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4年 但丁创作《神曲》
1492年 在费迪南和伊莎贝拉治下，西班牙收复格拉纳达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抵达西印度群岛
1501年 米开朗基罗完成作品《大卫》
1517年 马丁·路德在威登堡公布《九十五条论纲》
1547年 特伦托公会议；反宗教改革浪潮的开始
1564年 莎士比亚诞生
1605年 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第一卷出版
1633年 伽利略被迫放弃哥白尼学说
对人类历史研究者而言，我们开篇所接触的这个欧洲在某些重要方面均可被视为“现代的”。但在大众眼里，1500年的欧洲同21世纪的欧洲有着云泥之别。如果我们回到16世纪的话，会看到城镇和城市零星分布（这些城市空间在一些欧洲老城中依然清晰可辨），但那里的人们同21世纪的现代人有着千差万别。寿命超过50岁的人寥寥无几；大多数人接受天主教的创世学说；面对死和生，人们只能听天由命；大量人口目不识丁、食不果腹。人们终日为食宿操劳；大多数人因为年迈或迫于疾病，不得不依靠家人或教会的施舍度日。尽管好莱坞不遗余力地将中世纪呈现为一个丰富多彩、舒适安逸的时代，但整体而言，事实并非如此。虽然15世纪的建筑精致华美，手工制品精美绝伦，但这一时期人们的生活普遍充满危险和变数。
人们就该时期是否属于“现代”还存在分歧。部分史学家认为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欧洲才进入现代；有史学家提出“现代”欧洲始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还有一部分史学家主张欧洲是在20世纪初才真正进入“现代”的。15世纪末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被看作是“现代”历史的开端：例如，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首次起航探索新世界，1501年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1475—1564）完成作品《大卫》（David），1485年英格兰玫瑰战争结束。这些事件被视为现代历史开端的标志，预示了社会世界新的发展。有关现代的另一观点则认为早在14世纪，而非16世纪，欧洲就已经呈现了标志着社会在思维和认知方式上向现代转变的某些重要特征。到1500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渡海抵达西印度群岛，“发现”“新大陆”，拓展了欧洲同世界其他地方的物理联系。与此同时，第一部旅行随笔问世［作者阿布·阿卜杜拉·穆罕默德·伊本·白图泰[1]（Abu Abdallah Muhammad Ibn Battutah）1304年出生于丹吉尔，作品名为《游记》（Travels），14世纪50年代问世］。该书表明早在16、17世纪的“探索时代”之前，文化之间的相互往来就已经摆脱了距离的限制。事实上，伊本·白图泰的世界广袤无垠，涵盖了孟加拉至北非大片地区，连接非洲东部部分地区和喜马拉雅山南麓，贸易和伊斯兰教将这个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通常称马可·波罗（Marco Polo）为欧洲第一位伟大的旅行家，但伊本·白图泰是一位比波罗更坚毅的旅行家，尽管他是在波罗死后才踏上旅程的。对无数只是到访过邻村的人而言，即便他们知道，伊本·白图泰周游世界的事迹也只是遥远世界里的传奇而已。14世纪伟大的旅行家们将自己的旅行经历记录成书，但这一时期欧洲大部分人口都没有受过教育，这些叙事成为口口相传的故事。然而，在这一时期，对欧洲大部分人口而言，已知世界仍存在地域界线，但世界正在越变越小。
14世纪旅行家的例子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现代”始于14世纪的观点。历史时期的划分一直以来是一个复杂、棘手的问题，但如果我们把对个人经验重要性的认识看作是现代的一大特征的话，那么14世纪的欧洲就有大量事例可以证明“现代的”我们脱胎于这一时期。但这种判断将文化凌驾于医疗、科学和技术之上：出现以清晰可辨的“普通”人为题材的作品［乔叟（Chaucer）和但丁（Dante），二者均是14世纪诗人］，主张宗教和政治民主［罗拉德派[2]（the Lollards），约翰·威克利夫[3]（John Wycliffe）的拥护者］，完善或设立诸多著名的大学［位于科英布拉[4]（Coimbra）、巴黎、牛津、剑桥和博洛尼亚[5]（Bologna）］，形成有关人类境况的人文主义乐观心理。但是我们同时还必须承认这个社会仍然没有摆脱大自然的束缚。事实上，1348—1349年的黑死病夺走欧洲三分之一人口的性命，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取决于每年收成的好坏。14世纪的“现代”人可能游走天下，挥毫畅书，抒发超越时空的情感，但他们仍然没有摆脱自然界的威胁。在其他方面，尤其是基督教界的统一这一方面，他们的世界不属于我们理解范畴内的“现代”。因此，虽然14世纪同我们的现代世界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本书还是将从16世纪初谈起。
这些开篇观点——同本书一样——都聚焦于英国社会的历史，英国社会同欧洲其他社会的变迁，以及这些社会同世界其他社会的关系。但如上文所示，本书无意将英国或是欧洲视为一个封闭的地理或文化堡垒，对其他文化一无所知或是知之甚少。人类的好奇天性和贪婪本性必然促使不同文化和社会之间相互融合，其方式或暴力或温和。16世纪以前的欧洲历史表明暴力关系占主导：诸多史书中提到诺曼“征服”、维京“入侵”和“玫瑰战争”。但到15世纪末，现代欧洲的众多民族国家从这些征战中脱颖而出，例如，法国、葡萄牙、匈牙利、波兰、西班牙［阿拉贡的费迪南（Ferdinand of Aragon）同卡斯提尔的伊莎贝拉（Isabella of Castile）联姻之后］以及英格兰形成同现代大致相当的边界。其他欧洲社会则以独立城邦（意大利）或公国（意大利和德意志）的形式存在，但通过共同语言实现统一。而对天主教的忠贞又胜过任何共同语言，将整个欧洲统一在神权统治之下——这种局面直到宗教改革才被打破。对天主教的信仰通过两条基本信念不断得到强化：笃信弥撒，以及笃信教宗是最高宗教领袖。如果教宗在宗教事务上的至高权力受到影响（因1378—1449年教会大分裂，两名教宗对峙和三名教宗鼎立所致），对弥撒的信念就成为凝聚欧洲的核心力量。该信念在16世纪又将变成导致欧洲分裂的一个因素。
“弥撒”一词在西方是基督教会核心礼仪的别称。弥撒，或是圣餐礼，来源于耶稣基督受难前夕的最后晚餐，浓缩了基督教关于上帝与世界关系的各种信仰。在弥撒祭献时，日常生活中的面饼与葡萄酒在祝圣后变成耶稣基督的圣体和圣血。信徒认为仪式有永生赎罪之效，能确保自己死后升入天国。毫无疑问，这种信念在14、15世纪备受欢迎，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给了在今生只有短暂生命的人们莫大的安慰。然而，基督教不单只是一种慰藉苦难众生的宗教，它还激发了反对其他宗教的极端暴力行为［例如，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Edward I）驱逐犹太人——历史上发生的首次驱犹事件］，也是欧洲景观中哥特艺术和建筑杰作的灵感来源。此外，人们通常认为直到工厂制和工业革命出现后欧洲才摆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模式的限制。13、14世纪生活在本笃会或西多会修道院的僧侣一定会觉得这种观点荒唐可笑，因为在这些机构中，劳作、起居、祷告的模式都已经相当完善和规范。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6]（Max Weber，1864—1920）提出，这些机构孕育了16世纪在技术和知识领域取得的非凡成就的种子。
16世纪以前的欧洲也许比其他历史时期都更团结统一，这种团结统一背后的文化凝聚力就是基督教。当时的欧洲社会还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是农业社会：绝大部分人口以土地为生，很少远行，几乎没有经历过我们习以为常的都市生活。但14世纪作为欧洲历史的转折点，其意义在于黑死病后封建制度瓦解，雇佣劳动出现。欧洲部分地区无疑仍保留了奴隶制和农奴制，但到16世纪，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售的现代模式——取代农奴制下为封建地主提供无偿劳动的模式——已经清晰可辨。这种社会关系的变革是现代世界形成的关键：这一变革重新分配了权力，赋予法律新义，推动了自由民具有社会权利和义务的观念的最终形成。男人仍然——而且在接下来的数个世纪里也依然如此——被看作是人类的最佳形态。借用《圣经》的说法，女人是用“亚当的肋骨”造的，既比男人卑微，又该为男人被逐出伊甸园负责。但欧洲社会并没有实施僵化的男女模式，也没有禁止有足够资本和决心的女性参与政治文化生活。宗教改革之前，女性统治者、女性信徒以及众多平凡女性在塑造欧洲社会的历史事件和文化中都起到了一定作用。(1)
15世纪初爆发的技术革命加速了欧洲天主教为主导的政教体系的瓦解，推动欧洲民众向民主和公民意识的方向前进了一步。这场革命就是印刷术——更确切地说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15、16世纪的史学家一致认为——借用迪尔梅德·麦卡洛克[7]（Diarmaid MacCulloch）的话——“印刷术的到来改变了宗教的面貌”(2)。在麦卡洛克等人看来，《圣经》的普及推动了宗教改革，但印刷术的影响不止于此，它改变了欧洲关于知识和思想创新的观念。13、14世纪修道院内忙碌有序的僧侣可能认为“写”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写字。直到印刷术发明之后，“写”才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用法，除了抄写之外，还是一个创造过程。印刷术的发明结束了一小部分有能力购买和收藏昂贵抄本的人“拥有”思想的局面。如400多年后的德国社会学家瓦尔特·本雅明[8]（Walter Benjamin）所说，此时任何思想和文本都可以被“机械地复制”。(3)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思想，只是思想的传播是通过抄本和口头讨论的形式进行的。
有观点认为印刷术的发明是现代社会第一次伟大的民主革命。这一看法强调印刷术给权威带去的必然冲击：正如专制政权所认识到的一样，文字的力量不可小觑，因此推动潜在的危险思想广泛传播的技术自然不受欢迎。到16世纪末，欧洲一些王公贵族和高级教士仍然诅咒印刷术的广泛应用，因为印刷术给世界留下的第一份遗产就是宗教改革：宗教改革成功挑战了天主教的宗教权威，其产物仍是我们现代世界的重要构成。对探讨当代世界本质的研究者而言，宗教改革塑造了我们思想和观念的诸多基本模式，其影响可以说是无可比拟的。事实上，在众多社会学家（尤其是马克斯·韦伯）看来，宗教改革的产物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一书中］所说的现代世界的精神驱动力：“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4)
新教的宗教改革缘于16世纪早期天主教的内部矛盾。数个世纪以来，天主教内部分歧不断，冲突不绝（例如，亚里士多德派和奥古斯丁派的矛盾）。教条和教义并非千古不变，教宗直到19世纪也才被赋予绝对宗教权威。但在现代科学出现之前，人们期望教会能诠释世界，阐释世界的起源和合理秩序。欧洲各地纷纷质疑教会的做法，其中最著名的恐怕是马丁·路德[9]（Martin Luther）的《九十五条论纲》（95 Theses），据说马丁·路德于1517年10月31日将它张贴在了威登堡教堂的大门上。（部分德语地区将这一天定为宗教改革日）路德讨伐教宗檄文的核心直指腐败问题（向有罪之人出售赎罪券），但这只是信仰及其在宗教和宗教行为中的作用这一根本问题的一部分而已。但对路德及其同时代的人——《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1535年）的作者法国神学家约翰·加尔文[10]（John Calvin，1509—1564），瑞士宗教改革家乌利希·茨温利[11]（Huldrych Zwingli，1484—1531）以及英格兰宗教改革家托马斯·克兰默[12]（Thomas Cranmer）——而言，他们同天主教在教义上的区别在于对人类堕落的理解存在差异：在路德和加尔文看来，人类获得救赎的唯一途径是信，不需要教士作为中介来实现救赎。（茨温利认为路德在耶稣基督的问题上没有摆脱天主教的影响。）该观点可以说是挑战了基督教中上帝赋予人自由意志的信念，因此并未得到普遍接受。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13]（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是路德的反对派中最具影响力、也是最著名的一位。他反对路德观点的理由具有深刻的现代意义，认为路德剥夺了人的“理性”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