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追出去，它跑起来。我跟着它，心里奇奇怪怪的。突然不跑了，我看到对面的墙壁上贴着一张红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人名字。冬妮娅扬起头，煞有介事地看着。我凑近了看，原来是参加大学考试的通知。我从头看到尾，又从尾看到头，汗出来了，怎么没有我的名字？再看，还是没有。
漏了，他们居然把我的名字漏了。我转身就朝办事处跑去。冬妮娅跟上了我，我没有理它。
这天晚上，回到家里，我对爸爸妈妈姐姐说：
他们说我养狗增威，剥削阶级的本性没有变。他们说我是贼，偷东西都偷到警察家里去了。他们说爸爸阴阳怪气，是没有改造好的资本家。他们说这样的人，这样的人的儿子怎么能上社会主义大学？他们说我的名字在另一个册子上，册子我看了，是青海建设兵团的招人名单。他们说青海是个大地方，野地方，去那里，别说养狗，养狼也没人管。
爸爸点着头说，孩子，你知道你现在是什么人了？是肯尼迪，是大坏蛋，人家要整你。
爸爸说他们一改造就把资本家改造没了，哪里谈得上好与坏？
爸爸说建设兵团是干什么的？好像是军队？孩子，你要去当兵了。
妈妈说那不行，我去找他们，我们的孩子就得上大学。
姐姐不说话，她不相信事情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更不相信弟弟会当兵，那样倒好了，比上大学还要光荣了。
冬妮娅把头埋进前肢，匍匐着一言不发。
大家说了很多话，很快就半夜了。最后爸爸决定：儿子哪儿也不去，就待在青岛，准备考大学，今年不让考明年考，明年不让考后年考，总不能一辈子不让考吧？
大家都说好，都睡去了，都知道爸爸的决定其实是不算数的。
第二天，爸爸和妈妈去了街道办事处，跟他们预料的一样，果然就碰了两鼻子灰。
办事处的张主任说我们已经请示过上面了，上面说我们的大学不培养这样的人。
爸爸说哪样的人，你们说清楚。
张主任说哪样的人你们自己不知道？
爸爸说好好，不让上大学，太好了，你们会后悔的，我儿子是牛顿，是大科学家，国家失去了什么，人民失去了什么？你们负得起责任么？他是哪样的人，我当然知道。
张主任从鼻孔里嗤地一笑，挥挥手说，没工夫跟你胡搅蛮缠，走吧走吧。
爸爸和妈妈出来，又不甘心地回头看看，看到有几个人正在把一些标语一条条刷在办事处的墙上：
听毛主席的话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建设边疆 保卫边疆 青海是一个可爱的地方
爸爸让妈妈等着，自己又到办事处里头去了。面对着威严的张主任，他半是豪迈半是激愤地说：
要去我去，我去青海。
张主任说你？你去干什么？
爸爸说我去替儿子当兵。
张主任拍案而起：你敢嘲笑我们！
爸爸出来了，脸上红堂堂的，像喝了酒。
妈妈问你又去说什么了？
爸爸说我告诉他们有理走遍天下，别说青海，就是黑海我们也敢去。
回到家里，爸爸向我们宣布：你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呢，得离开一段时间，去黑海看看风景。
于是，大家都知道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姐姐迁怒于冬妮娅，嫌它舔了她的手，卧的也不是地方。我受不了她对冬妮娅的这种态度，就带着它出去了。
胡乱在街上走着。猛地一抬头，看到路白和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在一起，立刻就猜到那是路白的妈妈纪老师。
冬妮娅高兴地疯跑过去，吓得纪老师惨白了面孔。路白说妈妈没事。张臂就抱住了冬妮娅。
路白和冬妮娅亲热着。路白的妈妈惊呆了，她第一次发现女儿竟然跟一只狗这么好。
我赶紧走过去，庄重地鞠着躬说：纪老师好。
路白的妈妈瞧着我，苍白的面孔微微一笑说：狗是你的？这狗真好。
路白说妈妈它常去找我，我怕你不高兴，就没让你发现。
路白说妈妈你先回吧，我跟它玩一会。说着就叫冬妮娅。
路白的妈妈对我说，冬妮娅？那你就是保尔了？
我没说不是也没说是，蓦然想到，或许路白也是冬妮娅。
路白的妈妈没再说什么，走了。路白兴奋地带着冬妮娅跑来跑去，因为她知道从此她就可以公开和我们玩了。
我们去海边，去海里，玩得满海都是白浪，鱼虾也来凑热闹，差不多就是哪吒闹海了。
玩够了我说：明天咱们还来疯，反正也疯不了几天了。
路白说为什么？
我没有回答，冬妮娅却汪汪汪地叫起来。
我说得没错，玩不了几天了。办事处的张主任带着六个人，包括一个来自青海的现役军人，来家里动员我去青海。满满当当坐了一屋子，妈妈紧着倒茶，姐姐说我来。
姐姐把茶先端给了远方的军人。
军人说一年转干，两年探亲，三年就可以结婚，我保证，我是革命军人，决不说假话。
张主任说我把话往透里给你们说吧，他去了建设兵团，就是一名光荣的军垦战士，要是留在青岛，整天游手好闲、偷鸡摸狗，是个在派出所里挂了号的坏青年，掂量掂量，哪个划算？还是去吧，听我的话。
爸爸要说什么，张主任用手制止了：我的话可以不听，毛主席的话总得听吧，城市青年，或到农村去，或到边疆……
张主任长得像女人，说话像男人，动作像女人，表情像男人，正面看是女人，侧面看是男人，不知道他是女人还是男人，我们都愣着。
他说完了别的人说，也就是那些车轱辘话，一边是威胁，一边是诱惑，来回搅，搅得他们口干舌燥，搅得我们哈欠连天。冬妮娅不耐烦了，进进出出跑着，想让我带它出去玩。我不想去，就让它自己去找路白了。
沉默。
妈妈做着针钱活儿，突然哎哟一声，针把手指扎破了。姐姐不停地续着茶水。爸爸睡着了。我去上厕所，大屁叮当响。
张主任站起来说，今天就到这里，你们认真考虑，明天我们还来。
以后的一个星期里，张主任带着人天天来我家，一来就把头一天说过的话再说一遍，说得连冬妮娅也能背诵了。
一天，张主任一行走后，我带着冬妮娅，又叫上路白去海里玩，玩累了我说：
我要走了，要去青海了。
回到家里，我又对家里人说了同样的话。
爸爸说你姓李名木，现在要加一个老字。叫老木，就是结结实实的意思。外面有风有雨，结实一点好啊。
妈妈说那你就去吧，他们答应给你姐姐找个工作。
姐姐去年高中毕业，她功课不好，不能考大学，工作对她太重要了。但她不忍心用我的走交换一份工作，呜呜地哭起来。
我笑了。我想起爸爸在困难发愁的时候总是笑的。
爸爸说好，老木，笑得好，你笑在了爸爸前面，说明你比爸爸伟大，现在看来，你不能做牛顿，你得做个文学家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文学家都是你这样的。你小时候写过诗，看来你是有天赋的。你的大诗我还记得：中国有飞机，美国有个屁，我们吃着豆腐素鸡，帝国主义正拉稀。你发表在什么地方了？墙报上是吧？以后你就是苏东坡了，苏东坡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我查了一下地图，说是黄河长江的源头都在青海。那就太好了，你站在源头，撒一泡尿，下游的人全喝了，你说你气派不气派？
爸爸说着就笑得前仰后合，又说我跟你妈都不能喝水了，我们喝的也是河水，不过自家人，可以不计较。但是张主任也得喝，派出所的警察也得喝，我得给他们打声招呼，喝的时候想一些幸福的事儿，也就没什么了，哈哈哈哈。
妈妈也笑了，说你打了招呼人家能喝吗？还是保密吧。
姐姐抹着眼泪说，要是说出去，人家会恨死咱们的。于是，大家一致决定，关于我将去黄河长江源头撒一泡尿这件事，坚决保密。
就要走了。我去区里开了一次会，领到了一套军装。妈妈给我准备好了吃的穿的用的。姐姐说我爱吃蒜，装了一布兜塞到我的箱子里。爸爸去海边挖了一块干净的土让我带上，说到了青海喝水时放一点，就不会水土不服了。冬妮娅跟我形影不离。我把它托付给了全家，也托付给了路白。路白搂着它说，他走了你跟我睡吧？冬妮娅未置可否。
临走的头天晚上，我睡着之后，爸爸整夜坐在我的床前，等我一醒来他就离开了。
妈妈进来说，多睡会吧，听说火车要坐几天几夜呢。
我说这么大的喜事，我能睡得着么？
姐姐拿来一些邮票放在我面前。
我说要邮票干什么？还想让我给你们写信？我才不会呢，我根本就不会想到你们。
妈妈说那就好那就好，我们也是，你一走我们就把你忘得一干二净。连你长得什么模样也记不起来了。爸爸在外面说，男子汉大丈夫，想家最没出息。
我说我可能会想冬妮娅。
大家就不再说什么，都望着冬妮娅。
按规定，我得一大早出发，先去街道办事处集中，再去区里集中，然后整队前往火车站。但是我讨厌规定，讨厌他们让我走在大街上让别人看，我在家待到中午，打算直接上火车。
这时候张主任赶来了，带着两个大块头的军垦战士和两个派出所的警察，一进门就责问我为什么不去集中？是不是想开小差了？
他说要知道你现在已经是军人了，一切行动听指挥，不去就是逃兵，那是要军法制裁的。
爸爸说听谁的指挥？听你的？你不是军人他是军人他怎么能听你的？但是他无论是什么都得听我的，我是他爸爸，我让他直接去火车站。
张主任一听没有不去的意思就松了一口气。跟他来绑架我的四条汉子也松了一口气。其中一个耳朵奇大的军垦战士很有眼色地提起了我的行李。
张主任用很夸张的动作看看手表说：现在也只能去火车站了。
我说正好，有人帮我提行李，不用爸爸去送我了。
爸爸笑道：这说明咱老木有福气啊。
妈妈骄傲地说：我们不生没有福气的儿子。
姐姐躲起来了。
我对这个家不屑一顾地往外走，走出去十步远，回头看时，只有爸爸呵呵笑着立在门口。
我也笑着，举起了手，摇摇：我要远行了。
爸爸也想招手，拍起胳膊的刹那，突然冒出了一句连他自己也不相信的话：
老木，多来信啊，好自为之。
我立住了。我说爸爸，你没事吧？
爸爸说能有什么事？我已经是过来人了，要没收我的工厂，我笑着拱手相让，要没收我的房子，我笑着拱手相让，要弄走我的儿子，我笑着拱手相让。伤心是你妈妈你姐姐的事，他们女人最没出息了。
说罢，转身关上了家门。
寂静。远远的海风悄悄地吹来。
突然就哭声雷动了，我的身后，我们家的房子嗡嗡地响起来，嘎嘎地摇起来。
我愣着。我相信这是我们家自从有了爸爸妈妈，自从有了灾难以来，最隆重的一次恸哭。
我想回家了，还没有离开就想去看看爸爸妈妈了。
张主任催着我：走吧走吧走吧。
帮我拿行李的人生怕我有什么变故，赶紧往前跑。
派出所的警察推了我一把。
我只好走了。我差不多就是被人押解着，离开了家，要去做一名志在四方的军垦战士了。
以后，我们这种人又会被称做知识青年，那更是一个风靡一时的称呼，也是残酷而浪漫的称呼。
我坐在火车上，等待着开动。
车里车外人很多，几乎能挤出油来。但我谁也看不见，只看见一只狗和一个女孩立在月台上，她们终于还是来了。我忍着，我知道我不能让她们发现。我知道，只要我不出动，她们就发现不了，这么多人都穿着黄军装，谁是谁啊？
我趴在桌子上，不看人，也不让人看我。
火车缓缓开动了。
我悄悄看了一眼窗外，路白和冬妮娅全都在引颈张望着。我长喘了一口气，胸腔里闷闷的。
火车开走了很长时间路白才哭。一哭眼泪就很多，就像一朵蓄积了很久的雨做的云，不把自己下没了不甘心似的。她看到月台上已经空无一人了，怎么会空无一人呢？刚才还是锣鼓喧天、熙熙攘攘的，眨眼就空无一人了。除了不想离去的她。
路白牵着冬妮娅，在空荡荡的月台上慢慢走着，发现有人把日历撕了，纸片洒满了月台，那是今年的日历，今年的日历碎了。她站在那里，用眼光拼凑着，好不容易拼出了一个1965年，是残损了的，在几乎是黑色的砖地上平躺着，就像树上的毛毛虫。
她想他为什么要去青海呢？青海有多远？不知道，她一想就觉得比天边还要远。可是他居然撇下她和冬妮娅走了。
那么多人带着行李，穿着军装，脸上写着军垦战士莫名其妙的庄严，挥挥手就走了。军垦战士？路白想，这样的战土到底是什么战士呢？
2
我后悔了。在车厢的一角，我如同窗户上那只苍蝇似的沉默着。我想要是不走他们会怎么样呢？我想我要是今天躲出去，等火车一走再回到家里张主任他们会怎么样呢？我想我真是太老实了，我为什么不能让火车停一下，我下去呢？
火车走得更快更威猛了，呜的一声长鸣就是给我的回答：不可能了，你已经是军垦战士就不可能随便脱队了。
眼泪，一想到爸爸居然也哭了，想到妈妈和姐姐，想到冬妮娅和路白远逝的身影，我泪如泉涌。
李木你哭了？你居然哭了。
赵梦真喊起来。她是我的同学，又在一个办事处，到区里领军装那天，我跟她坐在一起。她说：
李木你也去？我还以为我没有同学呢。你也是自愿的？
我说谁自愿啦？
她说那你爸肯定是资本家？是地主？你不得不去？
我说不知道，我养了一只狗，他们要霸占，我不给，他们就让我走。我本来要考大学，我肯定能考上。
她说太好了，要不然我多孤单。
那时候我仇恨地瞪了她一眼，就像现在这样。现在我想，她凭什么要让周围的人都知道我哭了。
赵梦真又喊起来：李木你哭什么，小资产阶级情调。
我说请你叫我老木，这是我爸给我起的。
她说好，老木，别伤心了，跟着大家唱歌。
我这才意识到满车厢都是歌声了。
迎着晨风，迎着阳光，跨山过水到边疆，伟大的祖国天高地广，中华儿女志在四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