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晚，周莲朓几乎没能睡个囫囵觉。其实她不必这么赶，谁也没有命令她，从头天晚茶时间到第二天早上，这么短的时间内缝制出三十条短裤。丈夫也并未说，天一亮就要走。然而，对于丈夫“点鬼火”式的探家过程，周莲朓早已习惯。谢文锦总是头天午后归家，第二天早饭后离家。既然丈夫没有特意说明，这次会多待几天，她只能按照惯常思维行事。
果然，天亮后，谢文锦看看桌上捆扎好的包裹，非常满意，对妻子道了声辛苦，匆匆洗漱之后，早饭也没吃，带着三张饼、两只咸鸭蛋和一壶水，匆匆踏上返校的山道。
跟以往一样，周莲朓没有送他走一程的意思，只是默默替他整理行礼，默默地拿这样，递那样，然后，默默看他上路。每次临走前，看着默默无语的妻子，作为读书人，谢文锦也会感到歉意，但是，歉意归歉意，该离去时，他仍会毅然决然离去。
农历四月下旬，浙南的天气已经很热。每天下了学，谢文锦和他的游泳队，都会在楠溪江激流勇进。他还专门给游泳队写了一幅字：
博浪弄潮，把握今朝。
谢文锦长相斯文，但由于常年热衷于户外锻炼，皮肤黑黝黝的。为此族中长者也委婉地劝说过他，大意是，做先生，要有先生的样子，黑不溜秋的，还像个先生吗？谢文锦喜欢与人辩论，即便面对谢家长者，也不肯放弃辩论的机会，当然，出于尊重，他还比较注意措辞。他当时的回答发人深省：“外国强盗，洋鬼子，可不因为你长得白，有副先生的样子，就不欺负你。甲午海战，谁会在意东洋鬼子的长相，是白净斯文，还是黑不溜秋？”
既然连谢氏一族的长者都看不惯谢文锦的做派，可以预料，学堂里那些封建遗老是何种心情。冬烘、北烧二位卫道士被谢文锦当众驳斥之后，心怀不甘，一直想找机会打压“政敌”的嚣张气焰，挽回颜面。不过，无论是在学堂，还是在岩头街市，谢文锦的名声很响，威信很高。他舍家兴学的义举，常引起街谈巷议。要找他麻烦，还真不容易。
而这回，谢文锦公然带着几十个学生，招摇过市，赤膊上阵，结队戏水，卫道士们自认为抓到了把柄，摩拳擦掌，一场论辩在所难免。
北烧先生上次被击中要害，受伤太深，至今心有余悸，不敢当面挑衅，只能鼓动冬烘先生出面。这天散学，眼看着游泳队的孩子在校门外集结，他对冬烘先生说：“你老德高望重，难道就眼睁睁看着这小子败坏风气，玷辱师道？”
冬烘先生旧学底子深厚，但脾气暴躁，经不起挑唆，果然一说就坐不住，当即拍案而起，急匆匆走向大门口。谢文锦正好也出去，两人碰上，冬烘先生怒气冲冲叫道：“谢文锦，你成何体统，成何体统！简直是伤风败俗！”
谢文锦见来者不善，心中已有了对策，不紧不慢地问他：“怪哉！我们长衣长裤，怎么就伤风败俗了？真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的确，谢文锦和他的游泳队，此刻都是长衣长裤，眼下还没到盛夏，早晨山间较凉，孩子们还不习惯穿短衫。谢文锦让妻子缝制的几十条短裤，自己留下两条，其他都分给了游泳队员。游泳队一旦有活动，他就让金贯真、李得钊通知孩子们，早上出门前，先把黑布泳裤穿在长裤里面，这样，下江游泳才方便，每次派一个队员在岸上，看住上装和长裤就行。
冬烘先生说：“你是堂堂教员，居然带着学子野外戏水，赤身露体，成何体统，当真是有伤风化。”
谢文锦居然笑了：“我看你也是个有学问的人，怎么连孔圣人一同骂了？”
冬烘先生一愣：“一派胡言！血口喷人！我何曾骂圣人？”
谢文锦大声吟诵起来：“《论语·先进篇·二十六》，‘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他两眼直视冬烘先生，口气变得咄咄逼人，“这段经典文字，你不敢说不知道吧？讲的是谁？了不起的曾皙和神圣的孔夫子！先贤曾皙、圣人孔子都热切向往在沂水中沐浴，你敢说孔子、曾皙伤风败俗？”
冬烘先生没料到对手唱这一出，拿孔圣人来压制他，当即目瞪口呆，毫无应对之策，最后只能强词夺理：“孔子是至圣先师，你一个小学教员，居然敢与圣人相比。作为教员，你不务正业，轻重倒置！学堂，教员当以教学为第一要务，学子当以求学为第一要务，你整天带着这帮野孩子打球、下河，能教出什么？他们能学到什么？”
谢文锦反驳道：“古有文武兼修，今有体德智兼顾。游泳乃体育正规项目，博浪弄潮，强身健体，这也是正道。倘若一味死读书，个个都是文弱书生，洋鬼子打来了，我们怎能不落败？”
冬烘先生好像抓住了对手破绽，提高音量说：“我方落败，不是因为死读书，而是因为敌方船坚炮利。试问，博浪弄潮，强身健体，就能造出坚船利炮？”
谢文锦不慌不忙回答：“诚然，博浪弄潮者，不一定能造出坚船利炮，然而，操持坚船利炮者，必得博浪弄潮之人。我倒要请教，你如何能肯定，博浪弄潮者，必定造不出坚船利炮？难道说，你们这些满口‘之乎者也’的书呆子，一心想着‘文死谏’的愚忠者，能造出坚船利炮？”
金贯真一干学子，因为被冬烘先生斥为野孩子，心中很是气愤，这会儿终于忍不住，一个个起哄说：“冬烘先生造大炮，说出不怕外人笑！”
“冬烘先生本事大，能说‘之乎者也’，又能造铁甲大船。”
“还造船呢，晕船！”
“对呀，上去晕船，掉下呛水！”……
冬烘先生气得胡子乱抖，一迭声说：“反了反了反了！”转身朝校内疾走，“我要找校长！有他无我，有我无他！留他不留我，留我不留他！”
看着他慌不择路的样子，孩子们哄堂大笑。
4.胸中乾坤
有关游泳的论辩发生之后，岩头高小教员之间新学、旧学两派之争，无法回避地搬上了台面。
本来，民国前期的高等小学，办学思维和教材教法都是混乱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样的现状不会被世人视为怪事。虽说从洋务运动（1861-1894）开始，不少上层人物就极力鼓吹废科举、兴学堂，作为现代教育标杆的京师大学堂，也于1898年创办，但清政府真正下令废除科举，则是1905年的事。科举作为一项制度是被废除了，然而，作为一项绵延一千三百余年的完整教育体系，其惯性之大，影响之大，超出一般人想象。这是因为，留过洋、见识过西方民主制度的知识精英毕竟是极少数，在民间，话语权仍然被旧势力掌控。民间上层人物大多读过书，可惜的是，他们接触的是旧学，所读之书无非是四书五经；取得秀才、举人功名的读书人，更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别的不说，以不拿俸禄、不能做官的秀才来说，只要是顶着秀才这个光环，那么，其办蒙馆，开私塾，不但招收学生毫不费力，而且束脩（学费）要比一般私塾高出很多。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
山乡办起高等小学，把原先上私塾的学童招收进来，换个地方上课，这不难。难处在于，师范学校毕业的新式教员太少，多数小学，只能把原本散布于各地的私塾先生找来担任教员。
在《江苏省志·大事记1926》“10月”条目下，有这样一段文字，能够佐证民国时期私塾多、新学少，旧式教员多、新式教员少的实情：
芮良恭在《中华教育界》发表《私塾问题》一文。作者认为：私塾数量很大，仅南京有五百四十所，学生一万多人。而小学只有四十六所，学生五千余人，“难以取缔”，“应从实际改良私塾，以济学校之穷，亦有助义务教育之推行”。并提出要从“举办塾师补习学校，塾师养成所，塾师讲习会，改订课程，添置设备，巡回指导等方面入手，改良私塾”。
谢文锦到小学当教员，比这篇文章的发表时间还早九年，其时师范毕业的教员更少，学堂里的多数教员，都是以前的私塾先生。这一来，戏剧性就出现了：一辈子读四书五经的私塾先生，摇身一变，成了新学堂的教员，但是，他们只能教国文，其他科目都不行。平时算账没有太大问题，让他们教算术，显然力不从心；至于教体育、美术、音乐，简直无从下手；英文对他们来说，无异于天书。这还不是有害的，毕竟他们国学底子深厚，教授文言文能发挥长处。麻烦的是，他们内心很不服，常常心怀怨气。
一个人心中有怨气，注定是看什么都不顺眼，对新生事物尤其反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