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平时好过，就这年难熬。
倒不是吃不饱肚子，入冬以后日子一天天地往年节逼近，逼得他们想起家来。不管是在外面活得怎么样，一到过年的时候总是要想起家来。小萝卜的妈妈说，早年离家来到南京时候也最怕过年，就是后来成了家有了孩子，一过年还是想着老家。十里不同风，过年的时候不同于往日，风俗不同让人突然想起来，过了一年自己终究还是个外地人。本地人的山珍海味也抵不了家乡那点风俗，但是她又说，时间长了就习惯了。毛祖升这大男人也只是叹息，他也不知道时间长了自己还回不回得去韶山冲，还是真的就在这江边的码头做一辈子别人眼中的外乡人。他吃饭的时候拼命吃辣椒，他觉得这样可以缓解一点想家的感觉。
毛福轩也学着狠狠地吃辣椒，好像只有能吃辣才能让他们心里踏实，让他们始终确认自己是湖南人。说到底出来得再远他们还是想着自己的老家的，眼前的情况只是不得已罢了。可年节还是来了，虽然南京这个地方的冬天并不像北方那样冷得要上炕取暖，但是心里这股凉意就像是一直褪不去的冷空气。毛祖升心里想着不言语，妻子也不说话，毛福轩倒是少年老成的样子，劝慰父母，在哪里只要吃口辣椒，就和家里是一模一样的。
到了腊月二十四，码头上的事情也少了。老板家忙着过年，毛家住在仓库里却不知道要准备什么。往年日子好过的时候，过年老早就开始忙了，各种各样的准备虽然不见得铺张，但还总是有模有样的。在湖南，腊月二十四，俗称“过小年”，举家休息聚餐，称“小孩子过年”。相传是日作为“天上耳目臣，人间烟火主”的灶王爷要回天庭述职，叫辞灶。为了使他“上天言好事，下地降吉祥”、“闹言碎语不必讲，好言善语奏玉皇”，人们在前一天要搞大扫除，叫“扫扬尘”。二十三或二十四晚由家庭主妇在锅灶周围点烛祭灶，为其“送行”。关于腊月二十四这天，还有一段歌谣：“辞了灶，年来到，妹子要花，伢子要炮，妈妈要新衣，爹爹要新帽。”这天起，长工下工，匠师不再上门，家家筹备年货，做豆腐，杀年猪，送年节，备点心，炒旱茶，写春联，扎灯笼，忙得不亦乐乎。
可眼下在这异乡，却不知道要忙活点什么。他们干脆就如往日一般吃食，吃饱了就算是过年了。毛福轩闲下来也不去找“小萝卜”玩了，他看了老板家忙活着过年的样子，心里就不是滋味。他就带着妹妹在江边玩，把那捡来的鹅卵石一个个地扔到那江水里去，顷刻间就不见了踪影。
到了傍晚时分，兄妹二人才回到那冷冰冰的仓库里的家中。“小萝卜”的妈妈手里拎着个小袋子，见到这两个孩子，从中拿出两块糖来给他们。这糖据说叫做关东糖，真是甜得很，毛霞轩拿到了就往嘴里塞。“小萝卜”的妈妈笑道：“本来是给灶王爷吃的，先给这两个小神仙尝一下……”毛祖升连忙说谢谢，他知道这糖是人家过小年用的。南京这地方过二十四叫做“祭灶节”，这天要在在灶王像前的桌台上供放糖果、清水、料豆、秣草。祭灶时，还要把关东糖用火融化，涂在灶王爷的嘴上——“黏住”灶王的嘴，不让他在玉帝那里讲坏话。这让灶王说好话的风俗倒是和老家有点像，看来这天下一家也是大同小异。只是毛祖升心里想，这天下这么多的坏事，灶王爷到天府一句话也不说，这菩萨也是被蒙在鼓里了。小萝卜的妈妈走后，一家人就着炒辣椒吃饱了肚子，吃饱了肚子就是过年了。
就这样年关一天一天地挨近，码头上的工作已经停下来，人就闲着等过年。毛福轩知道全家不是在等过年，而是在等过完年，过完了年就开工，有事情做心里就不会再想什么老家的事情，那样倒是好一点。母亲这几日念叨的不是这日子苦，而是想着毛福轩的弟弟。这一离开家乡几个月，走的时候都没有看一眼孩子。虽然说是过继到别人家去，但毕竟是自己的骨血，想到一家飘零在外，那苦命的小儿子也不知道什么样子了，想到这她就不停地掉眼泪。
毛福轩见母亲神情黯然，便和父亲提出来要置办点过年的物件，不管穷富总归是过年。毛福轩大概是偷偷地读过几本书的缘故，心想着对这日子不能逆来顺受。毕竟是十三四岁的年纪，不知道日子到底窘迫到什么程度，心里还是有那种过上好日子的盼头——当时和成大器偷偷学认字的时候，就记得润之哥说过一句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于是，毛祖升和儿子带着斧头去一处小松林里砍松树蔸。这树蔸就是树根或者靠近树根的部分，这东西弄回来燃着了，除夕的时候取暖过年，湖南人称这树蔸作“年财佬”。回来的路上，他们咬咬牙又买了点猪脚回来炖萝卜，虽说是有点奢侈，毕竟是年节，这一年才开了这次荤，正是老家话说得好：“有钱无钱，萝卜过年。”
年关还真就是个关。好在这流落他乡除了想家之外，总算是没有人上门要债，这比起过去也算是不错的了。过去在老家的时候，到了除夕这一年的最后一日，债主收债，匠师收工钱，此时已是最后期限，城镇街巷、乡间小路上收账人的灯笼火把川流不息，有的人家无法还账，铜壶衣服可能被人提走，所以只好外出躲账。还有的在辞年之后，用红纸书写“衡门衍庆”四字贴于门上，紧闭大门，任何人不得出进，叫“封财门”。问账客无奈，只好待来年。其实说是无奈，哪里是没有办法——也有那没有人情的人家，逼着人要给钱，不然砸锅牵牲畜。不过大多数时候，因为过年的原因，都不愿意在动气生事，都放人一马作罢，自己也省得惹一肚子怨气回家过年。
关于年根要账的事情，毛祖升教了毛福轩一首打油诗，毛福轩听了一次就记得了：“贫家早早掩柴门，债主虽临难进门。恼煞商家收账客，无钱反吃闭门羹。”记得这话并没有什么好骄傲的，这点苦难就像是遗产一样从上辈留下了，好像是人身上遗传的一样的顽固，这点穷困始终是甩不掉了。想起来这情形就令人伤心。
过了年忙种田，但是毛祖升不要种田了。但是他还经常想起来自己种地主家的那几亩薄田，虽然自己夫妻二人苦命辛劳，可是不管年岁丰歉都是吃不饱肚子。欠收的年份颗粒不能归仓都给地主，丰收的年成也常常丰产不丰收。可他还是有点想念那土地，他想看看那有些贫瘠的泥土，哪怕是长在上面的野草，也都像是熟悉的人一样让人安心。不像这陌生的江边，始终是一个令人心里不安的地方。其实毛祖升的心慌也是有道理的，这时候的大清朝已经是穷途末路，他总能够看见外国的军舰开到江中来，他心里明白不仅仅是自己那个韶山冲的老家没有了，恐怕就连这大清国也迟早是那些趾高气扬的外国佬的了。
更令他担心的是，最近常常听人嚼舌头议论，说现在到处是饥荒，到处是外国人，真正外忧内患。和外国人打仗不说，还有自己人打自己人，人打急了眼也不管自己人还是外国人，打起仗来死人就像是家常便饭。当兵的死了就要征兵，知道去战场是要去送死，谁还愿意去呢？所以征兵就是抓差，看到个稍微壮实的男人就不问青红皂白抓走，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道理，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不对。反正抓了去穿上不知道什么部队的衣服，几乎就像是抓了坐牢一样，谁要是逃跑就必死无疑。这种光景真正是令人心忧，最让人害怕的是，据那些南京的“大萝卜”用那有点大惊小怪的语气议论：“是的哎，你知道啊，这抓当兵的一定是先要抓外地人哦，我们这古都多少是有些好处的，有自己人保着呢。”
也不知道这话是不是故意说给毛祖升听的？还有人把这话讲给毛福轩听，他心里倒是有点不以为然，因为他倒是觉得自己年龄小没有人要，他倒是真想去当兵。当兵有饭吃，还能保家卫国，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他知道毛泽东的父亲当年就去当过兵——他父亲倒也一点都不避讳，说当兵有军饷可以养家糊口，这有什么不好的？
毛福轩到底是个后生，初生的牛犊不怕虎，不知道这“害怕”二字是什么。话说这议论天天都有，外国的军舰也开来开去，也听过几次不知道哪里传来的枪声，但似乎还不怎么和老百姓有关系。至于说抓外地人去当兵的事情也好像只是那些“大萝卜”耸人听闻吓人的。
可是，这几个月过去，那些“大萝卜”谈论的话还真的灵验了，这仗打得确实厉害起来。他们只知道仗打得厉害，却不知天下已经乱作一团，南方的战事更是紧凑。早在年前，孙中山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召集赵声、黄兴、胡汉民、邓泽如等中国同盟会重要骨干会议，决定集同盟会精英，在广州起义。到了1911年1月，黄兴、赵声、胡汉民在香港成立起义领导机关“统筹部”，并在当时的香港屯门青山农场策划起义，又派人到广州附近各地，联络新军、防营、会党、民军，以备响应；同时在广州设立38处秘密机关，刺探敌情，转运军火，为起义作准备。4月8日，统筹部召集会议，会议议定起义时间为4月13日，计划十路大军攻打广州。
因同盟会会员南洋华侨温生才4月8日单独行动，枪杀广州将军孚琦，以及吴镜运炸药被捕，原定起义被迫改期。4月23日，起义组织者在两广总督署附近的越华街小东营五号设立起义总指挥部，赵声任总指挥，黄兴任副总指挥。将原定十路进军计划改为四路：黄兴率一路攻总督衙门；姚雨平率军攻小北门；陈炯明带队攻巡警教练所；胡毅生带队改南大门。4月27日下午5时30分，黄兴率二百名敢死队员分四路攻打两广总督衙门、小北门、巡警教练所和守南大门。黄兴首先发难，连发三弹，率队攻入总督衙门，决心生擒两广总督张鸣岐。不料张越墙逃遁。由于清朝部队人数众多，起义队伍得不到接应，各路队伍虽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彻夜相攻，但都先后失败。黄兴侥幸脱险。由于实际起义以黄兴率部为主，黄兴为实际起义领导人。赵声、胡汉民二十九日率二百先锋队员出发，30日凌晨抵达广州城外，但是大势已去。
这一仗虽然是以失败告终，但确实是敲响了这座古老帝国的丧钟。消息传到老百姓的耳朵里的时候，似乎只是死了一些人，可是革命形势已经是一发而不可收拾，而混乱的形势也是日益加剧。可不是他们几个“扁担大的一字”都不认识的人说得那么简单。毛福轩听得账房先生讲这形势，回来一本正经地讲给自己的父亲听。毛祖升也是明白人，听说这些情况心里便琢磨着自己的出路来。说到底，他是真怕自己被抓去当兵，他不是怕死，他是怕这万一出点什么乱子，留下这娘儿几个该怎么办？他现在有点后悔了，当初一念之间就离开了韶山，虽然日子过得比过去安生一点，不再受地主的恶气，凭着力气吃饭营生。可是，他心里始终没有底，梦里都觉得自己是浮萍一般没有着落。也许，在老家成胥民未必就真的为难他们，即便是在老家出点事情，始终还有人帮衬。这一家人远在他乡，万一自己出了点事情，这娘儿几个可怎么办？他们可连回那韶山的路都未必认得。
也就是这天夜里，真的出了事情。
半夜的时候，外面一阵急促的狗叫声。平日里这只看门的老狗不怎么叫唤，这仓库里装的并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外人又都知道有毛家人住着，谁也不会到这仓库来寻摸什么。所以这只据说很凶的狗变得很安闲，白天休息晚上也并不叫唤，大概这荒凉的世道，似乎让狗也觉得确实没有什么好叫唤的。这天夜里这大黄狗拼命地叫，叫得大家心里都慌了。毛祖升起来点了煤油灯，他刚披上衣服妻子就一把拉着他。毛福轩也被吵醒了，半倚着坐在被窝里看着父母的一举一动。毛福轩也知道，为什么母亲会出去，说到底她也是害怕。她虽然是帮厨，但也听那些人吃饭的时候嚼舌头说要抓人当兵的事，说是专门抓外地人，这样的人没有人袒护。
母亲出去没走几步，在夜色里“哇”的一声叫起来。父子二人一听赶紧起来往外面跑，见她正在蹲在地上抱着脚哀嚎。原来白天不知道谁掉下的木块，上面有一条立着的钢钉，脚生生地被戳破了。毛祖升还算有力气，一伸手将她抱回了屋子了。这一闹腾，旁边住着的工友也醒来了，帮着处理伤口。也没有什么药可用，就到店堂里给关老爷进香的香炉里刮来些香灰抹上，那血水果然也就停住了。
人都散去后，夜也静下来，毛福轩深深叹了一口气。她脚上的伤口倒不那么疼，可心里倒很不是滋味，低声地说：“这日子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啊？我睡觉梦里都怕你哪一天真的被那官兵抓走啊……”
可这睡了一夜噩梦醒来，真正的噩梦却真的来了。前一天还说是南京人喜欢胡说八道的，第二天就真的有部队来征兵了。这征兵的来码头是他们这里有兵员可招：一来码头上都是力夫身体壮，二来是这些人都没有什么地位身份，真正就是连拖带拉掳了走了，也不会有人来说情招呼。这说是征兵，其实乃是抢人强征。毛祖升也知道厄运降临，他连逃跑念头都没有，一群人像是赶鸭子似的被拉去做什么登记。毛福轩看在眼里，心中尽是愤恨，这一群人中有自己的父亲。可是这哪里是一群人，简直就是一群奴隶。这一天明晃晃的阳光让人感觉到刺眼，刺得人头昏目眩，就像是这天地顷刻间黑暗了一般令人惶恐与愤怒。
这“大萝卜”们一打听才知道，这是清兵来抓人去江阴炮台当“炮灰”的。为什么说是当炮灰？这账房先生见识广，他知道江阴炮台由来已久，是处在要塞之处的，这个地方就像是长江的咽喉，既是要道也是险塞，守好了有一夫当关之势，守不好则有万劫不复之虞。这大清朝已经穷途末路，谁还愿意去镇守这死亡的关口？
账房先生的话自然不是胡扯，这形势也确实堪忧。
这江阴是长江近出海口之重镇之一，它位于长江南岸，地处长江下游的南京和上海之间，风光秀丽、地势险要。此处江面极为狭窄，最狭窄处仅一公里多。长江一出江阴，江面则骤然开阔，江海间烟波浩渺，茫无际涯的了——故江阴自古素有“江海门户”，“锁江要塞”之称。江阴的江防海防，均为十分重要，它的地位仅次于上海之吴淞口，是万里长江上的第二道屏障。它一旦失守的话后果非常的严重——敌舰就可以长驱直入以致兵临南京，甚至深入武汉三镇，那就能够占据长江而使南北被拦腰切割。所以，历朝在这里均有重兵把守，称为江阴要塞，设有几组威猛炮台。
江阴的炮台又叫做黄山炮台，它位于江阴城北长江边黄山上，炮台是江阴要塞的主体。它还包括沿江的君山、肖山、长山及对岸的八圩港等处的炮台，构成了江阴江防要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吴国就在这里驻有江防守兵，并筑有烽火台。从南北朝开始，历代统治者都在这里驻屯水师和战舰。南宋绍兴年间，在这里已置有燧处所。设了小石寨、黄田港寨、夏港寨、六射垜寨等屯兵水寨。另外还建有尉司十九所，并设巡检司加以掌控，专职进行巡江防务任务。明洪武年间，在黄田港口和春晖门外又新创建靖海关、朝阳关二关寨。
清康熙二年（1663年）始，在黄山、夏港等地开始设置炮台和报警烟墩。乾隆年间，在长江两岸设有绿营驻防，并建有木楼，备有战舰。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江阴已有黄山、石牌、黄田港等炮台多座。各炮台有着靖平炮、行营炮、子母炮、百子炮、磨盘炮、西瓜炮等多种。江边和城周，均设有营局。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间，英舰侵入长江。上海吴淞口炮台守将陈化成，率部进行英勇阻击，奋战几昼夜，击伤敌舰多艘。由于两江总督耆英是一投降派人士，一贯贪生怕死，畏敌如虎，闻炮声即抱头鼠窜，使陈化成部孤军作战，后终因弹尽粮绝、缺乏后援失守，陈化成等壮烈牺牲。而后，英舰沿长江溯江而上，兵临第二道防线江阴。由于此时清廷朝内妥协派占了上风，力主妥协投降，所以江阴炮台未能很好发挥作用。
光绪二十年（1894年），爆发中日甲午战争，两江总督张之洞鉴于长江为南洋门户，江阴尤为中路扼要之区，选派洋教习来江阴“优给薪粮”，驻台教习练操。是年，续设东西两山及黄山巅大炮、快炮五尊，二十二年（1896年），委曹嘉祥为总台官，两岸分置五台，每台设专台官一员，炮兵五百人。二十六年，湘军统领张之春筑黄山下火药库。三十年，统领丁华容创设肖山下水雷、工程等营，并附设水雷学堂。三十二年，又造马鞍山脚下无烟火药库。江阴炮台经过多年的筹措经营，至此已具相当规模。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夏港三保秦望山南麓建火药库九座，每座储药千余箱，由徐传隆、恽祖郭两统领督办。光绪三十四年建成后，将松江库火药移来，派兵百余名看守。
如此说来，这江阴炮台看似坚不可摧——可是它的主子那大清国已经是垂死挣扎，而不管是外国人的坚船利炮还是革命运动的势如破竹都让这封建王朝残余的一点点气力变得微不足道。所以，识时务的人都不愿再抱残守缺，然而皇帝的面子是要有的，总不能就这样将这大好河山拱手相让。于是乎便要做垂死的挣扎，这血肉之躯的代价自然是由草民来承担的。这就是封建王朝的魔鬼逻辑，从来没有见过草民的一点点地位，即便是虚幻编造的故事里，也没有见过几个农民的影子，都是帝王将相与才子佳人的故事。可是这一旦到了紧要关口要冲锋陷阵的时候，当炮灰的却必然是那穷苦的百姓，这大概也是好理解的，草民的命是不值钱的。
冠冕堂皇地说去保家卫国，说什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实是生拉硬拽而去，去不去都是个死。还真就应了那些南京“大萝卜”的话，要抓总是要抓外地人，连个说理说情的人都没有。毛祖升也算是死了心，他眼睛一闭等着去赴死，他知道即便是眼睛睁着，这天地间依旧是一片漆黑。
运兵的船从码头出发，母亲带着毛福轩和妹妹跪在军爷的面前，死死地拉着他的衣服不放。她大概也知道丈夫是有去无回，她也不指望这位大气凛然的军爷给毛祖升一条活路，只是哀求着能乘着这船一起去。毛祖升不在他们就没有主心骨，这里也就待不下去了，也许去了江阴他们就是要饭也可以靠着他近一点。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当兵还有拖家带口的？可母亲也是个倔强的人，到了这个时候死都不怕了，死活都要跟着这船去江阴。
看着这娘儿几个哭成一团，这女人又是受伤了，脚上尽是血迹一瘸一拐的。这军爷想总不能残暴地将他们扔掉，这么多双眼睛看着，果真这样也是会寒了人心的。毕竟人心都是肉长的，那军爷推开毛福轩的母亲，不耐烦地说了一句：“带上带上，带上你们一起去送死！”“大萝卜”和“小萝卜”都来送了他们，小萝卜送给毛福轩一本小书，他知道毛福轩早就看上这本书了。其实一本书能有个什么用处？但是对于毛福轩来说这本破书不仅有他想认识的很多字，还有他想要从这字中去认识的世界。他一直记得毛泽东说的那句话：只有在这字里穷人才能找到光明。这本书也不是什么能找到光明的书，也就是一本四体的《千字文》而已，但是毛福轩把它塞在贴身的破衣服里，像是一件传家宝一样重视。“小萝卜”在书上写了几个字：赠毛福轩，金陵李天明。毛福轩可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相赠，他在走之前在账房先生的柜台上借了纸笔，歪歪扭扭地写了一行字，这一行字不是什么赠别的诗词，就是一个地址：湖南湘潭韶山乡韶源村老豹畲毛福轩。他写这个的意思也很简单，就是想给他留个地址和念想。也许以后根本不会相见，更不会去找他的，留几个字也就真的是一种纪念。毕竟在这长江边的码头上生活过几个月，主家对自己也算是不薄，虽是流落在此但也算安顿了一程。毛福轩留的这小纸条，“小萝卜”认真细致地叠了几层，又庄重地塞进书本里。
一个地址就像是一段往事，被记在了两个孩子的心里。
这一别他知道也许再也见不到“小萝卜”了，他像是江湖儿女诀别一样对“小萝卜”说：“就此一别，后会有期！”看着这才十四岁的孩子说出这种伤感的话，那“小萝卜”的父亲也抑制不住，暗自洒泪骂了一句：“这他娘的都是什么世道！”说完所见之人都潸然泪下，默默痛骂这无情的世界。
到了江阴下船，毛福轩和母亲以及妹妹就被赶下了船，毛祖升和同行的那些人像难民一样被赶进了兵营。走的时候连一句话也没有说得上，母亲跛着脚跟了几步又回来，她也是彻底死了心了。眼看着这两个孩子在身边，她知道以后就他们三人相依为命了。她们也没有什么可以营生，要饭是唯一的出路，这个世道能够要到饭，其实也算是幸运之至了。
苦日子没有尽头，母子三人煎熬着度日，但总算心里还有个盼头，知道毛祖升在炮台里当兵。可他们不知道的便是这人没有当过兵，虽有一身蛮力也没有什么用——不说那些行伍的规矩了，就这舞枪弄棒也不是光有力气就能胜任的。不过大家都是现捉的大头兵，只管在那带兵的指挥呵斥下，笨手笨脚地拨弄那炮火。一开炮都捂着耳朵，有的被吓得瑟瑟发抖，有的吓得尿了裤子。要打的目标没有中，未见对方有什么反应，倒是这放炮的人吓得哭爹喊娘，那场景真正是滑稽得很。
可是这个王朝就是已经到了滑稽的分上，颠倒错乱没有了谱子，谁去过问这些荒唐的事情。也还亏了这些荒唐可笑的家伙，为这奄奄一息的王朝守灵护土。除了他们要不就是掘墓人，要不就是作猢狲散的不肖子孙，这几个歪瓜裂枣的熊兵倒成了最后的依靠。毛祖升活了四十多岁，种了一辈子的庄稼，在老家连湘潭县城都没有去过，只在那韶山冲听讲故事里的人谈过打仗。他怎么没有想到自己捧牛屁股的手今天竟然也能来舞枪弄棒，还是在这天下要塞当兵打仗，他自己想想也是滑稽得很。
反正是听别人的命令，一炮打出去也不知道准与不准，只知道脑子被震得嗡嗡地响，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还头疼脑裂的，做梦也好像都炮声隆隆的。看来这炮台也是象征性的抵抗了，外忧内患的形势，有炮弹也不知道究竟打的谁，好在不用提枪上阵拼杀，倒也是个省事保命的差事。有时候不当值，他也能有闲时见到娘儿几个，把那省下来偷偷藏在衣服里的干粮给两个面黄肌瘦的孩子。有一回竟然带了一只鸡蛋，兄妹两个人好久都舍不得分吃，看着它心里就十分的满足了。他们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要过多久，总是听说这大清朝要完蛋了，可似乎又是“痨病鬼子常八十”，说是要死的却依旧苟延残喘。他们私下里也诅咒，倒不是为了什么天下兴亡的心思，就是想着这大清朝早点完蛋了，就不要当这个什么兵了，他们可以早点得了自由身，要饭也总比这脑袋挂在裤带子上强一些。
毛祖升不知道的是，这个时候湖南发生了大事，回去也未必有什么好境况。
这就是也就是轰轰烈烈的铁路风潮——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奴役中国人民和掠夺中国财富，从19世纪末以来，开始对中国进行铁路投资，争夺铁路的修筑权。粤汉、川汉铁路是沟通南北和深入内地的两条重要干线，因而成为帝国主义争夺的目标。为了夺回这两条铁路的自办权，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人民，采用征集“民股”的办法，由地方政府在税收项下附加租股、米捐股、盐捐股、房捐股等，来筹集筑路的资金。经过几年的筹集，不仅四省的绅商、地主成了股东，连一些农民也握有股票。粤汉铁路已开始修筑，川汉铁路从宜昌到万县的一段也已动工，从当时情况看，这两条铁路是可以靠自力修成的。但是，帝国主义不肯让中国自己修成铁路，就利用清政府财政困难进行要挟，迫使清政府订立了铁路借款合同，宣布了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根据借款合同，英、美、法、德等帝国主义国家不但掌握了铁路权，而且还要以湖南、湖北两省的盐税厘金作为抵押，所以，所谓铁路“国有”，不但剥夺了中国人自办铁路的主权，而且实际上是把川汉、粤汉铁路完全拍卖给帝国主义了。广大人民在两路筹办时期内，吃尽了苦头，当他们看到清政府公然出卖路权，更加愤恨，许多绅商也因铁路国有损害了他们的利益，非常不满。于是，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爆发了。
首先起来反抗的是湖南人民。1911年5月14日，长沙举行了万人群众集会。接着又举行了长沙至株洲的万余铁路工人的示威，并号召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拒交租税以示抗议。在湖南人民的带动下，湖北、广东、四川的人民也都积极行动起来，保路运动很快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其中，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等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了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为首的荣县军政府。
其实早在1908年冬，湖南全省就掀起了“拒债”、“集股”为中心的保路热潮。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公布后，湖南全省人民奔走呼号，抗议清政府出卖国家主权。1911年5月13日，湖南绅、商、学界各团体发出传单，抨击清政府的卖国行径。14日，长沙举行了各阶层人士参加的万人大会，决议拒外债、保路权。16日，长沙、株洲一万多铁路工人游行示威，倡议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人民抗租税。18日，湖南各界人士聚集在巡抚衙门前，抗议卖国的“铁路国有”政策。在湖北，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后，各界人士奋起争路权。宜昌到万县的铁路本已动工修筑，清政府迫令停工，筑路工人和商人立即聚集起来与之抗争。清政府调兵前来镇压，数千筑路工人抡起铁锤，挥动棍棒，同前来镇压的清军展开激烈搏斗，当场打死清军二十多人。
在广东，广东粤汉铁路股东召开万人大会，一致抗议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提出“万众一心，保持商办之局”，并致电湖南、湖北、四川各省，谓“铁路国有，失信天下。粤路于十日议决，一致反对”。在很短的时间内，湖南、湖北、广东的保路风潮连成一片，声势浩大。全国各地以及海外侨胞、留学生，也纷纷集会，并通电、写信予以声援。
毛祖升只听说这眼看着大清朝就要亡了，各地的革命军势如破竹，心想总算似乎要看到天亮了。可是，谁也想不到他再也看不到光明的日子到来了。这天不知道是怎么的，和他一起的山东大汉心猿意马，本来就毛手毛脚的家伙，加上技术又不过硬，竟然把那炮弄得炸膛了。只听一声巨响，顿时烟火四散，加上哭喊声一片，这炮台上一下子炸开了锅。那大汉倒是眼明手快一骨碌抱头滚到一边去了。可怜这毛祖升被炸得头破血流，满地打滚。大家把他拖开来，眼鼻耳口都是血流不止，悲惨的情形让人不敢多看一眼。
带兵的四川人喝得满脸通红，看这情形一脚把那山东大汉踢倒在地，嘴里骂骂咧咧地手上提枪要毙了这冒失鬼，几个人连忙拦住。那军官见满身是血的毛祖升一息尚存，嘴里念叨着：“娘的，炸死算了，不死不活是个大麻烦！”话是这么说，也不会当真就见死不救，那医生给看过之后直摇头，说到：“这真是生不如死了，眼瞎耳聋了还有什么用处？”没有用处的人自然就成了累赘，反正也听不见看不到，别人怎么说他也不知道了。毛祖升成了个累赘，炮台巴不得有人来领走，或者哪天悄无声息地殒命。可偏偏这般田地了，他的生命力顽强。他大概也是死不瞑目，最后没有能在亲人的身边，他怎么能够死心在他乡闭上眼睛呢。
过了半个月，毛福轩的母亲没有见到丈夫，心里就嘀咕是不是出了什么事？这一段时间以来她都心绪不宁，天天听着炮声隆隆的，眼睛都闭不上，于是便斗胆硬着去打听。这不打听便罢，一打听急得她泪水汪汪的。平日里也许没有人认得这毛祖升，这番出了事情，哪个不知道这军营里炸瞎了一个湖南人？一问姓什么——说是姓毛，娘儿三个都急得直掉眼泪。话说领兵的见到这找上门的家人，心想正是再好不过，禀报给上级马上领了他们去见人。
毛福轩见到自己父亲的时候，已经不再是那个身轻力壮的人，他骨瘦如材地蜷缩在破旧的床铺上。床边那碗上还落了一只苍蝇。也不知道是他故意还是无心，他伸手去抓父亲手的时候，那只碗掉在地上发出刺耳的破碎声，这让这悲凉的气氛更多了一层悲凉。也许是骨肉相连的原因，毛祖升一下子就意识到是自己的亲人来了，一把抓住毛福轩的手哀嚎起来，这种哀嚎真正是让人伤心欲绝。
听说毛祖升家里来了人，非但没有人感觉到是麻烦到了，他们觉得找到了接手这个大麻烦的人。那原本有些骄傲的军爷说一口吴侬软语，也不知道究竟说的什么，但是从那表情可以看出一种虚伪的热情。道理很简单，他们是想着赶紧把人带走，赶紧把这个累赘清除掉。毛福轩看着此情此景，知道自己身处异乡身单力薄，父亲到了这般田地也无人帮助说一句话，母亲也没有见过什么世面，就靠他这个十几岁的孩子做决定。其实也没有什么选择。那说吴语的军头意思明白了，给他们贴补点抚恤金，让他们趁早回乡，这兵荒马乱的谁也保不了谁。
这话也并不是恐吓他的，此时的天下真正已经是乱成一锅粥，而这江阴城也在革命火种的燃烧下迅速响应。话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江阴，每天傍晚许多倾向革命的年轻人聚集南外轮船码头，争购上海报纸。当读到各处响应独立的消息，民众便欢声雷动，欣喜若狂。随着无锡于11月6日光复，江阴的同盟会员也奋起响应，11月8日，县城遍竖白旗，宣告光复，地方人士迅即组织公团维持秩序，并选定学署为公团办公地点。
为落实民政长、军政长两席要职，公团派代表十余人至旧县署请出原知县刘敬焕出任民政长。同时，由各军军官推举原湘军统领刘廷柱任军政长，随即成立江阴军政分府。公团财长表态负责解决军饷，于是，各军军心稳定，并听命于公团。此时，因省县学校已停课，从各地返乡的旅外学生发起成立青年团，分为四队，陈翰青任总队长，统一制服，由公团供膳宿，每天操练，出巡，夜间驻公团，闻警出动，不限区域。团内办公推举薛晓升、章砚春任书记。起先枪支不足，后革命党军打开上海制造局，沙聪彝领到九响双筒后膛枪一百支，配子弹一万发，雇专轮运回江阴。应靖江党人要求，江阴同盟会及青年团派员过江，援助光复靖江，自此威震大江南北。在学生组织青年团的同时，居民组织了民团，四城内外分为八所，分班轮值，晴雨无间，彻夜巡逻，维持社会安宁。
光复之后，监狱经过清理，释放了五六十人，同时，为整肃法纪，将罪大恶极者枭首四人，枪毙二人。
11月9日，公团将源德堂书坊突击印制的巨幅军政分府布告张贴于城乡各处，以使民众及时了解光复后的新政，从而各安生业。11月10日，公团组织了庆祝江阴光复的大游行。这一天，全城从大街到僻巷，白旗如林，迎风招展。午刻，公团负责人及青年团员列队从公团出发，由军乐前导，经东大街、东横街、栖霞巷至三公祠，全体肃立，公祭明末带领江阴人民抗清守城的阎应元、陈明遇、冯厚敦三公之灵。然后，游行队伍由大巷经南街、西横街，出北城，经北大街，至大校场休息。再由西大街返至公团散队。游行途中，两旁民众夹道欢迎，气氛热烈。
大清朝要完蛋了，老百姓还是没有好日子过。毛福轩也知道只有回家这条路可走，眼下这种情形家里没有了顶梁柱，在这只有是等死。好在还给几文抚恤金，要是真是逼急了这帮当兵的翻脸不认人，钱没有了，命说不定都保不住。
他扶起重伤的父亲，和母亲一起搀着，带着毛霞轩离开了军营，走上了回乡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