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相信与否无关紧要，我总是集体当中的一员，连做梦都会跟随着。跟随着才有安慰，跟随就是生活，为这跟随，唯有竭尽全力。
我很孤独，我又需要真正的孤独，这其实很难，因为环境里属于我个人的地盘不过是一块三尺宽的铺位。除去上厕所的片刻，再不可能有一个看不到人脸的角落。独处，实在是一个莫大的奢想。
我的铺位因为紧靠着墙和窗户，算是拥有了一个相对自守的死角。很草率地吃过洗过，赶紧丢盔弃甲，将身体快速瘫到被窝里。躲在被子里，感觉衰竭的身体稀薄如纸，散乱如沙。这时只希望自己统统地失去，失去，一切都不要有——痛觉啊，思想啊。我知道，重新地知觉重新地受苦，是在下一天，是下一个黎明的事情。
这样急不可耐抢先睡下，又是很个别的，没有可能找出一片帘子将自己遮住。这时候人人都在大洗特洗。这时的宿舍，是一个澡堂子。
洗，像一种本能，或一种娱乐。无论一天里有多劳累，她们也要洗个够。水是不用节约的，来自于一口井。水房分给每个人的热水极其有限，靠火墙烧又等不及，早都习惯了凉水。身子洗完了，还要洗衣裳，洗得地面从未干过。倘若半夜里干了突击性的活儿，她们还会一直洗到天亮。没有条件全身脱净，都是半身半身地在盆子里撩着洗。几人排开站在盆架前，两手来回拉扯湿毛巾，把香皂沫子甩到旁人身上脸上。一边洗一边大声地逗笑，爱比较谁的皮肤黑，谁的胳膊粗，还爱比较胸部的大小，腰肢、肩膀的宽与窄。那逗笑声，显示着人同劳动同泥水作斗争的力量。
——我何尝不想也像她们那样痛快地洗呢。我也喜欢皂香，喜欢身体经过搓洗后发出来的夺目的光洁，这感觉何等舒适。可我总是洗得飞快，正与干活儿的效率相反。知道自己远未洗净，尤其头发里边还埋着好多的粉尘沙粒。然而，实在不愿再动弹一下了。被窝多好，被窝多像一个掩体、将身体完全护佑起来，哪怕只有五分钟、十分钟，我都深深贪恋它。
灯光蒙蒙地亮了，宿舍里渐渐安静下来，潮湿的空气中弥漫着凡士林或蛤蜊油的香味儿。林沂蒙坐在我身边，靠着她的被垛，像个老乡那样盘腿坐着，她叫我：孙小婴，你起来，咱们读报纸！
明白自己不对，我们还不能睡觉，还有学习任务没有完成。坐在炕上的人不约而同都把洁亮的面孔冲着我。赶紧坐起，穿衣，跪在坑上将刚刚摊开的棉被又叠起来，也像她们那样靠住被垛儿坐好。
林沂蒙打开报纸读起来——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毛主席最新指示：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领导……
林沂蒙是北京十三中六八届初中生，和我是一届的，她读报口齿清楚，字儿咬得准确，够得上广播员水平。我们都听得很认真，虽然对社论的内容并不都能懂。并且也都不是太新的报纸，没有可能看到新报纸，大部分报纸残缺不全。看起来，晚上的读报时间，抓到什么报就是什么报，哪怕是去年的，也可权当新闻读一读。钢琴伴唱《红灯记》诞生了，中国日食研究进入世界先进行列，毛主席把外国朋友送的芒果转送给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报纸分到大家手上，都在灯下哗啦啦翻看。我那张报纸上有芒果的照片，芒果放在玻璃罩子里，周围是革命群众聚拢的脸，还有一只只手，手里都挥动着小语录本。
谁问了句：你吃过芒果吗？谁又接一句：酸酸的，像梅子。林沂蒙说：怎么会像梅子？你没吃过，好吃极了，向毛主席保证。就都听林沂蒙说：芒果，是杏黄色的，中间有一个扁核，比所有的水果都甜！大家知道林沂蒙爸爸是大军区的政委，她说吃过那肯定就是吃过。林沂蒙把一张报纸递给叶丹娆，叫她接着读。这张报纸可能是最新的：《做好可以教育好的青少年子女的工作》。
我支着耳朵认真听，一句一句往脑里走。这时发现，叶丹娆晶莹的面孔上挂着奇特的笑。笑什么？什么事情好笑？注意看她，觉得那笑并非出于某种缘故，而是她脸上一种习惯性的与众不同的特征，就像她的美丽一样，也是独一无二的。
文章读完，林沂蒙说：报纸今天就读到这儿，谁要是想看晚上抓紧看，明天连部要收回去。另外，还有两件事跟大家说一下。咱们排通知，准备让我们上“优秀班集体”，不知道连里能不能评上，大家都要努把力，先进的要注意帮助后进的。再就是要选“五好战士”，排里给咱班两个名额，大家看看，谁合适？
静一刻，有人提林沂蒙，又有人提叶丹娆。
林沂蒙叫举手表决。我举起手，看见林沂蒙很大方地四面转转眼睛。又看见叶丹娆神情有些窘迫，一道笑容很勉强又很分明，伤疤一样在她的脸上凝固着。
都睡下时，林沂蒙躺平身体，将面孔转向我，带着笑意对我说：孙小婴，别总愁眉不展的，告你一个好消息，你的“兵团战士”团里批下来了！“边防证”明天就办，文书小卢叫我通知你。
我听了兴奋，一下就不困了。问她：那我的出身最后怎么定的？
她说：定为“伪职员”，因为你父母解放前就工作了。林沂蒙把脸向我凑近了，问我：知道“兵团战士”意味着什么吗？这就是说，你也能发一支枪，是7.62型苏式的，沉着呢。
我亮起眼睛：真的？什么时候发？你们都有吗？
林沂蒙兴致勃勃告诉我：都有都有，什么时候练什么时候发。叶丹娆开始没有，两个月后也有了。因为她出身特复杂，兵团战士批得有点费劲儿。
——我是兵团战士了，这事着实令我高兴。很记得那份报纸，上边“可以教育好的青少年子女”一说，我挺往心里去。我为被批了兵团战士而感到高兴，可庆幸中又焦虑，生怕那件事被别人发觉。在前些天填新表时，我做下了一个很大的隐瞒，在“家庭成员有无历史问题”一栏内，我填了端正的“无”字。这是一个可耻的行为。
父亲“文化大革命”前去世，生前在大学任教。我在“出身”栏内填了两个简单的字：职员。我知道父亲那段复杂的历史，绝非几个字几句话可以说明白的。
三十年代，父亲自辅仁大学教育系毕业，随后去日本留学多年，研修东方教育学，边研究边从教。至战乱期间，头脑一时昏聩，接受国内伪政权的任命，做了驻日某领事馆的副领事。不久幡然悔悟，自觉退弃回国。他曾想方设法奔至解放区，然而畏惧于各种政治考察，又不得不离去。隐匿两年之后，倾尽全副心力创办私立学校。待到全国解放，父亲将两所私立学校连同祖父财产全数捐献国家，自己退入书斋专心治学，直至去世。父亲一生博学清高，不爱钱财，不迷仕途，努力忠于个人志向，但因政治头脑浅薄轻易上到贼船，于是个人历史难以澄清，导致满腹才学无从施展。虽然解放后被派任大学教授，实际精力多用于无尽无休地检查反省，最终因为精神上无法摆脱频繁的政治审查而郁郁离世……
做子女的再继续承受父亲甩不脱的阴影，却又不一律。“文化大革命”未起，支援新疆建设的哥哥出身定为“历史反革命”；“文化大革命”之时，电台工作的姐姐出身改成“反动学者”。
我决心接受他们的教训，逃避可怕的罗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斗胆做出越轨之举。在跨校前往兵团招兵站报名时，一个机会被我抓在手里：我被允许自挟档案上报名站听候政审，那真是天赐良机。我从学校先取了档案迅速回家。家里没人，那只烧过不知多少本书的洋炉子正燃着，我把厚厚的牛皮口袋打开。这事比想得要容易些。从没有贴过封条的信封原口，先用湿抹布蘸湿老旧的干糨糊，然后一点点揭开——
果然，有一大沓子父亲反省历史的抄录件，黄底红道的条格纸，细密的钢笔字。后面签有组织的结论。很难懂的文字，很吓人的红章，一系列令人可怖的东西。我的心脏跳得快极了。哪里有半点兴趣研究它们，不敢耽搁半分钟，抖着手指，将父亲的历史材料全数择尽……妈妈的简历很简单，“一二·九”之后，她自北平燕京大学转入上海震旦女院，遂后入父亲学校从教，直至今日，再清白不过……
我将择净的档案封了口，藏到一边，握住炉钩子，挑炉门，“嗵”的一声，火被掀亮，熊熊的红焰欢跃地跳起来。
就这样，我对父亲的历史，永远拒绝了，是用我自己的手。
这件事是藏在心底的秘密，我知道我的行为是比盗窃还可怕得多的。竟然奏效，果真祛除掉了灾祸之源。“伪职员”——这个词儿也叫人讨厌，但终究算不得很反动。知足的同时又不免心有余悸。我想，但愿组织上不会去做调查。父亲虽已作古，档案虽被择清，但父亲大学里厚厚的卷宗还在，而妈妈和哥哥姐姐那里，早也都有父亲的材料夹在档案里，倘若再经调查过来，我是要下地狱的——反复地掂量自己的行为，终觉别无选择，哪怕会在将来的某一天担负不可规避的责任。我为自己开脱的理由是，父亲已不在世，我小小年纪，不该为父亲的历史承受任何的歧视与罪罚。而我脱离学校到兵团招兵站去报名，就是想叫自己清清爽爽，走一条生存的新路，像毛主席说的，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但那些铁样的事实，我不可能拒绝得了，是因为，他是我的父亲。作为一种“阶级烙印”，我深知，自己从根子上是生不如人的。
……别无选择，我不后悔自己的行为。尽管我知道，永远都会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恐惧，以此为代价，也许将要终生不宁。
那个晚上选“五好”，选了林沂蒙，还选了叶丹娆，这让我觉得我们班上有善心，有公平。我承认，林和叶确实都是先进榜样，值得学习，可又觉得她们二人虽然都是先进，却是有着本质区别。很显然，吃苦与吃苦，在心理上是不同的。林沂蒙怎么干都充分显出一种光荣的责任感，是满怀了巨大的纯粹的革命热情，因此，她可以将样样活儿都干得生龙活虎。
可叶丹娆却叫人怎么看都像是在受难。
真的，不论干哪一种活儿，只要看一看叶丹娆，我总是从心里发疼，不忍目睹。她老是在拼命，老是极用力地挥动着手臂，将手里的工具抡出一阵风。头不抬，手不停，手指上常常带着伤，脸上永远大汗淋漓。她的工作服是大号的，里边穿一件古铜色的旧皮坎肩，还有小棉袄，依然被汗水浸透，在后背上深深洇出一个发黑的大汗圈儿。天气寒冷，她因为汗洒得猛，身上和头发梢上都在冒白气儿，好像冰棍刚刚出了棉被箱似的。
她是那么好看，却好似完全不把这好看当回事儿，反而有一种因此而对不住人的歉意。永远是强笑，抱歉的强笑。似乎来到这世界上，她早早就对不起了所有的人。在宿舍里，她从不照镜子，不抹香脂，两条小辫闪电一般编得飞快，省下时间，默不吱声地为大家打水洗衣裳。一双伤手一抖一抖的，抖得拿不住一个鞋刷，端不稳一盆水。
听说刚来的人，为了批兵团战士，办“边防证”，填写出身时极严格，经过上级一通审查之后，要在全连大会上一个个地公布：×××地主，×××工人，×××革干……念到她时可怕了，出身竟算“反动官僚资本家”。听说，她的父母已经被“遣送原籍”了，这倒霉的出身太令她难堪，她曾给家里去信询问，让父亲详细说明自己的历史，结果已在乡下的父亲一下子又受刺激，突患脑溢血，抢救过来，人快完了。家里拍电报让她速归，电报到了连里，她当着文书的面把它撕个粉碎……这些事情是如此公开，她一心想给自己制造盾牌，以抵挡种种的议论。可实际上，最有害的，还是她自己对自己的不公平。
我看得出她是多么鄙视自己。那么执着地“忘我改造”，简直使劳动成为一种惩罚，一种暴力，劳动被可怕地推向极致，变得残忍——一种绝对的精神上的虐待，是通过肉体的受苦。我看到，她所有的表现都在昭示着身心的破损。我觉得她挺惨。
想想中世纪的基督徒，他们把苦行当作一种荣誉，当作上帝施与的大爱，作为灵魂能够新生的必由之路——可我们是基督徒吗？不，我们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青少年，即使父辈有过错，与我们做子女的，有何相干？
两年前，一个深深的夜里，满面油污的哥哥从新疆扒了货车回来，进门后马马虎虎洗个澡，就朝壁橱里边藏。哥哥藏在壁橱里，一边狼吞虎咽吃着东西，一边圆瞪着眼睛嘱咐妈妈，要是有人敲门，千万别叫他们进来！他们兵团武斗了，出身不好的“狗崽子”好多都挨了打，有的还被关押。与哥哥同去新疆的宋大民，是天津一个大资本家的儿子，他很不明智地参加了一派组织，在武斗时中了枪弹被打死。开始并没死，中弹的大腿被打穿动脉，血流不止，几人抬着担架急忙往医院赶，他有气无力绝望说：别送我了，我是“狗崽子”，没有红革会证明，到了那儿人家也不给治……后来人搭到医院，果然耽搁好半天，终于大夫过来了，人已经僵硬。
他就那么流血流死了——哥哥缩在壁橱里默叨着，蜷成一团掉眼泪。这是我头一次见到哥哥掉泪。没过多会儿，街道赤卫队和联防队来人砸大门。他们胳膊上戴着红箍，满面威严，质问我们：刚才来了什么人？看看证件！哥哥藏不住，狼狈地钻出来，耷拉脑袋说：没有证件，刚从新疆回来，那边太乱了。联防队人大声教育哥哥：乱？乱什么乱？乱了敌人，乱不了群众！你明天老实回去，跟定组织，就地闹革命……
我想，现在，苟活着的宋大民们，照着报纸上的新提法，叫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意思是说，出身不好的子女还有被教育好的可能。怎样才可以教育好？就是那么拼死拼活苦干，在苦干之中，“脱胎换骨”，成为新人，成为符合革命时代需要的新人？可这还不是说明，这些人生就跟别人不一样吗？这些人，生就是一个大错误，活着，只是为改正而来的。
我感到沉重的压力。一种来自于权威的命运的重担，令我憋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