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上，入住完毕，简单梳洗之后，已经是伊斯坦布尔的黎明。离早餐时间还有一会儿，我们便来到大街上闲逛。街景清朗，空气清新，我们慢慢地走着，拍着照，彭亮一直陪着。我们让他回去睡会儿，他说不必了，还秀了秀他胳膊上的肌肉，意思说他精力充沛。
“你是哪一年生的？”七彩笑吟吟地凑上前。这个小花痴一向喜欢帅哥，这次碰到彭亮，她肯定是心花怒放。
“八〇年。”
“哦，是一个八〇后。”孟导说。
“什么？”
“我们那里对出生在一九八〇年之后的人有一个称呼，叫八〇后。”
“哦，那一九九〇年出生的呢？就是九〇后？”
“对。”
“还有更复杂的，一九八〇年到一九八四的，叫前八〇后，一九八五年到一九八九年的，叫后八〇后。”赵老师说。
“其实还可以分成三段，再加上一个中八〇后。”老板说。
彭亮笑起来：“太复杂了，你们这里。”他指指脑子。
不远处就是一座清真寺，清真寺前面是一个小广场，绿草茵茵，鸽子跳跃，看着很是安静祥和。彭亮说，土耳其是典型的伊斯兰国家，全国七千万人口，有两千多座清真寺，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信奉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是他们的文化母体。他说一路上他会领我们看一些清真寺和教堂，讲很多关于土耳其历史和伊斯兰教的事。
“常有中国客人说对我们的宗教没兴趣，”他耸耸肩，“那我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你也是穆斯林吧？”我问。
“是。我是逊尼派的。但是，我是一个特别的穆斯林。”他微微一笑，举起右手，“不，不要问我为什么特别，在未来，你会知道。”
在不远处是一道颇有气势的拱形建筑，貌似一个城门。一条宽阔的大道从拱门下穿过，一直伸向遥远的蓝色海面。我们边留影边议论，说那边一定是博斯普鲁斯海峡，这古城门建得好奢侈，一层也就罢了，还是双层的。宽度够跨街也就罢了，居然还这么长，足有好几百米……然后我们请彭亮介绍，他听着我们的议论，微微笑道：“没错，你们很聪明。这确实是一个古城门，很古很古，嗯，是奥斯曼帝国留下来的……”
我们瞻仰着，感叹着。他却绷不住大笑起来。
“忽悠我们？！”七彩最先明白，作势冲着他踢了过去，他一边躲一边道：“你们不是很爱听聪明嘛。”——原来这是供水用的渡槽遗迹，公元三六八年由瓦勒恩斯大帝建造，所以叫瓦勒恩斯渡槽，曾经为拜占庭和后来的奥斯曼宫廷供水。这条大道叫阿塔土耳克大道，大道通向的蓝色海面也不是博斯普鲁斯海峡，而是金角湾。
“我们说得不对你要及时纠正。我们来到土耳其，你不仅仅是导游，也不仅仅是朋友，还是我们的老师。”赵老师说。
“彭老师？”彭亮顽皮一笑，又摇摇头，“嗯，还是朋友吧。朋友好。朋友。”
很快，街上来来往往的人渐次多起来，不一会儿天已大亮，我们回去吃早餐。正吃着呢，忽然，外面传来一种奇怪的声音，是一个男人的声音，高亢，悠长，又有些莫名的悲凉。仿佛是一个父亲在召唤自己远行的孩子回家，又仿佛是一个心怀忧伤的歌者在吟诵孤独的诗篇。
问彭亮，他说这是清真寺里的加阿密——也就是阿訇在做第一次祷告。声音是从传音塔传出来的。他说一名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一天要做五次祷告。祷告又叫拜功，是伊斯兰教的五功之一。这五次祷告分别称为晨拜、晌拜、晡拜、昏拜和宵拜。这之外还可以随时随地做祷告。四功则是认、斋、课、朝。认，认主。认主唯一。斋，斋戒。九月要封斋一个月。其他的月每月选三天斋戒。课，课税。就是缴税。朝，就是朝觐。有条件的话，一定要去圣地麦加。
“做祷告一定要去清真寺吗？”我问。
“不一定。最好是清真寺，没有也没关系，但是要干净，安静。”
一片安静中，众人进餐的些微声响里，我脑海里浮现出一个词：呼愁。是土耳其语“忧伤”的音译，当然也是从帕慕克的书里读到的。这个词的中文渊源可以上溯到陆游的诗句：“一窗残日呼愁起，袅袅江城咽暮笳”。翻译也甚是了得。
“帕慕克有一本书，叫《伊斯坦布尔》，”我和彭亮搭话，看着彭亮迷茫着双眼，我放慢了语速，“帕慕克不知道吗？奥尔罕·帕慕克，你们的伟大作家。写《我的名字叫红》的那个，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
“哦，他呀。”彭亮怪怪地说，“知道。”
“看过他的书吧。喜欢吗？”
“不喜欢。”
我们一起看着他。他也看着我们：“土耳其的很多人都不喜欢他。”
“为什么？”
“他不尊重土耳其。在文化意义上，可以说背叛了土耳其，伤害了我们……”彭亮摇摇头，“他，不好。土耳其的左派有一句口头禅是说的：别从混蛋帕慕克那里去了解土耳其好吗？”他意味深长地顿了顿，“他在土耳其，只要走出家门，就得有保镖，不然会挨打。”
这个答案实在出乎我们的意料。沉默良久，七彩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写作就是冒犯，先锋就是自由。”
“什么意思？”这次轮到彭亮开始诧异。
“没意思。”七彩说。
沉默。我很快由惊诧变得释然。有多少俄国人喜欢索尔仁尼琴？有多少罗马尼亚人喜欢赫塔·米勒？有多少南非人喜欢库切？如此去想，像帕慕克这样的作家，被自己的国人讨厌也是很正常的。而帕慕克，他似乎早已忽略掉这些表层的讨厌，只是抵达自己最深的热爱：“康拉德、纳博科夫、奈保尔——这些作家都因曾设法在语言、文化、国家、大洲甚至文明之间迁移而为人所知。背井离乡助长了他们的想象力，养分的吸取并非通过根部，而是通过无根性；我的想象力却要求我待在相同的城市，相同的街道，相同的房子，注视相同的景色。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依附于这个城市，只因她造就了今天的我。……我有时认为自己不幸生在一个衰老贫困的城市，湮没在帝国遗迹的余烬中。但我内心的某个声音总坚信这其实是件幸运的事。”（《伊斯坦布尔》第5页）
祷告声仍然在耳边回荡，带着沉沉的呼愁。这是帕慕克笔下的呼愁吗？
“‘呼愁’不提供清晰，而是遮蔽现实。它带给我们安慰，柔化景色，就像冬日里的茶壶冒出蒸汽时凝结在窗上的水珠。”（《伊斯坦布尔》第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