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我在“A lot of pupil”上注了“啊，老豆腐飘飘儿”。恰好李方叔老师叫我起来念课文，我念得结结巴巴，念到“啊，老豆腐飘飘儿”时，李老师终于忍不住了，“啪”地一鸡毛帚打在我桌上，说：“什么？什么老豆腐飘飘儿？”
我瞠目结舌，课本被李老师一把抢过去了。他发现我用中文乱注音，大为生气，训了一顿，以后，他经常要来看看我的英语课本上注没注中国字。到进入高小时，我这坏习惯就改掉了。李方叔老师的严格，到今天想起来我仍感到蒙受到了好处，使我难忘。谢谢您，李老师！
有位教地理的丁孚九老师，是苏北人，一口扬州话，讲课时声音很响，为人和善，人很胖，常带笑意。有一次，下课时，我顽皮地学他讲话，“那块那块”的，恰好他在背后走来，听到了，却没批评。隔了一天，课后同我笑着谈话，但没有丝毫威胁的意思。我只记得他主要是说我人很聪明，但有点调皮，也不够用功，问我他说得对不对？我当然点头说对，老师能态度很好地中肯地正面指出学生的问题，教导学生努力的方向，不用训斥的态度，对学生自然有益。后来抗战爆发，我随父亲去安徽躲避轰炸。路过芜湖，在名叫大安栈的旅店中遇到丁老师，父亲知道这是我的老师，对他很尊重，谈起我有什么缺点时，他反面话正面说，说我聪明，如更加用功就更好。后来抗战胜利，1946年我从四川回到南京，当时我已是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二年级学生了。听说丁老师在公路总局当主任秘书，特去百子亭他的办公室看望他，见了面老师很亲切也很客气。我谈起小时候不用功很淘气感谢老师当时正面指出我的缺点，并告诉老师后来我立志的事。丁老师似乎很感动，突然掏出手帕拭泪。后来，我告辞，老师一直从楼上办公室送到楼下大门外，依依地看着我走远。只是，从那，就再也未见过丁老师，也不知他的下落了！
在我的同学好友中，除钱北三外，当时有徐承锦、黄伟宁、吴增菲、方复等都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功课和人品都好。钱北三当时已去成都，我们常常通信。徐承锦后来改名为徐冉，上过重庆大学，失去了联系。黄伟宁后来改名黄威廉，现在是贵州省科委主任、贵州师范大学教授。吴增菲也早是教授了。前年，黄伟宁曾来信告诉我他赴美考察时在机场遇到过吴增菲。到今天，这些同学我都能记起他们童年时的模样，也还能感受到童年时我们之间友谊的温暖。
我们那时都是童子军。童子军是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使儿童接受军事化训练的一种组织。英国军官贝登堡（Robert Stephenson Smyth Badenpowell，1857-1941）根据他在南非活动时训练儿童充当警探的经验，于1908年创设童子军。不久即流行于许多国家。中国也在1912年成立童子军，首创于武昌文华书院，训练内容有纪律、礼节、操法、结绳、旗语、侦察、救护、炊事、露营等。国民党统治时期，起初设中国童子军司令部，后改设中国童子军总会，领导全国童子军训练事宜，并在初中设童子军课程，说是“在使儿童自知警惕，以服务他人为最大快乐；以‘准备’、‘日行一善’、‘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三项为铭言”。目的当然是想使童子军成为国民党政府“励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忠诚之国民”。但事物有二重性，做了童子军的学生，并未全都接受他们的塑造。中大实校高小就有童子军课，回想那时做童子军，在纪律、礼节、提高敏捷、独立生活能力方面是有好处的。当时规定童子军必须“日行一善”，就是每天做一件好事。我们一清早起来戴上童子军的领巾，在领巾角上打一个小疙瘩，做了一件好事后就把疙瘩解开。第二天再这样重来。拾到了钱缴公是做好事，扶老携幼也是做好事。把坏了的课桌修一修，将商店多找了的钱退回去等等都是做好事。人生不但是学习要做什么，并且也要懂得不做什么。“日行一善”，对培养我们的是非心，让我们有志于做一个有益于大众、有益于社会的人，不能说没有一点潜移默化的作用。
就在我说的这年，我们家里发生了一件事。我的一个堂兄钱兆瑗失踪了。
我姓王，我的堂兄们都姓王，为什么这位堂兄姓钱呢？
原来我们祖上原是浙江杭州人，姓钱。太平天国时，战火流离，我父亲的曾祖父独自一人流浪到了江苏如皋的海边，在掘港北坎遇到一户姓王的人家，王家只有一个独生女儿，见父亲的曾祖父相貌堂堂，招赘了他。招赘时，说明如果生了儿子，大儿子姓钱，小儿子及以后的子女姓王。这样，父亲的曾祖父以后，分成了两支，一支姓钱，一支姓王。这样，我就有了姓钱的堂兄。姓钱的一支人丁不旺，姓王的一支人丁兴旺。但互相往来，是很亲密的。
钱兆瑗也是由父亲培养上学的，这时在吴江的一个农场里工作。吴江当时因为圩塞而产生了许多湖田，就开办了农场。钱兆瑗在那里工作，有时来到南京，就住在洞庭路我们家里。他爱喝酒，常常喝得脸红眼也红。父亲对他爱喝酒常要批评他，他面上不喝暗中仍是要喝的。
这次，他从吴江回来，人很颓丧。一个晚上，我听到他同父亲不知谈什么事，好像发生了什么紧迫的事似的。后来，听到父亲劝他说：“还是迟点结婚的好。年轻人，事业重要，我把你们一个个培养出来，你们都早早的想结婚成家，不去考虑事业，这怎么行？……”
爸爸讲这话是有所指的。像堂兄洪江、洪治等大学毕业后都在外工作，开拓事业。而有的堂兄，虽然很有能力，可是在南京读读书，回去完婚，生了孩子就不肯离开家乡了！爸爸是有感慨的。
当晚这样，第二天我听景春说：兆瑗昨晚和他同住一室夜里喝酒并且哭了，也不知是什么事。然后，第二天下午，我放学回家，走出我的房间，到景春和兆瑗的房里，只见兆瑗坐在那里，一边大口喝高粱酒，一边在哭。房里酒气熏天，他满脸通红，两只眼红得怕人。
我上前问他：“你哭什么？”
兆瑗也不理我，突然，他站起来就跑出去了。将我呆呆地甩在那里。
兆瑗这一走没有再回来。他失踪了！怀疑他是自杀，凡报上登了什么地方发现有无名男尸的地方，爸爸都派景春等去看过，看看是不是钱兆瑗。家里又在报上刊登了悬赏寻找钱兆瑗的寻人启事。可是一直渺渺无讯。看来，他确是死了！从人生舞台上消失了！
兆瑗的死，使我们十分吃惊。很快就了解到了实情。原来，兆瑗在吴江同一个姑娘谈了恋爱。结果，姑娘怀孕了！兆瑗想结婚，可是又不敢将姑娘怀孕的事和盘托出。他自己可能也想过：如果结了婚有了孩子，他一无事业，二无积蓄，三无住房，也是无法维持的。他又嗜酒。喝了酒头脑变得不清醒了，情绪却变得冲动了，就发生了自杀的悲剧。
我们全家，除了汪淑晴外，都沉浸在一种哀痛的情绪中，爸爸一连好多天脸上都布满愁云。后来，爸爸对我一次再次地说：“洪溥，人生需有志向和目标！兆瑗这个人，就是既没有志向，也没有目标。早早就要结婚。人生无益于人类，便是无价值的！你看看，像他这样，到世界上是来干什么的？……我希望你和你哥哥都不要像兆瑗，你们都应当立志，要做个将来有成就的人……”
什么叫“有成就”？这目标对我来说还朦胧混沌，但立志上进，却在心中愈益明确。
高小到初一阶段，我开始用功，而且不再受情绪的影响，立志上进。即使汪淑晴不断用冷脸冷眼看我，我也依然使自己稳定而且恬适。由于立志，我对未来，对明天似乎具有信心。后来，回顾起这段时日，我想起读过的一句带有哲理性的格言：“我们处于什么方向不要紧，要紧的是我们正向什么方向移动。”我觉得这句哲理性的格言能很好地概括我在那段时日里的生活走向。我虽还年少无知，却是在开始有意识地向着好的发展方向在挪动。
堂兄兆瑗失踪不久，是暑假了！
哥哥宏济学习成绩极好，他平时安装矿石收音机，吹箫、吹笛。到了暑假、寒假，他总要求到上海去，在妈妈处度假。他觉得那对他是最最快乐的事了。爸爸也总是答应他去。
而我，我没有这种想法，我总觉得妈妈那里不是我的家！对慰祖好伯，我年龄虽小，恨心却大，无法宽容。虽然，我心底里对妈妈还是怀想着的。
宏济一走，我从心里又感到一种不可抗拒的寂寥了！暑假开始，花园里蝉声嘹亮，天气炎热，南京“火炉”般的高温，使人浑身汗湿，连看小说都不来劲，我每天做做假期作业，看看父亲订的好几种报纸。当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蛮横侵略，而南京国民政府妥协退让，报纸上连“抗日”的字样都不许出现。“抗日”在报上排成“抗×”，“日本帝国主义”在报上排成“××帝国主义”。叫人看了既泄气又憋气，苦闷愤激得很。我们那时代的中小学生，在抗日的问题上是敏感而且比较成熟的。当时，杨河金常来家里约我到玄武湖划船，并一同带了气枪去打鸟，我们还谈起将来长大了一起去当空军，做飞机驾驶员，目的是好同日本强盗拼个死活！谈得志同道合，解去不少寂寞。河金后来结婚太早，读了初中就工作了。他也未去做空军，抗战胜利后我在上海遇到过他，他当时在铁路局做职员。可惜后来就失去了联系。现在也不知他在何处。我曾到来复会堂旧址看过，尖顶红砖的教堂房屋仍在，人事早已全非了！
在这个暑假里，汪淑晴也到上海她家里享清福去了。一天，爸爸忽然决定带我离开南京到南通去。南通在苏北，是个港口，离我们家乡不远。爸爸已经多年未去过。我正寂寞，跟他出去，自然高兴。
我随爸爸由南京坐火车到上海，打算由上海乘船去南通。到上海后，我们仍住在南京路上的东亚旅馆。爸爸要去汪淑晴家，我提出：我要去看看妈妈和宏济及妹妹们。爸爸同意。我就凭记忆和地址坐黄包车找到了妈妈在南市蓬莱路的那幢石库门房子。
我的突然出现，当然引起“轰动”。妈妈高兴极了！宏济和妹妹们也高兴极了！慰祖好伯也表现得非常高兴。这算是我同他见到的最后一次了。因为以后到第二年抗战爆发，我就随爸爸离开南京去到安徽省南陵县躲避轰炸，然后辗转从安徽去到武汉，又从武汉经广州到香港再回上海。上海的租界那时已成“孤岛”，被敌伪势力包围。我到上海后不久，慰祖好伯因为抗日曾遭日本宪兵队逮捕并且打聋了一只耳朵。经友人设法保释后，他就起程去大后方，后来病故在重庆。他给我留下的最后一个当面的印象是一张和蔼的笑脸。我对他的“恨”，当然是经过许多年的反复、思考、提高来清除的。应当说，后来这种“恨”是完全随着年龄的增长与人生阅历的丰富以及封建残余思想的克服而消除的。前几年，我曾经给五妹赵平萍写信，建议在安葬妈妈骨灰时将慰祖好伯的骨灰置入合葬，这建议里也包括了我对妈妈和慰祖好伯的歉意与我的忏悔。可是后来我才知道，慰祖好伯本来葬在上海的一所公墓里，“文革”十年内乱期间，公墓全部遭到发掘，已无处寻觅他的骨灰了！
话又说回来，那天我到妈妈那里，如今留下的印象只有一个“吃”字。妈妈忙着在厨房里做菜做饭，尽量想使我吃得满意、吃得高兴。作为母亲，似乎从哺乳开始，总是把“吃”当作对待子女最好的侍奉！妈妈也是这样，只要见到我，首先想到让我吃，她的时间全花在弄吃的上，等得分手时，就遗憾：“唉，为什么不好好谈谈呢？”妈妈这种习惯一直维持了许多许多年，直到她同我们这些子女们永别为止。
那天去妈妈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五妹平萍，她那时还很小，圆圆的脸上两只漂亮的大眼睛，很健康，小脸像红苹果，见到我就要我抱。我只知道又添了一个妹妹，也似乎有点晓得这是慰祖好伯和妈妈生的第二个女儿，但却又不甚清楚，对四妹和五妹，都没有因对慰祖好伯的不谅解而有任何一点同大、二、三妹有区别的感觉。正因如此，从那时到现在，我们虽是同母异父的姐妹，却彼此之间，谁也没有一点见外。我觉得我同她们之间的情谊，如同口和手一样。手痛时用口去吹，口痛时用手去抚，是难能可贵的。
那次，在上海停留的时日很短，我跟爸爸坐船去南通。船行一夜，次日黎明红日升起时到达南通，在天生港上岸，住在爸爸的一个朋友王若虚家。只看到来看望爸爸的客人很多，爸爸有时也外出看望人家。在这种时候，我就只能独自看看书，做做带到南通的暑假作业，寂寞得很。听到爸爸叹息地说过：“唉，要是德芳在，就会陪我来南通，我也不至于这么忙了！”我明白，爸爸这话是因为汪淑晴在上海不肯来南通，而且德芳妈妈能像秘书替爸爸应酬客人或代笔，而汪淑晴什么也干不了！
南通那个城市留给我的印象不多，只觉得城市挺干净、挺精致的，气候也不错。爸爸带我游玩了著名的狼山，使我想起了镇江的金山寺和焦山上的寺庙。和尚出来招待，我们在那里吃了斋饭，都是素菜：素鸡、素火腿、豆腐、竹笋、香椿芽、素鱼、素海参、素元子、香菌、蘑菇、玉兰片、雪里红……爸爸和王若虚他们吃得津津有味，我却因为鸡呀、火腿呀、鱼呀都是假的颇感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