楚，并没有多少人情的成分。
原则上，我受的医学教育跟父亲大同小异。比起他上学的时候，细节改变了好多，特别在疾病机理方面。解剖学和生物化学比从前复杂得多了，也远比从前说明问题。至1930年代，微生物学和免疫学已经改变了我们对一些主要传染病病因的理解。然而，课程设置的宗旨似乎比三十年前更保守了。这个宗旨是，只教授疾病的识别、分类、体征、症状、化验表现，以及怎样做出准确的诊断。疾病的治疗是课程表里最次要的部分，差不多完全抛开了。当然，第二年开设药物学，大部分讲述寥寥几种常用药物的作用方式。这些药物有：阿司匹林，吗啡，各种泻剂，溴化物，巴比妥，毛地黄制剂，还有几样别的。用维生素B治疗震颤性谵妄那时正在时行，后来就放弃了。三年级，发了一本薄薄的袖珍书名叫《常用药物》，大约一百页的样子，我们在进入教学病房和门诊部时把它放在白大褂的口袋里到处带着，但我不记得老师里面有谁曾经参考过那个本子。我也不记得在四年的医学院生涯中听到很多关于疾病治疗的谈论，除了从外科大夫那里。而他们的谈论大都是关于处理外伤、排脓和感染器官与组织的切除。在有限的程度上，也谈论癌肿的切除。
我们受训行的那种医，本质上说来，是奥斯勒氏医学。我们未来的任务是诊断和解释。解释是医道里的正事。病人及其家属们最需要的，就是知道疾病的名称，然后，假如可能的话，说明是什么东西导致了这病，最后，最主要的，这病会怎样发展。
诊断和预后方面的成功被视为医学科学的胜利。实际上就是这样。这方面的造诣，花费了数十年对于许多病例细致的、艰苦的观察；发表了数不清的论文，详细地描述一个又一个症候群的方方面面。还涉及其他好几门科学：疾病的临床表现与宏观微观异常的相互关系，这是好几代病理学家们的贡献。时至1930年代，我们以为，关于当时一些突出的临床问题，该知道的都知道了。这些问题包括：梅毒、结核病、大叶肺炎、伤寒、风湿热、丹毒和小儿麻痹。已知癌症的大多数种类已经作出了详细的分类，生存期的估计已有一定的准确性。心电图已经出现，对心脏病的诊断本已可能相当准确，现在就更加准确了。神经病学拥有一些神经系统任何部位病程的定位法，当我们学会了所有这些时，我们就准备攻读医学博士，而人们期望，至于实际的对于疾病的日常治疗，我们会在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期间自己去发现。
在三年级和四年级，我们也开始知道一些我们都担忧的事，尽管这些事我们谈论得不多。在伟大的波士顿教学医院——彼得·本特·布莱汉医院、麻省综合医院、波士顿市立医院和贝斯·以色列医院的病房里，我们慢慢意识到，我们关于真正有用的东西知道的不是很多；意识到，对于我们如此忙碌地分析的大部分疾病，我们不能够做很多事情来改变其进程；意识到，作为一种需要学问的职业，医学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非常无知的行当。
这些事情，有些其实是我们的临床老师们教给我们的，有些则是夜谈时从同学那儿得知的。现在有时候被人问起，哈佛教师里，哪位对我的医学教育影响最大时，我不再翻查那本有名的花名册去寻找某个名字了。时隔这么久远还让我记得的，是同学们的影响。我们互相教育。我们甚至为彼此选定职业，而当时并没有意识到竟然进行着这样一个如此根本性的教育过程。我现在不像从前那么忧心忡忡地认为必须改革医科院校的课程表了。现在使我心忧的是，不论它的顺序怎么排列，这个课程表总是挤满了讲课和讨论会，充斥了大量需要学习的数据资料，学生们恐怕没有充分的时间在未来前途方面教育彼此了。
有一个重要时期，我们发现了未来的医道将会是怎样，那是在内科病房住院实习的三个月。那是四年级医科学生必修的一部分。我申请去贝斯·以色列医院实习，部分原因是由于赫尔曼·布鲁姆伽尔特教授的声誉，部分原因是由于我最好的朋友里有好几个也去那里。跟随布鲁姆伽尔特医生查房真是益智又惬心。当我随着他在开放的贝斯·以色列圆形病房里从一个病床走到另一个病床时，我对医学之无知程度的殷忧大大地减轻了。从那时起，我所看到的与他匹敌的人不超过三四位。他是一个瘦高身材，动作敏捷的人。一望便知是个集智慧、冷峻和温情于一身的人。他有一种特有的禀赋，走向一个新病人时，还没等走到病床边就已经察知他的问题是轻是重。他做到这一点似乎靠了直觉。有时候，在别的走过场的人看来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而布鲁姆伽尔特却会异常警觉，全神贯注，要求住院医生详细介绍最近的每一点病史，然后更靠近病床，向病人提出自己的问题，最后亲自做体检。看一个诊断大师进行全面体检，近乎是一种美学的体验，很像观看一个芭蕾舞家或乐队里的大提琴演奏者。布鲁姆伽尔特麻利地做完体检，再问几个问题，就把我们拉出病房，来到走廊上，跟我们讨论这个案例，做出诊断，有时是死刑的判决。然后返回病床，跟病人简单地做一番亲切的谈话。声音低得我们听不见，能看出是给病人吃宽心丸，然后继续查房，查下一个病床。就我所知，在跟布鲁姆伽尔特密切接触的那三个月，每天上午三小时里，他没有出过错，一次也没有。但是，我仅能记起三四个病例，他的诊断能导致一点点手段来改变疾病的进程。而这三四例中，每一例都涉及请来外科医生做这个“一点点”：切除甲状腺小结节、胆囊，或肾上腺瘤。对大多数病例来说，只好让疾病自生自灭，变好或变坏。
还有其他的医学大师，各个作风独特，像布鲁姆伽尔特一样，在波士顿别的医院里每天被实习医生和医学生们围着。
波士顿市立医院是波士顿最大的医院，分管贫穷的波士顿居民的医疗，分为临床五科，其中两科的医护人员由哈佛医学院的人员充任（由官方指定为第二科和第四科），两个科由塔夫特医学院的人充任，一个由波士顿大学的人充任。哈佛教席中最显眼的主任医师齐集市立医院的病房，他们是1920年代由于桑代克纪念实验室的建立而吸引前来的。该实验室是一个以医院为基础的独立的研究机构，由一系列斜坡和隧道直接跟教学病房楼相连。桑代克纪念实验室是弗兰西斯·威尔德·皮保德创立的，波士顿人至今记得他大概是哈佛出身的最好的医师。皮保德确信，对于人类疾病的研究，不应局限于病床边的观察，像直到他那时候为止大多数内科医师们所做的那样，也不应局限于大学实验室里桌面上的研究。他相信，应该建立全副武装的研究机构，包括研究任何有希望的研究的实验室，这些实验室与医院的病房直接联系。他的见解为此一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最好的机会。
桑代克开山之初的人员配备也是皮保德的手笔。到1937年我来的时候，那儿是人才荟萃，令人惊叹：乔治·米诺（其时已因发现肝提取物治疗顽固性贫血而拿到诺贝尔奖），威廉·卡斯尔（他发现了顽固性贫血的内在缺陷），柴斯特·契佛，索莫·威斯，麦克斯韦·芬兰，约翰·丁格尔，欧仁·斯达特——每一位都在经营一个实验室，在病房教学，还为一些年轻医生提供研究训练。这些医生来自全国各地的教学医院，来作两到三年的访学学员。桑代克是一个令人惊叹的试验，成了后来的其他医科院校里主要科系的样板，当时只有纽约洛克菲勒研究所的医院能与之比肩。
麦克斯韦·芬兰创建并经营了传染病科。在治疗大叶肺炎时，他和他的助手们做了关于抗肺炎双球菌血清的大部分决定性工作，试验了每一种新的兔抗血清制剂，这些制剂是从乐得乐各家实验室来的。后来，麦克斯韦·芬兰的几个实验室成了鉴定好多新药的全国性中心，这些新药包括青霉素、链霉素、氯霉素，以及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接踵而来的其他抗生素。早在1937年，医学就在转变为以真正的科学为基础的技术。转变的征象具体而微，很难看见，因为大量的病人我们无能为力，只能站在一边干看着，但是，这些征象依然存在，毫无疑义。用保罗·厄尔李奇的砷凡纳明（六〇六），早期梅毒已经能治，并最终治愈；疗程很长，要好几个月，有时得好几年。如果在该病的后期开始用砷凡纳明，那时中枢神经和主要动脉的最严重的破坏正在进行，结果很少满意的。但是，在早期应用，下疳然后还有二期梅毒中的疹子和螺旋体都会被杀掉，瓦塞尔曼反应转阴。治疗是艰难的，砷化物药物的毒副作用是骇人的，有时是致命的。（我不能想象，这样一种疗法会被今天的任何食品暨药物管理局或其他管理机构引进和接受），但它对许多病例确有疗效。并且，这也带来了未来的音讯：有可能破坏一种入侵机体并同细胞和组织密切结合的微生物，而不用破坏细胞本身。在传染病方面普遍使用化疗的前景已经为期不远，而我们应该知道这一点。
那时，免疫学渐渐成为一门应用科学。多亏二十年前由艾佛利、黑代尔堡和戈培尔发起的基础研究，已经知道，肺炎双球菌在其外皮上拥有特殊的碳水化合物，这种碳水化合物引起了高度特化的抗体。到1930年代，兔抗肺炎双球菌血清已能用于治疗最常见的大叶肺炎。血清的制备是困难的、昂贵的。有时在已经由于感染而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导致剧烈的过敏反应。但是它在许多病人身上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恶性贫血，无一例外是致命的疾病，很明显地被肝脏提取物改善（后来发现，起作用的是其中所含的维生素B??）。糖尿病已经能治了，至少到了能降低血糖和纠正酸中毒的地步——酸中毒是会导致糖尿病休克和死亡的——方法是用由班廷和贝斯特分离的胰岛素制剂。蜀黍红斑，这种在南部贫穷农业人口中最常见的死因，已经能治愈了，方法是用哥尔德堡发明的复方维生素B和后来发现的烟酸。白喉能够预防了，方法是用对白喉杆菌毒素的免疫。当该病发生时，可以用白喉抗毒素多少有效地治疗了。
所有这些，我在波士顿市立医院作实习医生时就知道了。但是，它们看起来实在是微末不足道的进展。那些大病，在漫长的几个冬月里让各个病房人满为患的那些，是一点治疗办法也没有的传染病。
生命的两大敌人是结核病和三期梅毒。这些病是人见人怕，像今天人人谈癌色变一样。对结核病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等着瞧，希望身体自己的防御机制会最终遏止结核菌的发展。有的病人得益于丢弃患肺（通过向胸腔注射空气，或切除肺上方的肋骨）。所有的一时奇想都被引进，用于治疗：山地疗养、新鲜空气、阳光、补品——但是，对于大多数病人，不管怎样努力，结核病还是我行我素，走完自己长长的消耗性进程。三期梅毒甚至更糟。精神病病房里充满了这些精神病病人，他们被此病弄成终身废人——“麻痹性痴呆”；有人声称发热疗法有些作用，但是没有多少真正的有效疗法。风湿热，这个见于儿童致命心脏病的最常见原因，据考伯恩显示，它是溶血链球菌感染的结果。唯一的治法是阿司匹林，它能减轻此病中难忍的关节痛，但对于心脏损害却没有作用。对于1937年波士顿市立医院的病房里的大多数疾病来说，什么招数也没有，只有卧床休息和增加营养。
后来，传来关于磺胺药的爆炸性新闻。医学里的真正革命开始了。
我还记得1937年在波士顿市立医院治疗肺炎双球菌和链球菌性败血症的最初几例时造成的轰动。那个现象几乎是不可置信的。明摆着是奄奄一息的病人，不加治疗必死无疑的，可是在给了这种药后，几小时内眼看着变好，第二天或稍晚些时候感觉完全好了。
干这一行的人当中，受这些非同寻常的事件影响最深的，我想就是实习医生了。老一点的医生们同样吃惊，但是轻而易举地接受了这一消息。对实习医生来说，那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在眼前展开。我们这些人从小就志在这一行，而我们意识到，这一行就在我们刚刚踏入之际已经变了样。我们知道，磺胺类药物的其他分子变体正在从医药工业源源而来，并且听说过盘尼西林和其他抗生素的神通。一夜之间，我们坚信了，未来的一切皆有可能。医学终于起步腾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