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2月，我从开罗起飞，在经历了漫长的空中旅程之后，终于抵达了洛杉矶。我要转四次机才能完成这趟旅行，因为母亲只付得起保加利亚航空公司最便宜的机票。飞机先降落在雅典，我登上了去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另一班飞机。这是我第一次乘坐大型喷气式飞机，我仍记得自己当时真的被这个庞然大物吓到了。飞机天花板上垂吊着小型显示屏，还有其他种种娱乐设施。服务乘员全是些长发飘逸，五官精致，举止优雅的美女。当我降落在索菲亚时，四名穿着类似于特种部队那种黑色制服的男子走近我，他们还带着那种只露出眼睛的黑色面具。我是他们唯一接近的乘客，这让我觉得奇怪而又对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充满好奇。他们搜查了我的全身以及行李看看是否有违禁物品，然后把我带上一辆通往我下个航班的班车。车子接近飞机时，我发现连接到飞机的两架梯子已经搬走了一台，只剩下一台留在那里。看起来除了我自己以外，其他的乘客都已经就位。我很迷惑，完全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食指交叉祈祷着好运，悄悄登上了飞机。所有的乘客都看着我，因为上一班机的延误，我也拖延了这班飞机的起飞时间。几小时后，我们降落在纽约的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我和其他乘客在移民官工作的柜台前排起了长队。我等了几分钟，就来到一个开放的柜台前，这位官员是一名坐姿僵硬，语调平缓的非裔美国妇女，她稳重温和地向我提出问题，以了解我旅行的目的，逗留的时间，以及在此期间我的旅行计划。我以18岁少年拥有的那种天真而热情的语气回答了她，说我计划去参观加州所有的标志性建筑。她检查了有效期为六个月的旅游签证，然后盖章放行。接着我去拿我的行李，我的机票廉价到不包括自动传送行李到我最终目的地的服务。随后我从另一个登机口登上一架通往密苏里州圣路易市的国内航班。从圣路易市又登上了我行程中最后一趟飞往洛杉矶国际机场（LAX）的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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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罗到芝加哥的行程超过了24小时，这使我筋疲力尽。我既孤独又疲惫，而且身处在一个全然陌生的国家让我十分紧张。我从洛杉矶国际机场航空站走出时，急切地在接机的那一小群人中寻找熟悉的面孔。我的远方堂兄莫伊已经和他的埃及朋友罗根一起来机场接我了。我在人群里看到了莫伊，见到他我别提有多高兴了。这时已经深夜了，罗根开车载我们到莫伊家里，他家住在洛杉矶东面30英里圣伯纳迪诺县的蒙特克莱。
那是我第一次在洛杉矶的高速公路上坐车。我当时是人们通常说的那种“菜鸟新人”，作为新人，我不可避免地被高耸入天际的大楼迷住了。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发现我们的车道通行顺畅，没有塞车，而其他车道拥堵的几乎动不了。当我向莫伊和罗根问说起自己的疑问时，他们傻笑着告诉我让我难以相信的“事实”：我们正行驶在专为埃及人开设的车道上。后来我才知道我们那时行驶的车道就是所谓的拼车专用车道。拼车专用道是专为多位乘客共乘的车辆而设置的，意在鼓励人们拼车出行，以缓解交通拥堵。在高速公路上开了几分钟车，天际线越来越平整，高楼大厦被沥青铺就的道路隔离分散开来，路边是一排排的路灯，继而又呈现出一片郊外的风光。开了一小时之后，我们到了莫伊家。他家在蒙华大道上的蒙特克莱商场对面的公寓里。罗根转弯把车开进停车场，莫伊则欢迎我们来到他所谓的“贫民区”。我问他什么是贫民区，他告诉我就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那时我不知道这个词含有种族歧视的意味，就简单地把它作为一个新词加入我的记忆中。“贫民区”是我新学会的美国日常词汇。
莫伊和他的加拿大籍母亲，三个姐姐还有一个小弟弟住在一起。我住莫伊房间，这里小得可怜，两个床垫分置房间两边，中间只留下了四英尺的空间。地上有个黑色的卡式录音机，从边上的豁口和满身的指纹能看出它很常用。莫伊是怪人乐队的忠实粉丝。墙上贴满了乐队的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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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伊18岁了，他只比我大几个月，刚从高中毕业，现在在一家加油站工作。下班后他不是听怪人乐队的歌，就是和女孩们打电话。莫伊几乎每晚都出去玩。我在开罗时，我的朋友们都不热衷于彻夜狂欢，这让我很不能理解他的生活习惯。换句话说，洛杉矶年轻人的生活和我所习惯的开罗式生活相去甚远。我不得不尽快让自己适应新环境，但我更想待在家里，去思念家里的那些亲人和朋友。
对资金短缺的恐惧像乌云般时刻笼罩在我心上。我带了点钱，思考怎么能在把它用完前做到自给自足。白天我在附近闲逛，但总是很注意别走太远以免迷路。我壮着胆子进了几次街对面的商场去一探究竟。对于未来我非常迷茫，我希望自己能交几个可以带我到处逛逛的埃及朋友。尽管我总是拒绝加入莫伊的夜间活动，但他总是坚持要邀请我一起出来。几星期后他的坚持得到了回报，我开始和他还有他朋友们一起出去玩。
莫伊的朋友是加西亚三兄弟——卡洛斯、里卡多还有米格尔。卡洛斯和莫伊一起在蒙特克莱高中上学，之后几年莫伊和他的兄弟们也交了朋友。里卡多是三兄弟中最小的，那时他还在读高中。米格尔是老大，他已经在建筑公司上班了。他们这个小团体——包括莫伊——把他们自己看作是反叛者——90年代中期青少年中流行的多元文化大家族中的一分子。一个典型的反叛者穿白T恤、皮夹克、牛仔裤和皮靴，打过发油的头发梳向脑后。腰上挂一根松松垮垮的铁链连着另一边口袋，看起来就像是悬在吊桥上的钢丝绳。
加西亚三兄弟住在安大略市的近郊，那里大部分居民都是拉美裔。莫伊、三兄弟和我在足球场旁边一条狭窄的小巷里闲逛。男孩们聚在一起喝啤酒，有时候也有女孩一起。他们怂恿我去和女孩聊天，但我从不为所动。我就静静地站在边上看着他们，试图理解我所观察到的一切。在某次这样的饮酒会上，我和莫伊、罗根坐在罗根的车里，车子停在巷子里。我坐在副驾上，罗根和一个女孩并排坐在后座上，罗根正用那种性暗示的方式和她调情。但是那女孩似乎对我更感兴趣，他们一知道这事儿，就想让我接近她。对我来说，我的宗教背景让我对和一个彻底的陌生人亲密接触这种事情特别反感。我对她说我没兴趣，这让大家都很郁闷。那天夜里晚些时候我和莫伊下车时，我转头看见罗根和女孩正忙着亲热！我很迷惑，试着告诉自己我周围都是些年轻浪荡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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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我飞抵洛杉矶已经过去了几周时间，为了能够在这里自给自足养活自己，我有两个需要高度重视且立即完成的任务。首先我要拿到驾照；其次我要去银行开个户头。当我拿护照去银行时，被告知首先我要有社会安全号码。随后我去了社会安全局，由于我的护照上的签证只是旅游签证，我还得证明自己需要一个社安号。社安局的工作人员接受了我的理由，简单地说，我需要自己开车，在美国逗留的六个月期间我也需要有个户头用来存放自己的钱。然而，我被告知在申请社安号之前我需要先通过驾照考试的笔试部分。我为此准备了一整天，然后又去了趟车管所，终于能够参加并通过笔试，并把报告单交给社会安全局。值得庆幸的是，那时对于外国人获得社安号的限制并不像现在这么严格于是我收到了一张社安卡，上面写着我的社安号还有注明“不适用于就业”的粗体字。拿到社安号，我就能在银行开户头和拿驾照了。
这两件任务的完成为我能够完成自给自足的计划奠定了基础。首先我要找一份工作，获取收入，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早晚我要搬出莫伊家。莫伊把我介绍给了一个叫沙里夫的埃及人，他在蒙特克莱的一家麦当劳快餐店工作。沙里夫建议我在他上班的地方申请工作。此时社安卡上的字突然跳入我脑海：法律不允许我在美国工作。当我把这担心告诉他的时候，他眼都没眨一下，就像他早就知道了一样。原来他的经理做生意时一直在雇佣非法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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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莫伊还有他朋友聊了一段时间后，我学会了不少日常用语，尽管刚开始它们听起来都有点奇怪，我学会了“还好”意味着“漂亮”，“小妞”就是说“女孩”。如果有人说某事“坏”，一般是说它“特别棒”。这种对日常词汇的新理解让我怀疑自己的英文口语，我开始觉得自己之前在学校里的刻苦学习都是在浪费时间。然而好笑并且大大出乎我意料的是，麦当劳的员工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比起其他员工来，我的英语比别人好，于是我就被安排在前台收银。这真的让我很紧张。这里有一条由辛勤的工人们操作并由钢板组装而成的大型微波炉，以及炸锅和烤箱组合而成的快捷生产流水线。现在所有的生产环节和人员工作都需要我这个收银员保证工作流程通畅无阻。让我倍感压力的是我还要尽快熟悉菜单上的食物以及它们的名字。拿烧烤酱来说吧，它的发音太难了，给我添了不少麻烦。搞错了几次后，我已经学会了专心地听顾客点餐，然后把我不太明白的食物名称的发音重复给我厨房的同事听，他们会告诉我那食物究竟是什么。很快我就精通了热卖的食物——鸡块搭配牧场风味调料或者搭配烧烤酱。我还明白了点餐时必须点上了薯条和可乐才能算点餐结束，这一点是任何快餐体验都不可或缺的。我机械地处理着派给我的任务，这份工作的薪水是最低额的工资，有了它我每个月能存100美元，在那时相当于365埃及镑。我会把这笔钱寄回家给我母亲，她会用它支付我妹妹的家教费用，妹妹那时还在上高中。我逐渐熟悉了这份工作的流程和同事们的面孔，甚至我还会去员工休息室看电视，曾经有个经理在那里放映印度电影。
我以为能事事顺遂，但现实生活却不如人意。我被调去上夜班。晚上只有我和经理在，别人都没来，这就造成了严重的人手短缺。夜班的工作包括操作收银台，运行流水线（做汉堡和薯条），还要擦洗所有的容器。这么大的工作量让我不堪重负。这样的工作持续了几天，同事们不来上班的时候，我一个人要承担三个人的工作量。
有一次值班经理休息的时候，我终于崩溃了。那天晚上只有我们俩在工作，我受不了在过度劳累的工作当中还要忍受顾客们不断责难我备餐时间太长的处境，索性就把工作辞了。我的朋友沙里夫开车来接我，半小时后我们开车经过餐馆时，我还能看到汽车餐厅里长长的车队，顾客们愤怒地等着他们的点餐食物。餐馆陷入了停滞，我只能对经理所处的困境抱歉地笑笑。能摆脱艰苦的工作环境，我真的很开心，但又为自己断掉了收入来源而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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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周后，莫伊介绍我去加州安大略市的德士古加油站工作，他在那里做兼职。加油站老板是个矮小的埃及男子，他自称迈克。我听说迈克有所谓的矮子综合征——他需要不断地证明自己才是加油站的老板。他喜欢穿黑色的时装鞋，用鞋子跟部的高度来掩盖自己的矮小，我从未见过那么高的鞋跟。迈克派我在加油站内的柜台里收银。店里面积不到四平方米，收银台后的架子上整齐地放着一包包香烟。加油站里的顾客形形色色，人流不断。莫伊时不时会和我一起上班。他会和每个走进店里的女顾客调情，还经常能要到她们的电话号码。他鼓励我跟女孩们说话，通过长时间的实践，我已经能克服自己羞怯的性格，开始尝试和女性聊天。
不久之后，我第一次喝了酒——在加油站后面。莫伊买了一瓶标着“夜车”的酒，决心要灌醉我。我坐在人行道上，跃跃欲试地接受了他请客畅饮的提议。我大口饮酒，自豪地声称酒精对我毫无影响。很快我就喝完了整瓶酒。我站起来，打算把酒瓶扔到附近的垃圾桶里，突然觉得一阵头晕恶心——就像是夜车直接撞上了我的脑袋。紧接着一阵糟糕的预感袭来，我开始呕吐，难受得要死。就像每个第一次喝醉的人一样，我发誓以后永远都不再喝得那么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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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和店里的常客们交上了朋友。有个常客是一位充满魅力的黑发白人女孩，看起来20出头。她叫克里斯蒂娜，总是喜欢跟我调情，表现得对我非常感兴趣。有一天她给了我寻呼机的号码，第二天她没收到我的信息，就来店里找我。而我只是在遵循莫伊的建议，拿到号码后至少过两天再联系。看起来这建议还是挺有用的。既然她这么坚持，那天晚些时候我就跟她出去了——我们开始了第一次约会。那也是我第一次尝试法式深吻一个女孩。我们开始频繁地见面，我也知道了克里斯蒂娜有两个男孩，小的才两岁。她来见我时会让保姆照看他们，我们经常和莫伊还有加西亚三兄弟一起出去玩。有一次我和克里斯蒂娜在莫伊的一辆旧货车后座独处，我们一直在喝酒，还互相闹着玩，打闹着我们就开始亲热，第二天早晨起来，我已经不是处男了。但与克里斯蒂娜亲热狂喜后伴随而来的是巨大的内疚感。作为一个在保守环境中长大的刚满18岁的穆斯林男孩，我的内心非常的矛盾，我来到加州还不到一年，已经开始酗酒和寻欢作乐了。喝酒与婚前性行为是我的宗教严行禁止的。我祈祷着真主的宽恕，在忏悔中哭着度过了一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