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老人已经在一九五一年将父亲接走。他的骨灰埋葬在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一个任性的女郎，老已来临！我，现在是一个美籍华人。我想象得到，你会笑我甚至鄙夷我。但，命运已经给我做了这样的安排，我成为今天这样，你也负有责任。在港澳、台湾及美国，在海外文坛上，人们给了我“女作家”的桂冠。我在E大学任教，也得到了教授的头衔。在事业、经济和社会地位等各个方面，我已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三十年来，从香港到这里，我先后出版过五个短篇集：《宝石蓝》《大海咆哮》《失去了的黄金时代》《地球还在慢慢转》《栀子花香》，其中三个集子是用英文写的，也出版过三个长篇：《撒旦留下的创伤》《预言的代价》和《绿盈盈的树叶》。顾名思义，你当然可以猜测到这第一个长篇里是为一个虚伪的薄情者而作的。唉！怎么说呢？在名利上我可以说已是一个富翁；但在爱情上，我始终是一个可怜的穷人。我常常感到寂寞和空虚，这要感谢你的赐予啊！我虽入了美国籍，却不能忘怀生育过我的中国，我关心着太平洋彼岸曾经是我的祖国的大陆上的一切。“春花秋月常似醉，卅年频频哭往事。”这些，你是体会不到的。埋藏在我体腔里的心，你看不见。就是你能看见，又能理解多少呢？
请来信吧！来信谈谈我们的过去，也谈谈你自己吧！也许你会奇怪：怎么这封信上我连个称呼也不写，也许你会生气，认为我这样做是一种冷漠或傲慢。不！我是在准备寻求一个恰当的称呼。这么多年了！我对你知道得太少了！发出这封信，仅像是一个探测气球。下一封信，我就可以给你称呼了！你也许还是我过去的艾风，也许已经不是。你也许仅仅是一个熟人，也许已经像陌生人一样了。我常有一种奇怪的想法：马克思、恩格斯如果和华盛顿、杰弗逊、林肯相处，未必见得会吵闹、互责，或许也会成为好朋友的。信仰，为什么一定要妨碍人们成为可以敞开心怀对话的知己呢？三十年了！你一定早就是个共产党员了吧？你生活得怎样？我还想象不出：你——人民中国的一个中学副校长现在是什么模样？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人物，还是一个同人情味早已决裂的英雄？寄张照片来吧！你是否仍有那一头浓黑美丽的头发？你是否在两条长长的眉毛下仍保留着一双热情的火焰般的眼睛？……让我再看看你！然后，我们坦率地谈心，一切需要互相重新发现，心灵的发现！互相的发现！我最初住过纽约东区的瑟顿街一幢公寓房子的十一层楼上，后来搬到纽约市北部比较高级的住宅区维斯切思特住了几年。如今我住的盎格鲁林镇，是个宁静而美丽的小镇。现在，当我提笔给你写信的时候，从窗户里可以看见外边正是华灯璀璨的夜晚，星空辽阔而晶莹；你们那儿该正是晨光照耀吧！逝去了的离愁别绪灌满了我的胸怀，我忽然想起一首古老的、有名的苏格兰民歌里的句子：“……我们曾荡桨小河上，从日出到夕阳。但海浪将我们分隔开，就不再有好时光……”
歌声在我耳边回旋。我还记得一个春光明媚的五月天，我们春游时在杭州荡桨西湖的情景。我想哭了！泪水已经湿润了我的眼眶！
其实，我并不脆弱……
薇娜
（三）艾风的回忆和内心独白，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上海。
啊！纷繁复杂的人世间，什么样奇怪的事不会发生呢？时光在流逝，往事跟随着隐去，但记忆之窗永远不会关闭。热情，因为年事的增高和经历的严酷而逐渐冷却，但当有燃媒触发，顿时又会像岩浆似的从火山口爆泻。我曾伤感于遭遇的坎坷，可又不能不慨叹生活的神奇。年轻的时候，我追求过爱情，追求过幸福，也追求过事业，追求过理想。在汹涌奔腾的革命洪流中，我做出过断然的抉择。一九四八年暑假，我和薇娜都从新闻系毕业了。薇娜没有就业，在家进修外文兼照顾爸爸，我留校做了助教。当系主任告诉我：美国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给了一个奖学金名额，可以考虑让我出国深造时，我确像薇娜来信所形容的那样“狂热”，断然放弃了出国留洋“镀金”的机会。这我确实到今天也是毫无悔意的。当时，我对系主任说：“我不想离开上海，不想离开灾难深重的祖国！因为这儿需要我！”使得他不禁搔搔花白的头发用奇怪的眼色看着我，沉吟无语。人都知道，我正参加学运，我不能为了个人的前程一走了之。也正因为这样，我不能在香港同薇娜见面，也失去了以后在外国同薇娜聚合的机会。但是，在我同薇娜的爱情问题上，我并不虚伪。我们之间形成她所说的悲剧，除了客观原因——不久，上海解放；后来，抗美援朝运动开始……我一直还以为主要该由她负责任。因此，读了来信，使我感到惶惑、不宁，无从解释，也无从找得答案。
往事像打开了闸的渠水一样，激流奔腾而来。一九四九年初送薇娜去香港的情景宛如昨日。那天，在外滩江边散步时，她用惜别的眼光看着我，说：“爸爸决定带我去香港！”我大吃一惊，问：“为什么？”她说：“为了他的艺术！”她父亲是一个曾在法国长期留学的油画家。他欣赏印象主义大师们的理论，认为世界一切色彩并不是物体固有的，而是光赋予的。“光是绘画的主人。”他爱直接在阳光下写生，捕捉自然界瞬息万变的光色气氛和由此产生的丰富色调，力求把画面画得“亮些，更亮些”。在运用艺术语言中，他主要是善于画人像和裸体形象。他在这方面的作品，大多表现男性体态的雄武矫健，女像则着力表现青春之美，典雅而坦荡无邪。画面色彩，明暗有致，十分调和。她告诉我：“在这里，没有爸爸绘画展出的条件，何况他怕共产党来后，他的艺术会被误解成了黄色的下流货色。他要将自己的九十二幅作品全部运到香港，在那里再画八幅，凑成一百整数，举办一个《人体美百态画展》。自从妈妈病故以后，我是他唯一的亲人。他要带我去，我不能不去！”我愕然了！说实在的，我是一个爱欣赏美术作品的人，但对画裸体画的美术家是并不崇拜的。有一次，我曾经同薇娜争辩过，我说：“可画的人物和景色这么多，为什么你爸爸独独偏爱这种美的遗产？”她却维护着自己的老父，严肃地说：“你爸爸是大学历史系教授，不也只爱研究明清史吗？每个艺术家有他个人的兴趣，这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在西方艺术中，从中世纪以后，裸体的形象盛行不衰，文艺复兴的大师们不但把它作为人的尊严和力量的战斗的艺术语言，而且由他们开始，描绘模特儿以研究人身的结构、运动、肌肤、骨骼已成为绘画艺术应有的基本训练。十六世纪意大利名雕刻家、名画家米开朗琪罗创造了最为庄严的裸体美，在西斯廷教堂墙壁上画了成百个雄壮奇伟的男女裸像。法国雕刻家罗丹的名作《吻》，雕刻了两个全裸的男女，却不带丝毫淫欲之情，因为作者赞赏的是真诚相爱和青春之美。在德国女画家珂罗惠支创作的《农民战争》中，一个被压迫被蹂躏的农妇裸卧田野，暴露的不是女性的肉感，而是压迫者的残暴和劳动妇女的倔强。当然，黄色的裸体形象画家是有的。裸体形象中有精华也有糟粕，但我爸爸终生为之付出心血的，是充实人类艺术宝库一角的精美珍品。你应当对他有这样基本的了解……”在听了这番严肃的话后，我曾花了几天时间专门研究并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这次，我对她说：“俄国十月革命后，早期苏联艺术家穆辛娜等也创造过健康向上的裸体雕像。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决不是清教徒，更不是伪道学！你父亲对共产党还不了解，你应当劝说他留在上海！”薇娜摇头：“我劝说过，但你了解他的个性，在这点上，他跟你相仿！你们都不太容易改变自己的主张。为了他的《人体美百态画展》，我决定做出牺牲。好在香港到上海非常方便，随时可以来去！‘如真是情真意切，又何在朝朝暮暮？’”不久，一个阴寒的冬日午后，我在轮船码头送别了薇娜与她那鬓发已银白、背已微微佝偻的老父。——他有个习惯，每当有什么看不惯或不屑于辩论的感觉时，就爱耸耸他那瘦削的肩膀。我记得很清楚：那天，薇娜上身穿的洁白的高领紧身毛衣，下身是咖啡色西裤，外罩很合身的黑呢大衣，烫的大波浪的长发，戴了一顶藏青色的却尔司登小帽。她父亲穿着宽大的黄褐色人字呢大衣，打一条银灰色有红点的领带，衔着烟斗。……唉！该死的《人体美百态画展》啊！
她走了！她住在九龙弥敦道，我们不断通信。在信上，我们又有过山盟海誓。她父亲的画展，终于在上海解放前夕——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旬，在香港展出了！展出是成功的，那百幅具有非凡艺术魅力的画，影响很大。欧洲和北美的一些美术杂志都陆续做了介绍和评论，有些外国收藏家高价收买她父亲的作品。薇娜忙得很高兴，实际上她是老画家的秘书。上海解放前夕，她来过信，要我去香港，说到那里后可以找到工作，而且，他们经济情况也好了；我却要她劝说她父亲一同回上海。当时，我正在大学新闻系里做助教，上海解放，我就进了报社做记者。我和薇娜依然通信，我要她回来的决心更坚定了。我在信上说：“回来吧！薇娜！我们应当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理想，在事业上一致，才有牢固的幸福。我已经决定献身给革命、永远跟共产党走了，你应当同我并肩前进！回来参加革命吧！如果我们分在两地，隔得这么远，思想上又有那么大的距离，我们的爱情再崇高也像两座高山一样，永远合不到一起的！你想过没有？……”绝对想不到，这封信使薇娜发了那么大的脾气。她回信任性地说：“你难道变心了吗？你难道不了解我是多么深地在爱着你？我离你愈远，心靠你愈近。在这维多利亚海边每天都有一伙蜜蜂和蝴蝶围着我转。但我对谁看了一眼呢？这里有一个名叫丁大卫的青年银行家，父亲是银行总经理，他在香港大学毕业后，就做了他父亲的襄理，他长得很像你，只是气质与你不同，你像一个学者，他像一个‘花花公子’，但人还是精明能干的。他玩笑地叫我‘女王’，对我极尽卑躬屈膝谄媚讨好之能事。他用一万五千元港币买走了爸爸替我画的一张极为普通的半身肖像画，但我从未答应过他的任何一次到高罗士打行喝咖啡或到香港仔吃海鲜的邀请。说这些不是向你炫耀，而是让你知道我对你的爱。你难道不能从我给你的频繁的长信上测知我的心吗？我的处境，你应该明白：爸爸是绝对不回来的，有蜂拥着他的新闻记者，有为他捧场的油画爱好者！报纸夸赞他的作品是国际化的，他的色彩造型，是一种世界语！他的名字将被正式入选于《世界艺术家名人录》。他正在筹办第二次画展，整天在画室里摆弄他的画笔和油彩。把六十多岁的老人扔在这儿自己远走，我能忍心？你能忍心？你太不体谅我了！你知道，我的唯一希望和要求，就是要你来！你要献身的革命我不反感，但却没有太大的兴趣！我正开始准备写小说。有些报馆经济上受丁大卫父子的支持，我写了不愁无处发表。我要献身的事业是文学和艺术。我希望你也跟我走同一条路！我能用你信上的话回敬你吗？如果我们分在两地，隔得这么远，思想上又有那么大的距离，我们的爱情再崇高也像两座高山一样，永远合不到一起的！你想过没有？……”
薇娜的信，使我感到我们之间的爱情有了裂纹，但我是深爱她的。她既了解我也不了解我。我对革命如此狂热，怎么会丢下革命去往香港？她也太不明白我的处境。其实，我正面临家庭和报社领导的巨大压力，只不过不愿告诉她罢了。父亲和母亲是喜欢薇娜的。这时，他们对我这个独子的恋爱婚姻问题十分关心。父亲用手扶着深度近视的眼镜，那苍老稳健的脸上了无笑容，对我说：“我是学历史的，懂得政治。你还是叫薇娜回来，不然不好！”母亲慈祥的脸上罩着愁云，说：“这样拖到哪一年呀？再说，郑扬也来谈过，你在报社做记者，既不是党员，又有香港的这种恋爱关系，有人老说闲话。他对你了解，是你进报社工作的介绍人，可是也不好说话。这你不能不考虑啊！”郑扬是地下党的同志，当过店员，曾在邮局做职员。原来是党在上海办的一个地下刊物的编辑，我是在参加学运时认识他的，他是我走向革命的启蒙老师。上海解放，他接收报社，做了报社的副社长，介绍我进了报社。我知道他的难处，也明显地感到自己身上有很重的压力。可是我无法排除我内心对薇娜的深深的爱，也无法违背我俩立下的山盟海誓。我心里暗想：我愿意献身革命，但我也要爱情！当然，我是不会去香港的。我要努力争取薇娜回来。
唉！谁知……
（四）艾风的回忆和内心独白，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三日晚，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