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开罗时我母亲给我带了五百美元。过了一段时间，我用这笔钱剩下的那部分加上我从工资里攒出来的钱买了我的第一辆车子。那是一辆二手的1978年产的丰田赛利卡。虽然车况并不尽如人意，但它有一个好引擎，还能载着我到处跑。车尾行李箱关不上，得用金属线拴上，雨刷器也坏掉了，每次下雨的时候我要自己拿块布擦玻璃。
克里斯蒂娜和我约会了近三个月，这是我第一次和别人保持这种正式的恋爱关系。她和她孩子们住在河滨县的一幢漂亮的双层公寓里。有时我们在她家约会，有时她开车来蒙特克莱找我。她开始逐渐地降低我们打电话和见面的频率，我对她的感情却日益加深，不能和她在一起消磨时间让我很是郁闷。她那无穷无尽的借口——总是要和她的孩子在一起——让我开始产生了怀疑。有天晚上，我悄悄开车到她家。克里斯蒂娜开了门，看到我时脸色苍白惊恐。我很确定她不愿意见我，她应该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我问她愿不愿意跟我出去走走，她说她在等她孩子的父亲，她的前男友来和她一起吃晚饭。她的回应让我感到失望和愤怒——我知道问题终于浮出水面了。她看起来非常在意她的个人隐私，而且对于我的出现非常生气。我问她是不是和她前男友住在一起，她说是的，然后又开始为没早点告诉我而道歉。我那时刚刚开始信任她，而她却把信任的纽带斩断了。我压根没听她那些忏悔的言语，只是走回自己的车子，开车离去，心里已经把她当作骗子看待了。
我回家的时候，眼前的路都是一片模糊。自己被愚弄了这么久，这让我无比的愤怒。这是我第一次分手，心里的感觉复杂难表。我之前是那么爱她，她是我的第一个女朋友，是与我第一次发生关系的人，我真的被她吸引了。我感觉受到了欺骗，心中充满怒火。我开始怀疑她和我相处的时间里一切躲着我的那些种种的表现。她一直和她前男友住在一起，我之前完全不知道！我开始怀疑他是不是真的是“前”男友——我也许就是个备胎。回家路上克里斯蒂娜一直在传呼机上呼叫我。从那之后我从未回应过她的传呼，也没接过她的电话。
接下来几天，我谁都不见，一个人待着。我去加油站上班，然后直接回家，闷在莫伊的房间里。我唯一一次出门是去拐角的麦当劳买食物。49美分的芝士汉堡开始成为我的日常餐。它既廉价又充饥饿，而且我也还能买得起。克里斯蒂娜也去过几次加油站，向我道歉，约我再跟她出去。而我不想再和她有任何瓜葛。我把她当作一般顾客一样对待，我会请她支付汽油钱然后离开。几周后她不再来了，有关于她的记忆也逐渐褪色。但我的感情仍然被她伤害了，我从这件事中学到了不少。不知怎么的我慢慢学会了一种态度——莫伊和我讲过的——自己劈腿总比被别人劈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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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克里斯蒂娜抛于脑后，又再次找到了生活的重心，从自我封闭中走出来，又开始和沙里夫还有莫伊出去玩。我还开始考虑上大学。毕竟这是我来美国的主要目的——拿到大学文凭，找一份专业工作，过上体面的生活。沙里夫告诉我任何年满18岁的人都可以去社区大学直接报名，不用出示高中文凭或者学位证。但是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在不出示一份高中文凭的情况下就可以去上大学，于是我报名参加了山坡高中的夜校。我被告知只要修了美国历史和美国政府两门课就可以获得高中学位。那时我已经在美国待了11个月，我的签证早已过期。
去上夜校意味着我同时也能保住加油站的工作。上课时我更喜欢学习美国是如何规划建设城市基础设施的。最棒的一点是这些课程都是免费的，虽然我已经知道了夜校主要是为高中辍学的学生开办的，但我还是坚持上课。我还参加了英语和数学水平测试，我的测试水平使我获得了在库卡蒙格农场的查菲学院继续求学的资格。那是一所社区大学，学生在转入四年制大学继续深造之前要先在此完成大一和大二的课程。这里学费最少，看起来我也能负担得起，于是我决定报名参加。
那几年，由于学费是社区大学收入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对于学生是否有永久居民身份证明的要求非常宽松。我只要证明自己在加州至少住满一年就行。为了达到这些要求，我立刻将自己的银行账户和驾照提供给了查菲学院，然后我就被录取了。我在分班测试的排名让我可以直接报名学习英语和数学的大学水平课程，无须参加预科课程的学习。
从高中起我就很喜欢化学，因此我选择了学习化学工程专业。但在实验室上的最初的几节实验课让我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选择。在埃及时由于缺乏相关实验设备进行实际实验操作，因此那里的化学课只是停留在纯理论阶段。这让我对利用设备进而做实际操作的实验课程非常的不适应。而那些读起来非常有趣的化学实验真正动手操作起来让我感到异常的枯燥和乏味。稍有不慎，我也许就毁了整个实验，这让我非常的沮丧。短短的几个月内我就把专业换成电气工程，这才是我擅长的领域。
我刚到查菲学院就认识了里兹万和伊姆兰·马拉，他们是异卵（非孪生）双胞胎，他们的父母是巴基斯坦人，后来移居美国。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经常在大学广场里一起吃饭，广场中间有很多座位，边上是一家自助餐厅和书店，整个广场位于校园的中心。我每天不是在学习就是忙于打工。如果有课下作业和布置下来的材料阅读作业，我会在学校图书馆里完成它们。
这个时候莫伊辞了工作，也从加州理工退学，他原本在那里学习工程专业。他选择加入空军，离开了蒙特克莱。对我来讲这一切发生得太过突然，我根本不知道他已经准备好离开家了。我又在他家里住了几周，但是莫伊的母亲很快就开始旁敲侧击地说我得搬出他们家了。之前她允许我在那住了那么久，已经帮了我很大的忙，我知道自己是时候要搬走了。不过这还是让我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我挣的钱寄回埃及后剩下的只能勉强够自己度日，但自尊心还是占了上风，我跟她说我已经找好别的地方住了。我从没想过要停止给家里汇钱，供养母亲和妹妹，虽然我明白一旦母亲知道我现在过得有多艰难，她一定会阻止我再往家里汇钱的。我卷起铺盖，放进后备厢，开车离开莫伊家。
接下来几周时间我都住在车里。我按照学校课程表的安排改变了自己在加油站的排班时间。晚上我把车停在超市或者快餐店等的全天候开放停车场里，用报纸遮住车窗，睡在车里。早晨我去体育馆里洗个澡再去上课。无家可归的前几天，我明白了自己没人能依靠。以前的那种家庭的气氛已经不复存在。我记得我很好奇要是有人试图抢劫我——甚至杀掉我该怎么办。这个念头让我脊背发凉，特别是在晚上，我会特别恐惧和焦虑。白天在校园里和我为数不多的朋友在一起，沐浴在阳光下，我才能感到片刻的轻松。
过了不久，里兹万和伊姆兰发现我住在车里，他们向父母征得了同意，慷慨地邀请我和他们一起住。我是穆斯林，还是他们的朋友，这足以让他们做出仁慈的决定并给我提供帮助。我非常感激他们，搬进了他们在高地的家，住在两兄弟的房间里。他们和他们母亲，父亲还有大哥伊克巴尔住在一起。伊克巴尔在南加州大学上学，他的专业是会计。他们还有个姐姐回巴基斯坦了。他们的母亲是一个温和亲切的家庭主妇。她所有的时间都奉献给了家庭。每天晚上大家在一起吃晚餐，她会烹制传统的巴基斯坦伯亚尼饭，那时整个房子都会充满饭菜香喷喷的味道。他们的爸爸是一位意志坚强，少言寡语，工作努力勤奋的人。他没有大学文凭，他的工作由临时机构委派，从清晨忙到夜晚。临时机构就是与兼职工人签约，按照每天客户的需求派兼职工人去工作。客户很乐意向机构支付他们的服务费，还不用承担他们的医疗保险和福利补贴。机构乐于拥有稳定的客户流，客户也乐于支付低廉的费用。但是工人就处在劣势，他们的薪水微薄，没有任何福利、保险或是就业保障。
伊克巴尔的父亲每天早晨去上班时都不知道今天会是什么工作，但是无论什么工作他都会做，他只关注用挣到的钱供养家人，使家人能够团聚在一起，不至分离。兄弟们则做兼职工作为家里贡献一份收入，父亲的坚定，使一家人能够团结在一起。虽然辛苦，大家都愿意努力付出。他们过得开心又知足。在闲暇时间里，我和里兹万还有伊姆兰一起听音乐，或者在他们公寓楼前的街道上聊天。他们还试着教我他们很热衷的板球运动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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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辞掉了在安大略市德士古加油站的工作，在蒙特克莱的美孚加油站找到了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每月1000美元。从伊朗和亚美尼亚来的阿拉什和阿尔缅是这家加油站的老板。薪水的上涨让我能为伊姆兰和里兹万家庭的开支做点贡献，剩下的只够我汇回开罗，以及支付自己平时的伙食，汽车燃油以及学费。我一周工作60个小时，所有工作时间都是在周末连着三个晚上的夜班，每周四、周五、周六的下午4：00到周日早晨8：00，还有周日晚上8：00到周一早晨8：00。午夜前店里人很多，午夜之后就会少点，这也是我接这份工作的主要原因，我能有时间完成学校剩下的作业。
这份工作也有些额外福利，其中包括我能遇到女孩还能跟他们交换电话号码。就像我来到洛杉矶后的大部分事情一样，和女性沟通并接近她们也是一项我自己必须学会和掌握的技能。我最后终于能做到和她们毫无障碍的沟通，如果有空还可以出门约会。但我的首要任务是学习和工作。这让我和女孩们的关系变得疏离而冷漠，约会仅仅成为我缓解我每日压力的方式。我心里总隐隐觉得万一我在工作上出一点点差错，我就会失去经济来源，毕竟我现在是月光族。同时我也一直觉得自己在洛杉矶没能做到入乡随俗——虽然我很想，但我甚至没能和当地人交上朋友。我在诸如清真寺或是双胞胎兄弟公寓所在的街道这样的社交场合和人相处时总有格格不入的感觉。这里的人们大都没受过教育，靠做粗活维持生计，对生活没什么大追求。这让我很不能理解，我不顾一切地想读完大学，成为一名工程设计方面的专业人士。对知识的渴求让我在这片我无法融入的地方得不到任何人的指导，我也不想向他们求教。我只信任莫伊和马拉双胞胎。莫伊身边总是有一堆狐朋狗友，他也追求及时行乐，我不觉得他能给我提什么好建议。而马拉双胞胎则只是满足于完成查菲学院的学业，不想再继续研究学术。这就导致了我虽然知道我想做什么，却不知道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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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伊已经在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的拉克兰空军基地完成了为期两个月的军事训练。现在正驻扎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的奥夫特空军基地。他在训练中的出色表现让他在奥马哈的基地里找了份文案工作，在那里他负责筛选和推荐外包服务供应商——诸如电工，水管工或者任何基地需要为其工作的人员——然后跟他们签一份为军队工作的特别的合同。他是加拿大公民及美国永久居民（绿卡持有者），在奥夫特驻服兵役一段时间之后可转换身份，成为美国公民。（非美国公民依法在美国居住时在一定条件下可获得公民身份，其中包括服兵役。）
我常常和他通电话。离开家人朋友让他很难过，他非常想家。空军当时承诺支付他上学的费用，而且在入伍期间他可以继续上课。当他发现自己在奥马哈每天早8：00到下午5：00都要工作，只能参加夜校时，他很失望。他感觉当地大学夜校里有限的课程选择让他获得工程学位的道路变得遥远漫长，于是他放弃了这个念头，开始酗酒和彻夜狂欢。接下来几个月里，他回了几趟蒙特克莱，我也去奥马哈看了他几次。
比起洛杉矶，奥马哈看起来更质朴怀旧。道路两侧都是农田，房子小而分散，有时人们还在路上开拖拉机。这里没有都市喧闹的环境，和莫伊理想的生活相去甚远，这也让他十分沮丧。他开始对生活了无追求，往日的抱负也随风逝去，像一个毫无牵挂的人一样游戏人间。他每一次来洛杉矶，我们都会在一起重温那些旧时光，在我们熟悉的小巷里开派对。莫伊的造访从来都少不了参加安大略市绅士俱乐部举办的告别派对。告别晚会和莫伊的离去总让我为他未来的生活是否幸福而担忧，我真希望他的生活能有所改善。
那段日子里我认识了一个叫莫妮卡的拉美裔女孩，她18岁，正在一家天主教高中读书。她曾和她的朋友们走进加油站的商店，那鲜明的五官和漂亮的容颜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她那随和率真的态度、美丽的眼睛、飘逸的长发都让我迷恋。我立刻向她要了电话号码——感谢莫伊之前的教导——之后我和她联系上了。我们开始约会，紧接着就是闪电式的恋爱。我们沉迷在与对方几小时的电话交流中，把自己的事情讲给对方。约会了几次后，我也见到了她的一些朋友和家人。莫妮卡很喜欢跳舞和派对，我不得不尽快学会如何在社交场合里引领她陪着她。1997年4月，莫妮卡问我要不要当她毕业舞会的舞伴。我在埃及上的高中，只知道毕业舞会意味着高中结束，但我完全不懂这对一个女孩的人生意味着什么。我向我的朋友们还有莫伊寻求建议时，才搞清楚了这可是一件大事。因此我倾囊而出以确保这是一场完美的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