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的激流仍在记忆的河床里奔腾不息……
同薇娜的通信，从她随老父一九四九年初离开上海去香港以后，整整维持了一年半。这中间，我们在信上闹过别扭，有过误解，但只要用爱情的火焰一烤，别扭和误解就立刻像冰雪似的融化了！我发现丁大卫是一个闯进我们爱情领域里来的陌生人。在薇娜的信上，偶尔出现他的踪迹，似乎薇娜对他的印象比起初好一些了。有时，薇娜信上说：“丁大卫常来，他向爸爸学画，但自从知道我们的关系后，他不再纠缠我了。”有时，薇娜也说：“这封信是请丁大卫代发的。他说，带到香港总局寄发，比在我们这里发出可以早点使你收到。收到信后，你看一看邮戳日期，是不是这样？”显然，丁大卫看来是个“君子”，而且，他在薇娜心目中不过是个局外人而已。我当然信赖薇娜！
这中间，我继续承受着家庭和工作单位的压力。我由记者调做副刊编辑，似乎外勤工作需要政治条件更好的人来干。领导上和郑扬一次次地找我谈话，劝我动员薇娜回来，我也常在信上表露出要她回来的意思，但总是不得要领。我自己也不知这盘棋会发展到哪步田地！
不幸的是，在一九五〇年七月中旬的一天，收到薇娜的老父用他那龙飞凤舞的钢笔字给我写来一封信后，我同薇娜之间竟就此断了联系。
老画家在信上告诉我：薇娜患了肺炎，病情很重，经过医生诊治已脱离险境，但需静养，叫我放心。我怎么能放心呢？立刻写信追问情况。但谁知从这开始，我连连去信却如石沉大海，再也收不到复信了。
八月里，一天，我收到薇娜一封来信，喜出望外，拆开一看，里边是一张我的照片，一张撕得粉碎了的我的照片。这张照片，是在母亲的家乡金山卫海边拍摄的。薇娜与我站在海边，背景是美丽的苍穹和大海。可是薇娜将照片撕成了两爿，留下了她自己的那一半，而将有我的这一半撕得粉碎寄还我了！这是什么意思？意思还不明白吗？她是要和我断交了！这是结束我们之间的爱情的表示。可是，为什么她要这样呢？前不久她不是还说过“我离你愈远，心靠你愈近”的吗？
我急匆匆地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寄去，询问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她的变心。可是信发出后，收到的却是丁大卫寄来的一封短信，像一把匕首，直插我的心头。自然，一切都明白了！
丁大卫的信上，措辞傲慢、冷酷。他说：“我同薇娜已经相爱，并已征得双方家长同意，马上就要结婚并去东南亚度蜜月。从今以后，请你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勿再给薇娜写信。我征得薇娜的同意，特写此信奉告一切，请勿见怪……”
我在家里收到这封措辞尖刻的信的时候，是上午。我简直愤怒压抑得像要爆炸。我“乒”地关上房门，一头栽倒在床上，将头埋在枕头里痛哭了一场。然后，我拿了信去找父亲和母亲，将信给他们看了。父亲正在读报，用手扶着眼镜，看了信，苍老稳健的脸上皱纹似乎更深了，克制地说了一句老子的话：“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母亲正打毛线衣，读了信，掏手帕拭眼泪。我将信又拿过来，七撕八撕，撕成了碎片，闷声不响地离开了他们。我骑自行车到报社去，头里晕晕的。过马路时，一辆公共汽车在我身边擦过。我两眼一花，栽倒在路上，险些被它辗在轮下。我跌伤了右胳臂，被送进了医院包扎。
这以后，再也没有薇娜的消息。又过了两个月，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父亲和母亲都侥幸我同薇娜的断绝关系，领导上和郑扬也认为我断得好，劝我努力工作。
除了工作能安慰我的寂寥与懊丧，别的我已无所寄托。有人说：爱和恨始终是好朋友，有爱就有恨，爱和恨永远不会分离！爱使我哭泣，恨使我咬牙！薇娜太伤我的心了！伤心之余，我对革命更加狂热！我仇恨资产阶级分子丁大卫，当然同样痛恨薇娜，我感到她太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冬妮娅了！我背熟了保尔·柯察金的那段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在五十年代，像我这样狂热于献身革命的，多得数不清，大家都有献身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理想。薇娜是那么残忍地伤了我的心。我却自己忍住伤口的疼痛，用工作来求得安慰。
当然，爱情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爱情的获得可以赋予人以力量，像火把似的发出光亮，照耀一个人前进的道路；爱情的丧失也可以使人颓废消极，沉沦到无法自拔。我不会像《茵梦湖》里的莱因哈德那样终生嗟哦，我选择了前者！三年后的一个金色的秋天，我同郑茜结婚了。茜茜是郑扬的妹妹，一位中学语文教师。郑扬在调到市委宣传部去工作之前，将她介绍给了我。她比我小两岁，是一个温柔娴静的人。婚后，我们感情很好。第二年，我们生了一个男孩，用我俩的姓配合成了一个名字——郑艾。可是，小艾艾在十五岁那年就死了，茜茜离开人间也已经九年！唉，当初，谁能想到呢？
薇娜以为我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其实我还根本不是。唉，是好像有点不可思议呢！一个狂热地献身于革命的人，跟随共产党走了三十年以上，却还不是共产党员，是对革命、对信仰有过动摇？没有！是损害过党的利益、犯过错误？也没有！是品质恶劣或庸碌无能吧？也不是！那是怎么回事呢？说来其实也很简单平常。只是因为我出身知识分子家庭，这本来比出身好的人入党要困难得多，何况又有了薇娜这样的社会关系。虽然，她并没有政治问题，但她在香港！虽然她同我断绝了交往，但在有些同志的头脑里却是永远断绝不了的。虽然，在入党的条件上，并不死扣死卡这一条，但这却每每成了一条辫子！在有些极左的同志心目中，似乎我这样的人无论如何是不可信任的。加上，又是一个搞意识形态工作的知识分子，头脑复杂，大脑上的细胞变化多端难以猜测，同工农生来在本质上不同，自当另眼相看。而后，到了一九五七年，似乎对发展知识分子入党的问题重视一些了。眼看我即将有可能解决组织问题，偏偏又来了意外的波折！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晚，我生病在家，茜茜到她哥哥郑扬家里去，回来得很晚。回来时，她的眼圈红着，满面是汗，两只温柔的眼睛失神地望着我。叫人一眼就能测知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她丧魂落魄地说：“哥哥出问题了，正在批判！大字报贴得到处都是……”
而后，郑扬——解放前在白色恐怖下领导学运的党的地下工作者，我参加革命的第一个引路人，就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去西北的一个省内劳动了！我没有被捎上，已是十分幸运的了，谁还敢奢望其他呢！
除了这样一个社会关系，加上反右扩大化后，有些人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又“左”起来了。知识似乎是一种罪恶。从此，我的入党就更渺茫。虽然我一次再次申请过，也认为我表现并不差，但考验是长期的。我只应当苛求自己。入党的事又拖下来了。一晃又是十年，接踵而来的，是史无前例疾风暴雨式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然，入党的事对于我来说是离得更远更远了！……
这样的一些往事，想起来是沉重的。但薇娜的信却不能不使我想起这些。由于政治条件的限制，我在副刊编辑的岗位上，并没有得到过迅速重用或升迁提拔的机会。我本来曾有从事创作的兴趣和抱负，可是离开记者岗位后，就少了动笔的机会。我也不愿被人看作在种“自留地”似的搞业余写作，我像个编辑匠似的组稿、看稿、改稿。多少年来，在我帮助下有的工农作者成了作家，我还是依然故我。到了我被提升为编辑副组长以后，不到两年，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于是，一场浩劫降临到我和茜茜的头上。……
不是我们同时代的人，不是经历过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知识分子，恐怕是很难理解我这样的知识分子的信念和为人的。我们是从黑暗中因寻求光明而找到了光明的人。对于光明，我们满意。我们有着痛苦的经历而又有欣慰的对比，我们也有着对社会、对主义、对领袖的仰望。可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宁可用光明教育自己也教育别人和下一代，对逆境和不公平的待遇毫无怨尤，甚至会发自内心地宽恕或忘却，因为我们忠于自己信奉的神圣的事业。为了这，许多先烈献出过热血和革命，那么，为了这，我们付出一些牺牲又算得了什么？我们用信仰来安慰自己心头的痛苦，用党性修养来克制自己的欲望。即使还不是共产党员，却用党员标准来约束自己、要求自己，追求着使自己成为特殊材料做成的人。所以，从个人的得失计算，参加革命三十多年，以世俗的名利来衡量，也许像用网捞水，毫无所获。但我并不遗憾。一个人做的事如果不辜负自己的初衷，是不会迷惘、惆怅的。生命的价值，在于它充塞着理想和信念。也许有人以为这是愚昧、怯弱，以为这是灵魂被扭曲了，其实，这正像讪笑烈士流血牺牲是傻子一样。这样的人不了解狂热的革命者的心。铁屑，永远被磁石吸引；行星，始终围绕太阳旋转。为革命献出一切，为祖国美好的明天而斗争，是我的初衷。三十年前，我不去香港，以致后来发生了同薇娜分袂的事实。那么，又经过三十年革命火焰的焙炼，我又将如何？……
思绪像一张五彩缤纷的大网笼罩在心上，使我的心缭乱而幽闭，似要窒息。我记得在薇娜父亲的画室里看到过他画的一张画，画名是：《让我的心永远晒着太阳》。那是一个裸体的健美男子的侧影。他双手捧着自己的一颗心，让心承受太阳的七色光辉。那颗通红的心上泛出红橙黄绿青蓝紫的绚丽色彩，像宝石花一般璀璨，像五光十色的彩虹一般美丽。我也多么希望我的心摆脱网的困扰，能捧出来永远晒在太阳里呵！
当然这些不必都写给薇娜。我只准备给她写一封简单的复信。
夜已深了，我再也无法入睡。……
（五）薇娜给艾风的信，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二日，从美国纽约寄往上海。
艾风，我亲爱的朋友：你好！
从熙熙攘攘的超级市场归来，收到了在盼望中的你那相当简单枯燥的来信。你没有寄照片来，也没有回答我提出的全部问题。但你总算对我提出的主要问题做了解释，这我就很感谢了！我意识到你还是我亲爱的朋友。从信上的日期看，我发现你是收到我的信后隔了好多天才复的。为什么呢？你这使我伤心，也引起我的思索。看来，我们离得那么遥远，分别得那么长久，距离不但存在于我们之间的地理区域、行程和时间上，更存在于我们的心灵和感情上了！冷酷的距离哟！难道这种距离永远不能缩短或消失么？
前些日子，我在洛杉矶音乐中心新建的圆形现代化剧场看一个新上演的话剧——Loose Ends（《悬而未决》），故事是写一对青年在海滨结识、相爱，婚后丈夫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事业家，妻子研究摄影也有事业心，不愿生儿育女，因而夫妇产生了矛盾，加上两人之间又在彼此相爱的关系上由于多疑发生了误解，终于分手。但分手前互相表示虽然如此仍是相爱的。这出戏反映了美国当前年轻一代的现实生活与所谓的理想和前途的矛盾。我不喜欢剧的本身，人物都是那么唯我，那么自私。评论它是剧作家的事，但是，它却又勾起了我对往事的怀念。当他和她分手时，我悄悄掏出了手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