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和胡兰成的婚姻，一直被贴上“失败婚姻”的标签。但在最初的日子里，他们却是“桐花万里路，连朝语不息”。
——如果要的是爱情，这便足够了。
她全身心地奔赴一场初恋，哪怕别人对她说胡兰成始乱终弃，已经在乡下有了原配，但她傲慢又自豪地形容说：“只觉得这春天有一种从寒冬熬出头来的欢畅。”
男人的欲望与荒诞的婚姻
婚姻对女人和男人而言，是两种不太相同的概念。当女人还只是个女孩子时，会常听她的父母长辈说：生得好，干得好，其实都不如嫁得好。
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生命，通俗点儿来说，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
于是，所有的女孩在长大后就知道，20岁左右，将面临着关乎下辈子幸福与否的重大选择。而能否找到一个善良靠谱，又有经济能力的男人，就成了关键的转折。
婚姻的重要性，通过我们父母一辈人的生活可以瞥见一些，通过被他们反反复复地唠叨与警戒，也可以了解一些。
其实，人就算生而孤独，又有谁不渴望能够拥有一段美好幸福的婚姻——生病了，有人递上不烫不冷的水和药品；有心事了，有人愿意竖起耳朵倾听；下班遇到下雨，忘记带伞正愁眉不展时，却发现那个人正一步步朝你靠近……
人是在社会里群居的动物，再习惯独自生活的人，也会渴望家庭的慰藉。
这点，男人也是一样。但在对婚姻的看法上，男性因其自身的特质，仍然保持着一种近乎冷酷的理智。
他们永远不会像大多数女人那样，对即将到来的婚姻生活充满过分的期待。一如张爱玲笔下的《红玫瑰与白玫瑰》，留洋回来的振保，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但他却难抵老同学太太的诱惑，非常不道德地和她搞在了一起。
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说：“振保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他说一个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一个是圣洁的妻子，一个是热烈的情妇。”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黏饭，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但没想到，这位风情万种的“红玫瑰”动了真情，一心要跟自己的丈夫离婚，嫁给振保。
玩过界的振保这才心生害怕，原本他只想获得肉体上的快感，却不曾想，事业或许要因此受到牵连。为此，他狠心与红玫瑰断绝联系，并迅速搬离同学的老屋。
在母亲的撮合下，振保很听话地娶了性情安稳、看起来非常贤惠持家的白玫瑰——正如她给人的感觉，纯洁无瑕。但她的个性有些内敛，甚至毫无风情可言。
妻子满足不了振保对性的欲望，振保开始在外面嫖娼。直到有一天，他发现一直被自己视为纯洁女人的妻子，竟和一个形象猥琐的裁缝关系暧昧。疯了的振保，开始在外面疯狂地玩女人，以此惩罚妻子的不忠。
有一天，他在公车上巧遇当年被自己抛弃的红玫瑰娇蕊，发现她已是一位艳俗的妇人，正拉着一个孩子，像任何一个会关心自己孩子的中年妇人。
在泪光中，振保终于明白：男人一生中渴望的红玫瑰、白玫瑰，早已是现实里凋谢的幻影。于是，他幡然醒悟。
听起来，男人的欲望总是如此强烈，他们要只忠诚于自己的、纯洁的白玫瑰，又要能跟自己巫山云雨，各种放浪的、性感的红玫瑰。
为什么这两种特质不可以属于同一个女人呢？
因为男人不自信，也不信人。热浪如潮的红玫瑰，不会只对自己一个人具备吸引力，更不会只忠诚于自己；而纯洁无瑕的白玫瑰，但凡天真，就无法风情万种。
男人最需要的女人，最好白天高贵如白玫瑰，纤尘不染；夜晚妩媚如红玫瑰，妖冶迷人。所以，男人的欲望，从来就不是结婚可以满足的。
这样，振保的婚姻只能是一种荒诞的结局。就像他不会料想到——纯洁的妻子，竟然勾搭了外面的男人；而浪荡的娇蕊，最后竟过起了平凡的生活。
这荒诞的大反转，与张爱玲的个性分不开。如果对生活观察得够仔细，你也能得出些合理的结论，那就是：“你看上去的，并不像你看上去的那样。”
还记得那句耳熟能详的话吗：“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
张爱玲的一生，充满荒诞离奇——出身名门，却有一位沾染一身陋习的封建遗少父亲和一位深受西化、优雅而敏感的新女性母亲。
这样的家庭，无法不支离破碎。两人日后恶化的婚姻关系，更一度令张爱玲的童年充满阴冷和悲剧。于是，她长成一个我行我素、与世隔绝、孤僻高傲的少女。
1944年2月，这位与众不同的少女，遇到一个狡猾的知识分子，她满腔的热情被打开，对他涌动出汩汩而不计后果的爱意。
孰料，这个长她14岁的男子，并没有以她期望的那种父爱式的热情来回馈她——结婚没多久，他就喜新厌旧，很快与其他女人勾搭在一起。
伤透心的张爱玲，忍着痛苦与胡兰成诀别，理智地中断了自己的初恋。
斩断情丝之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了《红玫瑰与白玫瑰》。其实，她很介意胡兰成对自己的不忠，所以才让振保这样一个有学历、有知识的优秀男性，在道德上有一些缺憾。
而小说的结局，张爱玲也给出了她的观点：任何一种出轨、任何一次肉体上的快活，都是会付出代价的。
而且，很多事并不如人们猜测的那样，一是一，二是二。正如白玫瑰最后变成了风流放荡的红玫瑰，曾经风情万种的红玫瑰则变成稳重持家的白玫瑰。任何人，都不能表面化地用眼睛去评价别人，而是要用心。
反思张爱玲笔下的女子，无论是有着旧式的文雅修养，还是受过新式的大学教育，却都面临着“娜拉走后怎样”的共同窘况——婚姻仿佛是她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倘若离婚，就真的不知道自己能到哪里去。
尽管在女性意识觉醒的今天，真实的婚姻情况不再像书中所写的这样严重，但就我所知，还是有很多女性在结婚后自愿成为没有任何收入的家庭主妇，靠着照顾家庭、伺候老公获得一点儿所谓回报的生活费。这样的生活，最好她的老公永远不出轨，最好她的家庭永远不遭变故，否则离起婚来，她连律师费都出不起。
通常来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谁挣钱，谁握权，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女人在40岁以后，哪怕知道彼此已无婚姻基础，也没勇气离婚的原因。
在现代社会，“找个人”对于女人来说依然重要。
新独立女性一边喊着“将单身进行到底”的口号，一边忙着相亲。可到底是口号喊出去了，又没有张爱玲笔下那些女子一样的聪慧与灵透，所以，女人结婚的年龄越来越晚。
年龄大了，婚姻对于她们也空前绝后地重要起来。大家都在检视自己待“嫁”而沽的筹码，她们拼命地美容，为的就是自己能等到获得婚姻的那一刻——她们似乎忘记了爱情的重要性，而只记住了婚姻。
“结婚专员”其实不只是张爱玲小说里面的事情，而是现在正在火热的职业。如果说结婚证书是一张抵押单，那被典当的便是爱情。所以，现在大家都在拿着这张抵押单，等待着能够接受它的当铺。
张爱玲对待爱情是慎重的，她觉得要爱一个人，是很难的一件事。
正因为她自己明白这种艰难，所以，当她面对自己的爱情时，她格外热烈，格外投入。这些加倍的付出让她丧失了慎重，糊里糊涂地，她便随着胡兰成走进了婚姻。
婚姻是女人求生的砝码。
这样的观念，不是因为女人狭隘或者功利，而实在是女人投入的赌注比较大——她们投入的是一生，所以不得不这样。张爱玲更是如此，她还加上了自己的才华，爱得没有了自己。
聪慧如她，一眼就看透：“女人选择丈夫远不及选择帽子一般聚精会神，慎重考虑。”却随便交付了自己的幸福。
不管怎样，在面对婚姻的时候，男女其实都一样。
本着为后半生的幸福着想，就算再爱一个人，也要给彼此一段时间去磨合。聪明的人，会找一个相爱又合适的伴侣，就如找一双合适的鞋子，能让自己的脚更舒服。
爱情与婚姻的错位
人是因为爱情才选择走入婚姻。
对于女人来说，我相信，如果拿爱情和婚姻让她们选择的话，大多数人虽向往婚姻的稳定，却一定不会全然摒弃爱情，一心朝着那个围城奔去。
张爱玲的小说，写得并非是红尘男女肤浅的情爱，而向来以独特冷峻的目光洞悉世事。活跃在她笔下的女子，灵透明朗，好像污浊的只有她们身边的男人。
女人永远可以为了获得更加体面的生活，聪明地努力着——她们甚至可以洒脱地利用婚姻，包括通过参加交际会去告诉人们：我们生活得很好。
你若以为这样的女子只是徒有虚表，并不懂得爱为何物，那就大错特错了。她们当中也有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她们对爱情的渴求，有时候甚至超过了生命，更遑论婚姻。
只是，爱情实在是一件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事，而人的一生中，无常总是随时会出现。这些为爱而存在的女子，只是恰巧赶上了她们的爱情与婚姻的错位，进而连累自己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矛盾体。
张爱玲的成名作《金锁记》，可以说是表现这种错位的典型作品。
如花朵一般的七巧漂亮有活力，“高高挽起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若她生在平凡人家，想必能嫁得一个好夫婿，即使生活不会大富大贵，至少是平静、幸福的。然而，这样一个美丽善良的姑娘，却偏偏被命运作弄。
七巧的哥哥为了换取优厚的聘礼，竟然把妹妹嫁给大宅门里的二少爷。
若是二少爷健康英俊，七巧嫁给他倒也算飞上枝头变凤凰，可二少爷偏偏得了软骨症，一辈子都只能躺在床上。而那富丽堂皇的大宅院，七巧除了能瞧瞧四方的天，便再无半点儿意趣了。
所谓欲爱不能爱，七巧这一嫁便在大宅门忍气吞声地生活了十几年，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下，她的性格渐渐变得乖戾，最终变成一个一身戾气的怨妇。
因为自己不曾得到幸福，所以她便破坏儿子的婚姻，毁掉女儿的幸福，甚至将儿媳妇折磨死，似乎如此她才能获得一点儿心理平衡。用张爱玲的原话说：“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
但这样的曹七巧，并不是不想爱。
曾经，她真心地爱上了自己的小叔子姜季泽，他像一束光亮照进她的生命，为此，她几乎是不顾一切地去爱。她以为婚姻不会影响到自己寻找爱情，却不明白，她的爱情和婚姻就这样已经早早地错开了，并且不再有复合点。
后来，在这段爱情里最致命的阻碍——七巧的丈夫和婆婆相继死去后，她甚至也没能等来和小叔子的圆满。因为，姜季泽根本不爱她，只是看上了她的钱。
爱情的破碎，令她彻底癫狂。
爱情与婚姻的错位，一步步导致她走向无底深渊。
听过这样一句话：“人一辈子只能拥有一次爱情。”伤过以后，多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不敢爱、不敢恨，因为心碎的滋味实在难以承受。
所以，曹七巧最终人格裂变，对儿女爱情与婚姻的扼杀，是由于爱情与婚姻在她自己身上的错位所致。其实，她只是一个对错位婚恋疯狂报复的可怜女人。
爱情和婚姻都是曹七巧追求的东西，虽然她已然分别拥有，却可惜错了位。最后，一切都随着这错位的婚姻和爱情而烟消云散，归于寂静。
张爱玲擅写错位的爱情，犹记得在《心经》中，她就讲述了一个年轻女孩与其父相爱的荒诞故事。这错位的爱情，显然注定是个悲剧。爱情实在讲究缘分，一定要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才能成其好事。两者错一个，再相爱的两个人都可能会无疾而终，终身错过。
在爱情的世界里，最怕的就是这种错位。错开了也便完结了，空留下那些遗憾让人叹息。
张爱玲借用曹七巧的故事，空前而深刻地揭露出现代社会两性心理的基本意蕴。她曾骄傲地说，七巧是她小说世界里唯一的“英雄”，她用“一个疯子的审慎和机智”，成功地报复了那个伤害过她的社会；她也用最病态的方式，随心所欲地向这个世界展露她的淫威。
有时我也不清楚，她的悲哀，到底是时代的悲哀，还是她个人的悲哀……
爱情的下一步未必是婚姻
张爱玲说：“人生苦短。”可能正因如此，爱情的到来，使得人们短暂而辛苦的一生，才有了那么一点儿令人向往的温暖。
少男少女的爱情，总是充满鲜活的生机。遇到对的人，是一件比中100万彩票更令人兴奋的事情。相爱的人，原本应一起步入婚姻的殿堂，携手一生，却不料走着走着，爱就变了味道。
在张爱玲所写的《半生缘》里，人们看见了令人心碎的爱情，因为它那么纯洁美好，却始终未能走向婚姻——或许正是这种爱而不得的遗憾，才令此作品比较难忘。
这部小说的开头这样写道：“日子过得真快，尤其对于中年以后的人，十年八年都好像是指顾间的事。可是对于年轻人，三年五载就可以是一生一世。他和曼桢从认识到分手，不过几年的工夫，这几年里面却经过这么多事情，仿佛把生老病死一切的哀乐都经历到了。”
因为曼桢姐姐的恶毒设计、世钧的软弱无能，这段纯洁的爱情最终幻灭。
在小饭馆，已经生下别人孩子的曼桢，与已经成为别人丈夫的世钧相见，他们坐在当初热恋时坐过的位置，心情复杂地点了两个菜。她还记得他最爱吃的，他也一样。
当服务员退下，狭小的房间只剩这两个人。
曼桢望着眼前旧日的恋人，立即泪水涟涟，她哭着对他说：“我们回不去了。”
没有更多的言语，这种无助的辛酸却隔着文字朝观众蔓延——那种哭不出来的无奈，那种为命运所戏弄以及不得不臣服的委屈，全都一目了然。
整个故事里，他们明明是最相爱、最该在一起、最应该拥有幸福的一对，张爱玲却狠心而决绝地将这段美好打破，演绎成悲伤给人看。
这部小说最初在报纸上连载时，有很多读者甚至写信给报社编辑，要求张爱玲重改，为曼桢和世钧塑造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但傲骄如张爱玲，她像疼惜生命一样珍惜笔下的文字，怎可为顺从读者的想法去忤逆自己？更何况，她有自己的坚持——在她的观念里，就算一对新人再怎么相爱，也一定存在爱情与婚姻势不两立的情况。
恋爱的时候，两人你侬我侬，十分有缘，提及结婚却分道扬镳，再无缘相见——不得不承认，张爱玲对爱情与婚姻的关联，看得真切，看得透彻。
这是生活给人们的恶作剧。有些人，哪怕再不舍，也注定只能是一只路过的蜻蜓。而爱情的下一站，未必就是婚姻。
张爱玲说：“为爱而结婚，等于把白云装进坛子里。”但她自己对婚姻却有一种近乎感性的向往——在一个陷入爱情的女人身上，大概没有清醒可言，只有对地久天长的渴望。
但曼桢与世钧错过的爱情，却意外地成全了一直等世钧的翠芝。
我几乎可以想象到，以翠芝的聪明，尽管她深谙枕边这个男人是不爱自己的，但能够跟他携手走进婚姻，也未尝不是一种幸福。因为她已经摸透了世钧的性情，他不是那种可以为了爱情孤注一掷的人，要不然在多年后遇到曼桢的小饭馆，他就应该抛弃妻子，跟他的旧情人重归于好。
两个原本不相爱的人，最终却走进了婚姻，是张爱玲对于爱情的另一种讽刺。单就这层意思来说：相爱的下一站，未必是婚姻；而不爱的下一站，也未必是错过。
那么，爱情的重要性究竟在哪里？就只是相爱的那几年，人们曾轰轰烈烈地为彼此投入过的感情吗？
同样没得到满意的结果，但曼桢一定是要比世钧更痛苦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女人都是爱情至上主义者。
没有了曼桢的世钧，仍然可以带着两个孩子，同翠芝安稳地组建成一个家庭；而失去了世钧的曼桢，就只能带着唯一的儿子，母子相依为命。
不能肯定地说，她以后不会再遇上良人，只是至少三五年内感情的创伤不会愈合。她或许会跟别人相爱，但很难再走入婚姻。
爱情的下一站，未必是婚姻，而没有爱情的婚姻，同样可以相濡以沫、白头偕老。因为婚姻只是一种被多数人认同和选择的生活方式，就像一个互相帮助的团队、就像一种公平的交易，两个人互相搀扶着迎接生活的挑战和磨难。
这样的婚姻，更多的是责任。
只是，张爱玲错的是婚姻，而不是爱情。她的爱情，依然被人那样骄傲地传颂着——爱一个男人，爱到不计较他的所有缺点，即使他还有着其他的女人。
他们是有爱情的，只是与婚姻无关。
人必须生活着，爱才有所依附
张爱玲一直都很为她小说里面的那些女子惋惜，叹息她们是“绣在屏风上的鸟”，生活在一个死的世界，没有青春，没有希望。
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人，根本不会想到明天，在她们的世界里，明天的明天也无非是那些衣裳、那些饭菜，没有任何的期待，也没有什么让人心跳的希望。
在这样没有希望、没有期待的生活中，她们忽略了爱，也忘记了爱，在她们的生活中也不存在爱。
在那个被凝固的世界里，爱是一个奢侈的东西，必须是“能飞的鸟”才能获得。现在她们是被“绣在屏风上”，只为受到别人的欣赏而存在。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倘若女子没有一点儿生存技能、没有能够站立的支点，就会像《倾城之恋》里塑造的白流苏，“没念过两句书，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而女人只能困在那逼仄的阁楼，而阁楼便是她们的整个世界。
而张爱玲的另一部小说《第一炉香》，讲述了一个女子“由良变娼”，因为没有依附而为爱沉沦的故事。
其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是在故事的结尾处，已经沉沦的女孩子薇龙对自己生活现状的感慨。
当时，有一群水兵喝得烂醉，都把薇龙当作了青楼女子，吓得她撒腿便跑。乔琪笑道：“那些醉泥鳅，把你当作什么人了？”薇龙却说：“本来嘛，我跟她们有什么分别？”乔琪不让她乱说，薇龙却更加坦然：“她们是不得已，我是自愿的！”
张爱玲借主人公的嘴，说出了这种没有依附只能靠出卖自己身体才能活下去的无奈和嘲讽。一句“她们是不得已，我是自愿的”，写尽了葛薇龙因为没有依附而为爱沉沦的苦楚。
张爱玲聪明地窥见这样一些可怜之处，她知道爱情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的。她用小说中那些女子的悲惨下场，告诉在现实生活中挣扎的女子——在这个世界上，爱情的基础就是：看你只依靠自己能不能够存活下去。
只有拥有独立生活的力量，你所追求的爱情才会美丽。否则，你的爱情只能消失。
胡兰成也曾经给过张爱玲漂亮的礼物，但张爱玲心里清楚，那只不过是稳定生活的一味调味品。聪慧如她，不会傻到把自己当成笼子里的小鸟，因为找了男人就去全然依靠对方而活——那是相当没有尊严的。
她甚至对自己的好友说：“能爱一个人到向他拿生活费是需要一些勇气的。”她很清楚地告诫自己，要想有华丽的爱情，必须先给自己扎实的物质基础。
她说到做到，并且做得相当潇洒。
经济上的独立，让她的爱情也变得高贵了起来，可以非常单纯地享受那互赠礼物的欣喜和甜蜜，而从不将赠送当成理所当然。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让自己从生活上就已经依附了一个男人，那么，精神上的独立又从何谈起呢？
经济学派里有些人认同一个基本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实，爱情又何尝不是如此？只不过，每个人的经济标准不同而已。
如果一个人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没有，那么，他怎样去追求自己的爱情？没有任何经济基础的爱情是盲目的爱情，只可以存在于小说或者影视中。生活是平实的、细节化的，或多或少地带着一些经济的因素。
人一定是有了稳定的生活，衣食住行各方面得到满足，才有条件和精力去思考一些别的事情。
你何时见过乞丐去享受美妙动听的音乐会？去约一位身材曼妙的女子花前月下、饮酒谈诗？
关于人类为何需要爱情，西方神话中给出了一种非常优美的解释：
“从前人是一种‘圆球状的’特殊物体，他有四只手，四条腿，一颗头颅，观察相反方向的两副面孔，四只耳朵。”
“人的胆大妄为使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忐忑不安，于是，众神之王宙斯决定把人一分两半，就像‘在腌制花椒果之前把它分开，或是用一根头发切开鸡蛋那样’，使分开之后的每一个人不是四条腿，而是用两条腿走路，这样人就变得软弱一些了。”
“在人的身体被分开两半以后，‘每一半都急切地扑向另一半’，他们‘纠结在一起，拥抱在一起，强烈地希望融为一体’，这样就产生了尘世的爱情。”
爱情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人类想要更强大，这是神给爱情的一个美好解释。这种“强大”就是指一种生存力量，一种在自然中可以成为强者的基础。在如今的社会里，这个基础逐渐演变为金钱。
张爱玲是聪明的，她早早地看出了爱情对财富的依附，早早地洞悉到维持爱情所必需的物质状况。
因此，她感叹说：“人生在世，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归根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这些难辨的真假且不去管他，我们应该潜心下来，为了自己的爱情寻找一个依附，让生命和爱情都可以继续下去才好。”
爱情和婚姻，藏猫猫游戏
常常会听到有人感叹，人生如棋局。
其实，真相往往就是如此。人在困惑时，更容易感觉自己像是一枚无用的棋子：无论面对爱情抑或婚姻，都是在里面兜兜转转的棋子。
尽管只是一盘棋，但每个人都想要找出一个突破口，去下一盘漂亮的棋，实现美好的人生。
然而，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有时越想圆满，越容易出现纰漏。很多事情纠缠在一起，绕成一团乱麻，人在其中，无法逃离。
围棋里有一种死局，就是两个人都筋疲力尽，但是又因为要互相较劲都故意死扛，只等扛不住的一方弃子认输。当婚姻也出现这种状况，两个人的生活就再无幸福可言，等待他们的，必然只有疏远、冷漠。
与爱情不同，婚姻是两个互相了解对方的人的一场博弈。
很多女孩都单纯地想要在男生面前显露出自己所有的本性——请注意，这是危险动作。人最好不要将自己全部毫无保留地暴露在日光之下，所谓的信任、关爱，甚至是激情，这些都是讲条件的。
如果你恋爱过，必然不难发现，在双方互生好感的初期，你做什么，对方都不会介意。但时间一长，你若继续肆无忌惮地上演那些他不忍直视的缺点，你们的感情就容易引发癌变。
请记住，这世上没有一个人受得了你长时间的无理取闹——哪怕这个人曾发誓，会爱你到死。
其实，婚姻是场不折不扣的游戏。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日子久了，人都喜欢跟能够迎合自己的人待在一起，因为这是一种简单、舒服的事情。没有人喜欢整天吵架，浪费有限的时间和精力。
所以，一旦从爱情步入婚姻，女人就要注意，请收起你的大小姐脾气，和不分时间地点任性的把戏。
婚姻的维持也是需要爱情的，倘若婚后爱情不在，只有一种号称习惯的力量在支撑，那么，当有一方某天重遇激情，这段婚姻也就变得岌岌可危。这场游戏，也将宣告结束。
毫无疑问，爱情是伟大的，因为它只针对两个人而存在。君可为你生，你可为君死；而婚姻，则更多的是两个家庭的亲密关系。走入婚姻殿堂的爱情，少了自私，多了一份承担，有对家庭的责任，对亲友的关照。
张爱玲的《金锁记》，通过描写曹七巧的爱情与婚姻，为我们很好地展现了一出“捉迷藏”式的感情游戏。一方面，她不爱自己的“活死人”丈夫，却不得不与他扮演一对恩爱夫妻；另一方面，她深爱自己的小叔子，却碍于名分只能背地里勾引他。
而在《倾城之恋》里，通过描写白流苏与范柳原的爱情，则带出一场男女主人公锱铢必较的游戏。
女主角白流苏原是大户人家的女儿，后来她家道中落就嫁给了唐一元。唐一元是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白流苏实在无法忍受丈夫的少爷脾气，一气之下和他离了婚，回到了娘家。
都道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白流苏的兄嫂骗光她所有的钱后，就想把她赶出家去。此时，白流苏没有了金钱，韶华也渐渐逝去，于是她决定趁着年老色衰之前，要找到后半生的依靠。
范柳原是归国华侨，有钱有产业，但却是一个浪荡的公子哥，青年时期有着一段不愉快的回忆。他性格孤僻，对于爱情根本无法驾驭，也无意于家庭，不愿给予对方承诺和信心。他虽然喜欢白流苏，但仅仅是出于生理需要，而不肯付出感情，更不肯担负责任。
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下，双方真真假假地捉迷藏，吸引、挑逗下，遮饰的是主人公贫乏、苟且的内心。
两个同样自私而可悲的人，终于在“爱情”的幌子下走到了一起。两个人都当这是一场游戏，细心地演绎着各自的角色，调动各自所有的智慧，祈求各自能够在这场游戏中胜出。
只可惜，双方不相上下，眼看这场游戏成了一种死棋时，香港的沦陷成全了他们——“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
那一刻，他们终于完全谅解了对方，完美地结婚。
张爱玲所描绘的爱情，全然没有其他大家笔下浪漫、伟大的影子，而是普通人之间虚伪、市侩的爱情生活。
爱情是不能够被算计的，婚姻更是。
倘若谁硬要算计，那最终只能自己被算计。当你开始调动智慧想要赢得这场游戏，殊不知，你已是这场爱情的猎物。就好比在一个游戏场里，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能钓到猎物，却想不到，自己也是别人眼中的猎物。
当你把爱情当作一场游戏，这多少类似于“姜太公钓鱼”，男人常幻想能在酒吧遇到一个绝色女子；而绝色女子想钓的，其实只是金龟婿。说到底，这不过是一场交易，无论用什么换什么都无关紧要，没有尊贵低贱之分。爱情不比金钱高贵，金钱也不比爱情奢华，大家不过各取所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