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查利·福特纳姆的情况比较接近的是英国驻罗萨里奥名誉领事斯坦利·西尔维斯特。他是一位满头银丝，极富魅力的板球爱好者。在《名誉领事》一书中，罗萨里奥是阿根廷的一座小城。福特纳姆的绑架者的影子头头“老虎”就藏身在那里。这岂不是有点意味深长？
西尔维斯特是斯威夫特制冷工厂的总经理，眼看不到一年就要退休了，1971年5月却在自己家门口被ERP[11]行动小组抓住。该小组的领导人曾经在斯威夫特工厂上班（在格林的小说中，有两个绑架者是一家橘子罐头厂的雇员）。在斯威夫特工厂答应ERP的要求，向棚户区贫民免费分发食品和学生教材，并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后，西尔维斯特获得了释放。
西尔维斯特的消遣活动之一就是跟抓捕他的人下象棋——这跟格林笔下的绑架者完全一样。很显然，西尔维斯特也对抓捕者的艰难处境感到刺痛与同情，就像埃尔布里克和杰克逊对MR-8与图帕马罗城市游击队队员感到同情，以及福特纳姆对“费布雷斯塔青年”[12]感到同情一样。西尔维斯特获释之后，警方试图脱掉他身上的套衫，他用福特纳姆式的语言断然拒绝道：“不，那是孩子们给我的。”
不管“查利·Q.福特纳姆”这一名字的来源是什么，它都注定要发展成为格林最受珍爱的艺术特点之一。就在格林即将动笔创作《名誉领事》之前，他对他的同伴伊冯娜·克洛埃塔说：“我今后得跟一个名叫查利·福特纳姆的人共同生活三年，想起来真是可怕。”但后来格林自己纠正说：“我对当时的那种想法感到惊讶——但也许是我想起了写作《一个焚毁的案件》时的情况。那时，我得强忍着与奎尔里为伴，心情很是郁闷。事实上，后来我渐渐喜欢上查利·福特纳姆了。”至于那个大写字母Q代表什么——“我得保密。”福特纳姆说——可能暗示着作者原先的某种担心。
福特纳姆的体貌特征是格林按照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的形象摹写的；福特纳姆的职位则是按照格林本人很久以前的志向安排的。早在牛津大学上学的时候，格林就曾想申请到“黎凡特”[13]的某个地方当领事。他的这一志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差一点实现。那时候，他曾被委派出国从事情报活动。“要不是利比里亚人不肯接受我……我的身份就是驻蒙罗维亚领事了。”
从查利·福特纳姆身上看格林差点当上的那个饱受争议、令人烦恼的破下等官职也挺逗人的：一个老人，一个酒鬼，坐在裂缝的女王画像下面，外面挂着上下颠倒的英国国旗。没有人需要“可怜的查利”。他在伦敦、布宜诺斯艾利斯和科连特斯分文不值。“他为我们和阿根廷之间的关系所做的唯一贡献，就是娶了个当地妓女。”
福特纳姆的先驱者是《我们在哈瓦那的人》（1958）里的沃莫尔德和《喜剧演员》（1966）里的琼斯。这些人物被推进了不属于他们的环境里。从表面上看，他们的活动能力不是太强。在格林的小说中，情绪上最接近《名誉领事》的是《喜剧演员》。它暴露了外交官的不可信任，因为他们的职业就是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感受。该书中的故事讲述者布朗——海地的一位英国旅馆老板——有一个情妇嫁给了南美一个小国的大使。究竟是哪个国家布朗忘记了。“我不太喜欢大使。”他对出纳员说。对此，那位出纳员回答道：“他们是一种必要的邪恶。”
“你相信邪恶是必要的？那你跟我一样，也是善恶二元论者。”
包括二元论思想在内，《名誉领事》从早先的小说中吸取了许多东西。布朗与爱吹牛的探险家琼斯之间无法忍受的关系暗示着普拉尔与福特纳姆的关系；普拉尔和布朗这两个海外游子都发现，自己正扮演着“英国人的角色，关心本国同胞的命运”。正如在《名誉领事》的大部分篇幅里普拉尔是一个感情冷漠的人一样，布朗也无法为荒唐可笑的琼斯的命运倾注多大的热情。直到他感到妒忌如火中烧的时候，布朗才发现，要让自己对许多事物都感到激动是不可能的。“几年前的什么时候，我已经忘记了如何介入什么事件。”按照格林的准则，布朗的不介入态度——没有能力感受关爱，甚至没有能力感受内疚——乃是最重要的罪恶。在《喜剧演员》的结尾，一位年轻的海地牧师宣布了小说的要旨：“教会有时候谴责暴力，但它对冷漠的谴责更严厉。暴力能表达爱，但冷漠绝对不能。”换句话说，你手上的血比彼拉多[14]的水好。只要你踏着心灵的鼓点走，什么事情都是可以原谅的。
面对一个绑架他的人，查利·福特纳姆若有所思地说：“一个牧师居然会变成杀人凶手，这可真是咄咄怪事。”
就在《喜剧演员》出版的同一年，一位前牧师，卡米利奥·托雷斯，在与一个哥伦比亚军事巡逻队的公开对抗中被枪杀。卡米利奥·托雷斯曾经是杀害他的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克斯大学时的朋友，还为他的第一个孩子做过洗礼。他死的时候已是一个三十七岁的ELN[15]游击队员。该组织2003年绑架过两位英国旅游者。
托雷斯的行为鼓舞了第三世界的牧师们，比如奥斯卡·马图列特——格林曾在科连特斯读到过有关他的文章——更重要的是，他的行动鼓舞了福特纳姆的绑架者（也是普拉尔上学时的老朋友）莱昂·里瓦斯神父。“有一次我在布道时谈到了托雷斯神父，”里瓦斯说，“警方把我告到了主教那里。主教禁止我再布道。”
直到里瓦斯之前，格林把他笔下的大部分牧师都限制在龙套角色。在《喜剧演员》《布莱顿棒糖》和《问题的核心》中，牧师都是在最后一页出场，提醒我们行为已经在天主教的舞台上发生，并让我们确信上帝的怜悯是何等奇怪和令人震惊。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都把格林小说中的上帝当成绊脚石，当成他塑造得不太成功的人物之一，与无家可归的女人等同。
格林笔下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大多专横跋扈，但也有一个人例外，他就是《权力与荣耀》（1940）中的“威士忌牧师”。该小说的背景地是军队迫害教会时期的墨西哥。但格林笔下的这位墨西哥牧师不希望参与政治斗争。他甚至祈祷自己能被抓住。那些人当时正在追踪一个危险的职业杀手。警察在墙上钉两幅画像，一幅是那位逃亡的牧师，一幅是那个被通缉的职业枪手。两幅画像在小说中具有不同的冲击力——三十三年后，这两股冲击力汇合到了无法再忍受“牧师只是见证人”理念的莱昂·里瓦斯这一人物身上。里瓦斯跟他之前的卡米利奥·托雷斯一样，拒绝再置身于局外。他不得不参与其中。
于是，在一次被搞得乱糟糟的行动中，他绑架了微不足道的酒鬼查利·福特纳姆，误把那位人人都认为其头衔“有点假”的福特纳姆当成了滴酒不沾、酷爱可口可乐、真诚守信的美国大使。
在其后期的著作《为什么是卷首语》（1989）一书的序言里，格林对那些希望了解他的作品内容的读者写了这样的话：“只需要读卷首语，”他建议道，“因为卷首语就是小说的内容。”
格林用托马斯·哈代[16]作品中的名言作为《名誉领事》的卷首语：
世间万事万物皆彼此交融——
善融于恶，豪爽融于
正义，宗教融于政治……
哈代的话的含意就是：格林作品中任何称职的人物，最终都不得不走向他们的反面或者叫“另一面”。在像科连特斯这样典型的边境小镇里，边界线是不严密的——无论是地理边界还是道德边界——穿过边界到外国或敌对国去的冲动是不可抗拒的。正如《权利与荣耀》中的共产主义者中尉走路时“步态像牧师”一样，里瓦斯神父拿起武器来也“有点像将军（斯特罗斯纳）”。同样，桑切斯太太的妓院会渐渐化作修道院；妓女克拉拉会渐渐化作她的小房间上方供奉的圣特雷萨还愿的形象；福特纳姆会渐渐化作梅森，两者成为“不可分割的双胞胎”；《圣经》会渐渐化作侦探小说；上帝会渐渐化作魔鬼。
“我相信上帝的邪恶。”里瓦斯神父说。
他接下来说的话再清楚不过地申明了小说中格林的信条：“我所信仰的上帝肯定既造就了所有圣徒，又造就了所有恶人。他不得不当一个按我们的形象塑造的上帝，既有像白天一样的光明面，又有像黑夜一样的黑暗面。当你们说那个偶像令人恐惧时，爱德华多，其实说的就是上帝的黑暗面。我相信，总有一天那个黑暗面会消失，阿基诺。我们所看到的将只是那个好上帝的简单的光明面。你相信进化论，爱德华多。尽管如此，有时候，整整几代人会向野兽退化。进化是一个痛苦的漫长斗争过程。我相信，上帝也和我们一样，需要经过同样的进化过程，但可能会更痛苦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