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封面选用了西班牙画家委拉斯凯兹[1]（Velazquez）1656年的画作《宫娥》（Las Meninas）。这幅画作就我们生活的现代世界所传达的信息远远胜过任何文字的表意：对现代世界多样性的认识，以及我们作为个体的人和社会人的自我意识。但鉴于该画作的创作年代，《宫娥》也体现了历史的连续性：我们能从《宫娥》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多少让我们觉得自己同17世纪的芸芸众生有着共通的历史。这种关系的重要性构成了本书成书的前提。
乔治·奥威尔[2]（George Orwell）的小说《1984》涉及众多重要主题，极权主义社会会抹杀历史便是其中之一。本书并不认为现代社会有意要消除历史，抹去我们对过去的集体记忆。这不属于本书讨论的范畴。但人们往往不再按时间顺序讲授历史知识，也不再将思想和事件置于历史语境下来看待。这种变化是作者创作本书的一个动因。我们被告知自己生活在一个新的“风险”社会［乌尔利希·贝克[3]（Ulrich Beck）］，人类以及人们同自身和彼此的关系都发生了彻底变化［安东尼·吉登斯[4]（Anthony Giddens），布赖恩·特纳[5]（Bryan Turner），唐娜·哈拉维[6]（Donna Haraway）］。(1)在诠释21世纪时，包括这些学者在内的众多作者都强调该时期同以往各历史时期的差异。这些问题不属于本书的讨论范畴。作者在本书中构建的是一个尚未经历这些变革的世界，意图展现古今关系以及思想同社会语境的相互作用。然而，在读者开卷之前，还有几点需要说明。
首先，本书假定“社会”存在。英国首相撒切尔[7]（Thatcher）夫人发表过“社会”不存在的著名论断，众多社会学家［例如约翰·厄里[8]（John Urry）］进一步完善了该观点，提出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我们不再生活在迥然不同的社会中，而是身处同一个世界。(2)这种观点（在一个经历了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的世界里）深受欢迎。但作者认为这种论断不妥，原因有二：其一，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是构成我们身份的重要因素，我们需要了解这个社会环境是如何形成的；其二，曾有观点认为，“历史”随着苏联的解体而终结，如今即便是其主要拥护者弗朗西斯·福山[9]（Francis Fukuyama）(3)也已经摈弃该观点。很显然，充斥现代世界的文化与社会冲突——例如宗教在社会世界的定位——是我们传承的历史遗产的一部分。史学家彼得·拉斯莱特[10]（Peter Laslett）曾论述过“失落的世界”，而另一位史学家帕特里克·科林逊[11]（Patrick Collinson）也曾在书中提到我们有能力重新获得、理解这些世界，并认识它们的重要性。(4)
其次，我们需要理清“现代”（modern）、“现代性”（modernity）和“现代主义”（modernism）这三个术语。人们通常将这些术语混为一谈，但三者实际上存在明显差异。从历史角度而言，“现代”并非特指某一固定时期（如第一章所述），但作者用“现代”一词指代1500年以降——即宗教改革以后——的历史时期。宗教改革在欧洲催生了新的基督教教派——新教。人们对该教派影响程度的看法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发展影响深远，而且还将在诸多方面继续产生影响。第二个术语“现代性”的用法和大多数语境下的用法相同，指19世纪中叶欧洲所形成的对世界的一种认识和经验。该历史时期所经历的变革以及随之形成的对人类可能性的新认识共同定义了“现代性”，这种“现代性”又界定了一个特定的社会和文化世界。第三个术语“现代主义”此处专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各种文艺思潮。
本书主要聚焦英国，但我们现在认识到，对英国的认识应该超越文化和地域的限制。女权主义、性政治、“后殖民主义”和“属民研究”以及保罗·吉尔罗伊[12]（Paul Gilroy）之类学者的涌现，使得撰写历史比以往更具多样性和复杂性。(5)因此，虽然英国是本书考察的焦点，但这个国家不断受到外来思想的影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读者还需要区分资本主义和工业化这两个不同概念。资本主义——市场和利润驱动的政治经济制度——早在工业化之前就已经出现，而且是独立于后者而存在。1989年以来所经历的变迁使人们逐渐接受市场经济是社会组织的唯一方式这一观点（还推广了民主与市场经济“自然”关联的观念）。但我们只需简要回顾过去500年的历史，便知道这些观点都不可信。我们曾经（而且仍需继续）争取民主、捍卫民主。历史告诉我们，有关人类的事务很少有“自然的”。最后提醒读者，本书是对过往500年历史的概述，因此不可能涵盖所有“创造”历史的人物和事件。作者真诚地希望读者能够受到启发，提高对历史的认识。
注释：
[1]委拉斯凯兹（1599—1660），17世纪西班牙宫廷画师，深受威尼斯画派的影响，注重色彩的表现。代表作品包括《纺织女》《镜前的维纳斯》《教皇英诺森十世肖像》《酒神巴克斯》《宫娥》等。——译者注
[2]乔治·奥威尔（1903-1950），英国小说家、记者、社会评论家。代表作品包括《1984》《动物庄园》等。——译者注
[3]乌尔利希·贝克（1944—2015），德国社会学家，提出风险社会、第二次现代化、全球化社会学等理论。主要著作包括《风险社会》《世界风险社会》《自反性现代化》《什么是全球化》《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等。——译者注
[4]安东尼·吉登斯（1938—），英国社会学家，提出吉登斯结构化理论、当代社会的本体论和“第三条道路”的政策。主要著作包括《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性的后果》《气候变化的政治》等。——译者注
[5]布赖恩·特纳，英国和澳大利亚社会学家。主要著作包括《宗教与政治》《宗教与现代社会》等。——译者注
[6]唐娜·哈拉维（1944—），美国后现代女性主义代表，以“赛博格”理论闻名。主要著作包括《赛博格宣言：20世纪晚期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等。——译者注
[7]撒切尔，玛格丽特·撒切尔（1925—2013），英国政治家，第49任英国首相，1979—1990年在任。——译者注
[8]约翰·厄里（1946—2016），英国社会学家，提出“旅游凝视”理论。——译者注
[9]弗朗西斯·福山（1952—），日裔美籍政治学家。主要著作包括《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后人类未来——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落后之源》、《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美国处在十字路口：民主权力与新保守主义的遗产》《跨越断层——人性与社会秩序重建》等。——译者注
[10]彼得·拉斯莱特（1915—2001），英国史学家。主要著作包括《洛克〈政府论〉导论》《失落的世界》等。——译者注
[11]帕特里克·科林逊（1929—2011），英国史学家，主要研究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历史。——译者注
[12]保罗·吉尔罗伊（1956—），英国学者，专攻种族研究。主要著作包括《英国的国旗下没有黑人：种族和民族的文化政治》《黑色大西洋：现代性和双重意识》《身份政治：从表层到小政治》《小行动：关于黑人文化政治的思考》《各种阵营之间：种族，身份和肤色之外的民族主义》等。——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