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是埃及人，他们在科威特工作期间生下了我，所以我是一个出生在科威特的埃及人。我的母亲大学学习商业，后来在一家中学教数学。据我了解，我的父亲大学肄业，之后在当地一家医院做放射科医生。当时我们大致住在位于科威特皇宫附近的一所公寓，房子面积不大，有两个卧室。我母亲那时20多岁，我父亲比母亲小两岁，家里还有一个小我两岁的妹妹。我的父母像待在科威特的其他埃及家庭一样，远离故土，选择来到富饶的波斯湾谋求工作机会。他们期望能在这里积蓄财富，将来有一天可以衣锦还乡过上舒适富足的生活。我的母亲之所以喜欢她的工作，是因为她工作的时间和我学校的作息时间一致。上班和照看我的同时，她还能为我们一家人未来的生活开销积蓄资本。
在科威特的生活平淡无奇，除了周五休息外的其他时间我都要去学校上课。那时我母亲这边的亲戚也住在科威特，所以亲戚们可以在周四晚上家庭聚会，就像是西方人周五晚上的家庭聚会一样。聚会期间，大人们玩纸牌，孩子们则在四周玩耍，下棋或者看电视。我对于这种家庭聚会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因为我既不喜欢这些小伙伴们，也不喜欢他们看的电视剧。我更喜欢待在家里，把客厅里舒适的椅子推到电视机前，津津有味地观看电视连续剧。比如《霹雳游侠》、《天龙特攻队》和《狼》。那时我家还住有一个埃及家佣，请家佣在科威特很常见。这个家佣是个20岁出头的姑娘，拥有一双棕色的眼眸，年轻漂亮，她经常帮助我母亲做家务。等她闲下来，就陪我玩耍，我们也因此成为好朋友。在我大概六、七岁时，有一天她走过来亲吻了正坐在沙发上玩耍的我，于是我俩在沙发上亲昵。后来我才意识到，这可以说的上是虐童。我不否认，当时我感觉自己像是个电影明星，并没有因此感到羞愧难当。我已经记不清我们究竟有过几次这样的亲昵，或许这个姑娘只是想知道亲吻别人是什么感觉。不过我没有和父母说过这件事儿，因为不想她因此遇到麻烦。现在想来，无论当时发生了什么，或许都影响到了我日后与女性的相处，但我猜只有心理医生才知道确切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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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修完了中学一半的课程，我才离开科威特。那时我就读的小学，是一家为埃及侨民设立的小型学校，后来我就读于一家规模稍大的公立中学。在学校的那段岁月，我时常想念家乡开罗的朋友们。因为在这儿，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个外国人。在我的心里，科威特只是暂时落脚的地方，我甚至从来都没有喜欢过它。这里的天气过于炎热，因此也不适合室外活动。中学这几年，我没有交到什么关系很好的朋友，对学习也没什么兴趣，整天盼望着放暑假。因为每年我们都会回埃及，住在我父母位于开罗的郊外赫利奥波利斯的公寓，度过大概两个月的暑假。我最开心的日子大部分是在这里度过的。暑假开始不久，我就和街坊邻居的孩子打得火热。但我们是好孩子，不抽烟也不染毒品。我们在街上踢足球，玩儿到太阳落山才兴尽而归，坐在街道旁的栅栏上聊天。然而回到学校，我又变回了那个总是第一个进教室但却羸弱瘦小的四眼田鸡。尽管打心底讨厌学校，但我对学习有天分，成绩也还可以，而且总觉得自己比其他同学聪明。我过去经常弹钢琴，还参与学校的乐队，但我父母从没给我花钱报过钢琴课程。我有朋友报班学习电脑编程，我也想学，但被父母以经济因素为由拒绝了。因此我买了本相关的书，开始疯狂自学。还记得我的第一个编程作品是一个由多选题组成的可以打分的猜谜游戏。这个游戏还可以播放音乐，如果你答对了，音乐欢快动听；反之则黯然神伤。这些早年的经历，为我以后在电脑编程领域的职业发展之路打下了基础，然而当时的我却毫无觉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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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母亲终于决定搬家回到开罗，这让我和妹妹感到非常高兴。我当时12岁（1975）出生，一想到能和家乡的朋友们再次团聚，我就兴奋不已。然而父亲要留在科威特再工作几年。我的祖父已经过世了，他在开罗只留下了一家家具公司。按照祖父生前的意愿，他将生意分给自己的六个孩子（三男三女）。按照我父母计划，由父亲赚取足够的钱，然后将家具公司从他的兄弟姐妹手中买回来，再与我们一家在开罗团聚。在此期间父亲将暂时和我母亲的姐姐一家人住在一起，同时寄钱给我们补贴家用。我在读高一期间开始意识到父母的感情产生了问题，我记得听到母亲在电话里向她科威特的姐姐发火，因为她向母亲抱怨我父亲曾试图骚扰她。而我母亲那天真且对别人毫不起疑的性格，使她相信我父亲，继而选择站在父亲这一边，完全无视她姐姐的怨言。结果她们姊妹关系恶化，我母亲也几乎与她的家人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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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我父亲回到埃及，接收了位于开罗周边小镇萨耶达泽纳布的整个家具公司。这个地区的清真寺最为出名，每年都会吸引数以万计的游客。由此带来的生意遍地开花，比如茶饮，甜点，麻辣小吃，以及各式各样的特色餐馆。伴随着这些生意的出现，性犯罪和皮肉生意也凑起了热闹。这个地区也逐渐成为污秽不堪和道德沦丧的代名词，我猜我父亲也染上了这些习气，他在家说阿拉伯语时也满是污言秽语。后来愈演愈烈，他经常以朋友关系为借口邀请声名狼藉的女人到我家饮酒作乐。然而让我不解的是，母亲仍然坚信这种寻欢作乐是有益无害的。并且从来不反对和制约父亲任何放荡不羁的行为，后来即使没邀请这些所谓的“朋友”到家里，父亲依然酗酒成瘾。他有时也会坐在沙发上，喝酒看电视，而我母亲却在一旁可怜地期待丈夫对自己稍加关心。每当我父亲的这些女友握着酒瓶从我和小伙伴们身边走进公寓楼时，我都感到无比的恶心。我们社区的邻居们相对保守，大家都对酗酒行为十分唾弃，这让我觉得更加难堪。
无论去哪，父亲都不会把我带在身边，也从来不会给我任何教导。我越来越觉得，他从来没有把我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我信仰虔诚，却从来没有见他做过礼拜。每逢发酒疯，他都会毫无缘由的打我，或者找借口说我顶撞他继而修理我。我记得有几次他拿皮带抽我，仅仅是为了让我记得他才是老大。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了父子关系的纽带，在我的心里，他已经不是我的亲生父亲。同时我也把部分责任怪罪在我母亲身上，因为正是她的妥协，惯坏了自己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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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第一次搬家回到开罗时，当时最好的中学泰伯里拒绝了我的入学申请。我不知道原因，也许是我的父母没有能力拿高昂的“赞助费”疏通关系，我不得不转而就读卡拉法中学，据说该学校的校长刚愎自用，倒是个理想主义者。他们承诺说只要我成绩优异，第二年就可以转入泰伯里中学就读。校长采用了一个成绩排名方法，让学生佩戴徽章以证明自己的成绩排名，并且每月更新。我每个月都排名第一。一年之后，校长升迁进入泰伯里中学时履行了承诺，也将我带了过去。
我在新的学校遇到了一个同学，他是我五年中学生涯中学习上的劲敌。这位同学简直是一台有着无限动力的学习机器，即使题目充满陷阱，他也从来不会在考试当中失误。他和他的小伙伴们全部都是基督徒，正像埃及为数不多信仰耶稣基督的学生一样，他们有着团结互助的鲜明特点。当我第一次我发现有同学在学习上超越我，而我只能屈居第二时，我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因为母亲早已给我灌输了一种思想，那就是当不了第一名就意味着失败，这让我痛苦至极。我记得自己曾和母亲一起被请到校长办公室，被狠狠地冷嘲热讽了一番。因为向来在成绩上没有对手的我，居然就这么轻易地被同学拉下了神坛，这简直是一个天大的讽刺！在校长办公室的遭遇让我在接下来的几个夜晚辗转反侧，噩梦不断。接下来的两年，我的这位劲敌仍然在成绩上把我远远地甩在身后。直到最后一年，考试成绩不再是由学校而是开罗省来评估，我才感觉到自己的噩梦结束了。公布成绩时，我排名全校第一，开罗第三。我们这些成绩出众的学生获得了前往红海度假胜地赫尔格达度假游玩的机会。这对我来说是一次终生难忘的体验。十五岁的我第一次在沙滩上看到性感火辣的裸体德国女郎，真让人瞠目结舌！伴随着度假途中的这些奇异夸张的场景，我的中学生涯也结束了。后来我进入高中，在那里，我和自己的那位劲敌将继续在成绩排名上抢夺第一。
直到高中的第二年，我认识了大卫，他是英国人，在开罗的美国学校教书。他的妻子是埃及人，也是我母亲的朋友。有次他们来我家做客，我才得以和大卫相识。我初中和高中的教学用语是阿拉伯语。因为经济原因，父母无法将我送进用英语教学的院校，因此提高英语水平就只能靠我自己了。那时，我非常痴迷于美国的流行文化，并且幻想有一天能够走出埃及，移民美国。父母没能开发出我的潜能，比如弹钢琴和编程。我不得不自我开发兴趣和潜能，比如掌握英语语言技能。而认识大卫刚好迎合了我在英语学习这方面的需要。大卫也非常乐于花时间帮助我学习英语。于是，我把自己的零花钱节省下来，再加上母亲的一些资助，报名参加了开罗当地的不列颠英语培训机构，并抓住机会和大卫练习英语培训课程中的习题。同时我也热衷于观看好莱坞电影，以及聆听英语对话，并把自己听到的英语表述做成笔记，再找大卫帮助纠正和修改我的发音和拼写错误。这些观看电影时记下来的笔记，如今仍然被精心地保存在开罗我母亲那里。这些努力使我能够顺利完成该机构提供的所有水平的英语课程。因此，我的口语进步飞快。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的英语说得甚至比那些就读于私立英语学校的小伙伴们还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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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我迎来了高中生涯的最后一次考试，它不是由开罗省而是国家举办并且评估的。那一年我17岁，感觉时光飞逝，日子快得就像是坐过山车。有个叫姬晗的女人带着孩子搬到我们的公寓居住，她的丈夫是埃及人，当时正在科威特工作。她身材高挑，充满魅力，有着丰厚的嘴唇，饱满的胸脯。我的父母很快和她交上了朋友，她也成了社区里的焦点人物。当时的我对于她将在以后给我家庭带来的巨大变故毫无觉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