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8月13日那天，下午3点钟左右，北京沙滩后街55号的一个大杂院里。我家住了两间屋，外屋东南两边都有碧纱窗子。东窗下我种的马来西亚有棱角的丝瓜，已经长得又长又粗了，它的大叶子的浓荫遮覆了我的屋子。南窗下人家种的玉米也高过了屋子。天气十分闷热。我和十五岁的干女儿小红，躺在里屋的床上休息。
突然传来很急的敲门声，人声嘈杂。小红看了我一眼，我示意她快去开门。小红没有来得及开好门，一群男女就拥了进来，门外还有一群不大不小的孩子被大人们阻止了进来。孩子们就趴在东窗外的丝瓜架子上，站在碧纱窗的窗框上，向屋子里张望。
我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穿好鞋子，从里屋迎了出来。一共进来八个人。
我们里弄的副主委，把两个陌生的小伙子介绍给我说，他们是北京大学来“外调”的。当然没有介绍来客的姓名。其余六位都是里弄干部。
我让两位不速之客，也是当时的英雄人物，坐下来。
我家的一张小小的红木桌子，以前是人家打麻将用的，我得来做了吃饭的桌子。桌子放在两方东窗的当中，一边靠东墙。我坐在南面，脸向北。两个小伙子，一个坐在我对面，一个坐在我的左手边。其余六个散坐在床上和凳子上。
我刚坐下，小红给我一个人倒来一杯茶。我们家的规矩，应该先请客人喝茶。可是小红知道这些客人不会喝我们家的茶。他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派，如果喝了资产阶级人家的茶，那就划不清阶级界限了。
他们来势汹汹，很有气派地坐下来。我对面的小伙子开口讲话了。
“我们是北京大学派来外调张芝联的！”
张芝联？他是过去上海光华附中的校长。我在那儿教过书。他比我小十岁左右。他出了什么事？
他们像连珠炮似的问了我关于张芝联的好几个问题。我都茫然，只得回答：“不知道。”几个“不知道”，就触怒了他们。
左手的小伙子指着我的茶杯说：“拿开，不许喝茶！”
我乖乖地把茶送进里屋，小红接了去。小红有点难过，她巴巴地送上这杯茶，我一口也没有喝。
我匆忙地回到外屋，正准备坐下去的时候，忽然听见一声吆喝：“不许坐，站起来！”
我还没有坐稳，就扶着桌子边站起来。站起来的时候，背后的椅子挡住了我的腿，所以我的身子紧靠着桌子边。这样的站法似乎有所倚靠，让他们看上去很不顺眼。
左手的小伙子又吆喝了一声：“不要靠桌子，退后两步！”我遵命退后两步，把椅子用腿推到后面，靠到椅子。他们可能想：不叫你靠桌子，你又靠上了椅子！那小伙子又嚷了：“向前走一步！”
我又遵命向前走一步。这样，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没依没靠地站着，他们可能是满意了吧。
我站稳了。我想，我是快满六十岁的老太婆了。这些年轻人，是在导演我唱什么戏呢？他们是十分严格和严厉的导演，而我是忠实执行导演指挥的好演员。
一抬头，窗子外面都是孩子们可爱的小脸和一双双惊奇的大眼睛。我看不见丝瓜的大叶子。
我等待他的再次吆喝。他在几次大声嚷嚷之后，似乎有些累。不过，年轻人是不会累的，尤其在这种场合。
我对面的小伙子说：“你仔细想想，张芝联过去干过什么政治勾当！你又何必包庇他呢？”我很感激这个小伙子对我的温和态度。
我说：“我们只同过不到两年的事。他是校长，我是教员。我们仅仅在会议上碰头，讲过很少的话。”我回答的时候，声音轻了一些。也可能是他们大声嚷嚷之后，耳朵有点儿不灵了吧！
左手的小伙子又叫开了：“噢！叫你讲话，你说得那么轻。你对外国人讲英语的时候，倒哇啦哇啦的！”我想笑不敢笑。他们几时听见我和外国人讲话？外国人就怕大声嚷嚷。那样对客人、对主人，都是不礼貌的。
对面的小伙子打圆场了：“给你五分钟，考虑考虑，张芝联在三十几年前，参加过什么反革命组织？”
给我五分钟，因此全屋子里的人，连我在内，都得到了放松和休息的机会。布满在屋子外面的瓜架上、窗框子上的孩子们，也似乎安静了些。
给我五分钟，这多么宝贵的五分钟！我应当考虑张芝联的事了。不过，他们问我，张芝联三十年前的事。那时他不过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会参加什么反革命组织呢？我就更不知道了。
我把两脚放开了些，八字脚站起来更稳当，免得身子晃晃悠悠的。这时候，我才有机会仔细端详坐在我对面的小伙子。
嘿！好漂亮的小伙子！年纪不过二十岁多一点儿，雪白粉嫩的脸，一双黑白分明、很有威严的眼睛，还是双眼皮呢！看上去只有大学一年级。
我想：他跟女孩子谈恋爱的时候，一定是非常温柔、非常温柔的美男子！
我又想：这个小伙子要是我家里的人该多好。我唯一的儿子已经三十多岁了。这小伙子算是我的儿子，太小了些。我只有一个孙女儿，小名儿叫庆庆，今年才八岁。这小伙子算是我的孙子又太大了些。如果我的儿子和孙子跟我“斗猴”，我生气不生气呢？
我，自己问自己；我，自己回答：“不生气，才不生气呢！只要孩子们觉得有趣，我就没有什么不愿意的。”
我双手交叉放在胸前。我想举起右手，手托香腮，好帮助我仔细地想。不行，这个姿势可能会引起误会。我依然双手交叉放在胸前。
左手的小伙子咳嗽了一声。
这时候，我忽然产生了危险感。这不一定是有趣的事。斗争是尖锐的，是面对面的。斗争不但伤人的身体，更会伤人的心。也许有一天会斗死！不，也许就在这个时候！不过那也不要紧。我能活到今天，活了六十年，也就够本了。过去就是有时有病痛以及人世间的许多折磨，也应当算是美好的生活。活着就是美呀！
我这种想法，很有点“阿Q精神”。“阿Q精神”是蛮有道理的。我几乎想长长地舒一口气。
左手的小伙子突然站了起来，伸一伸胳膊。我想：不会要打我吧，打人在今天是家常便饭呀。
哦！他原来是深呼吸。他轻轻地把胳膊放在桌子上，又坐了下来。我瞥了他一眼，这个小伙子黑黑的，比较粗犷。我没敢仔细看他。
我想：对面白脸的是“常山赵子龙”，这黑脸的是“猛张飞”。他们都是好样的英雄！
这五分钟怎么会这样长？我由“赵子龙”、“猛张飞”想到了唱戏。记得我在北京昆曲研习社演过几次小丑。
我现在又在演戏了。戏里总要有一个小丑，戏才更有情趣。我演小丑的时候，沈盘生老师先替我在鼻子上画一块白豆腐干，再勾上几笔墨，勾得很有书卷气。
我演过四出戏的小丑：第一出是《西厢记·寄柬》中的琴童。琴童知道红娘躲在桌子下面。他故意说《西游记》，最后把书桌一拍说：“啪嗒一声响，妖精出洞门！”这时候，红娘大吃一惊，急忙钻了出来！真正有趣得很！
第二出是败子回头《金不换·守岁》中的书童。这出戏只有两个角色，一个是败子姚英，另一个就是我扮演的书童。书童引诱败子赌钱，左手拿着一个大青花碗，右手掷骰子，那个样子很滑稽。
第三出是《白兔记·出猎》，我演的是咬脐郎身边的一个旗牌军的小头头，名字叫王旺。有一次，演咬脐郎的胡保棣摔掉了紫金冠。我拱手说：“启衙内，我去取你的金冠来！”我很得意，我在舞台上能随机应变。想到这里，我可能扬一扬我的眉毛。
第四出是《风筝误·后亲》，也就是川剧的所谓《美洞房》。这出戏我们曲社演的次数最多。我演丑丫头。丑丫头有许多有趣的台词。像跪下来发誓说：“我个糟糠阿太，鸭蛋头菩萨，我若个夜头领子韩状元进来末，阿要像今夜头能个，勿肯做亲个哆！”又说：“今夜头是勿困个哉，像走马灯能格走一夜个哉！”最有趣的是三个“岂有此理”。第一个是韩状元骂岳母闺门不谨的“岂有此理”。第二个是事情搞清楚之后，岳母责备女婿也说“岂有此理”。第三个是丑丫头骗状元说“夫人来哉！”状元开了门，丑丫头就学舌说：“岂有此理！”李笠翁的戏，戏剧性是很强的。
我往往在生活的危险关头，想到一些有趣的事，以排遣我的苦闷。我想，他们不会知道我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如果知道了，那我准得被克！
我今天又在扮演小丑了。是好心肠的小丑，还是坏心肠的小丑？我好像还没有演过坏心肠的小丑。不，不对！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当作好人，别人是坏人。自己说自己是好人不能算数。别人说你是坏人，恐怕也不能算数，因为他们根本不认识你，当然不会了解你。算了吧，不要把自己当作好人，就算自己扮演的小丑是个坏人也罢。
我瞧了瞧对面的“赵子龙”。他是我一抬头就能看见的人。我不大敢看“猛张飞”。我转头斜眼对他是不恭敬的。“赵子龙”不是小丑。不，小丑脸上不一定有块白豆腐干。他们是小丑？我是小丑？我有点糊涂了。
这时忽然想起他们问张芝联反革命的事，这才“思”归正传。张芝联现在北京大学教西洋史。从前我在光华附中教过中国史。“教历史”，这就是二人的共同之处。
由此我想到了历史。历史上我是好人也罢，坏人也罢，那是后人评价的事。历史是悠久的，人的一生是很短暂的，宇宙更是无限大的。像我这样的人是很渺小、很渺小的。但是我这个很渺小、很渺小的人，曾经绕地球一周。那时候绕地球一周不像现在这样容易。我要是给这两个小伙子斗倒了，也还是十分丢脸的事。
我想：在整个世界上，我是一粒小灰尘，一阵风就会被吹得无影无踪了。不，还有“物质不灭”定理哩！我现在是一个实实在在活着的人，虽然非常非常渺小！
我反反复复地想：“他们是小丑？我是小丑？”这出戏也许双方都是小丑。有这样一出戏吗？我倒一时想不起！我们这出戏，屋子里的大人，窗子外面的孩子们，都看得很来劲。
好不容易过了五分钟。我想这是足足的五分钟，不然时间怎会这样长？
“赵子龙”看了一下表：“交代吧！该想起了吧！你过去难道不曾打听他干过什么事？”
我脑子里这才又想到张芝联反革命的问题，把小丑暂时搁置一边。如果再给我五分钟，我可以写一篇《论小丑》了。
“交代，实在没有什么可以交代。”我不敢说得太轻，也不敢放大喉咙。我把声音调整到恰到好处，慢慢地说：“他是校长，我是教员。我没有到过他的家，他也没有来过我的家。我从来没有想到去打听他过去的事。那时候好像不作兴去问人家的履历。他过去的情况，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我左手那位“猛张飞”生气了，大声说：“不知道，岂有此理！”
好一个“岂有此理”！这是第四个“岂有此理”！戏剧性强极了！
他接着说：“你不坦白交代？你包庇他，刘邓包庇你！你们一伙都不是好东西！”他算替我下了很客气的结论。
屋子里的人七嘴八舌地都来劝我。什么坦白从宽啦，抗拒从严啦！要我好好地交代，否则就要吃苦啦！
我有什么好说的？这时候，我失去了涵养。我气愤地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不能造谣说谎。我不能向群众脸上抹黑。我不能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
一屋子的人听了我这个断然的回答，大为愕然！大家沉默了一会儿。那位“赵子龙”站起来说：“好吧，用笔写你的交代吧，过三天我们来拿！”
他们一哄而散地开门走了。
门打开了。走的走了。可是另一批人拥了进来。是一大群原来趴在窗子外面的不大不小的孩子们。他们直奔里屋我孙女儿庆庆的玩具橱，翻腾了一遍。跳跳蹦蹦地各人拿了一些玩具走了。
孩子们在窗外的时候，已经把碧纱窗子踩坏了，也把我小心经营的瓜架子踩倒了。我从此再也不种瓜，更不栽花！
我和小红又躺到床上。我对十五岁的小红说：“幸亏今天庆庆不在我的身边！”
1979年12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