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我那少得可怜的积蓄拿出来，租了一套燕尾服，和一间可以眺望海景的酒店房，以及一辆红色福特野马敞篷车。舞会当天晚上，我在去接莫妮卡的路上买了一朵胸花，站在她家门前深吸一口气，按响了门铃。莫妮卡的父亲打开门将我迎进去。我坐在客厅沙发上，莫妮卡走进客厅，她穿着一条漂亮的可以衬出她生动的五官和丰满胸脯的蓝裙，看起来完美无瑕。她眼中充满了对我的爱，我们都深深地被对方吸引，她让我神魂颠倒。无论那一刻之前我对她是不是认真的，从那一刻开始，我明白自己很高兴能和一个像莫妮卡一样的女孩子正式交往。而且，当然了，正如任何处在我位置上的孩子一样，我很自豪能有像她这样动人的女伴陪在身边。她父母看到我们这么登对也很开心。在我们坐在野马里疾驰向舞会之前，他们给我们拍了好多照片。舞会场地在海边城市的会议中心，我很激动，这是我第一次窥见了在美国长大的孩子是如何生活的。我之前从没参加过毕业舞会，也没租过燕尾服或是和一个像莫妮卡这样美丽的女孩一起过。
舞会场地装饰的富丽堂皇，通往中央舞池的通道旁是整齐摆放的桌子。舞会的灯光经过精心的调配，装饰墙壁的鲜花散发出的香气充满了整个大厅。莫妮卡和我在人群中穿过，她把我热情的介绍给她的朋友们。大家都能从我们的眼中看出我们深爱彼此。拍过舞会照片后，我们继续晚上的活动，用餐然后跳舞。那晚让我毕生难忘，接下来就是漫天星光伴随着酒店里的激情。那晚我和莫妮卡深陷情网，承诺对方我们将认真对待彼此的感情。
舞会过后几天，我在位于洛杉矶以东30英里一个叫作钻石吧的城市找到一间出租的房间，就搬出马拉家的公寓。他们一直在很努力地维持开支，尽管我也能分担他们的经济压力，但也只是杯水车薪。我仍是他们的累赘，我知道是时候搬出来了。现在我生活里还有莫妮卡，我也需要一些隐私。一个清真寺的朋友知道我在找住的地方，把我介绍给钻石吧的一位房东。租金是每月250美元，当时对于一幢宅子里的一个有装修的房间来说，这真是个合理的价格，也是我在美孚加油站工作的薪水可以承受的价格。我的室友是来自叙利亚的两个兄弟，房东是一位名叫伊丽莎白的老太太。她很善良，把我们都当作她自己的孩子看待，让我们在宅子里随意进出，后院一个漂亮的游泳池也给我们使用。莫妮卡经常开车来看我，有时也会留下过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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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着我这辆快散架的车在一个人们都不认识我的新街区有点麻烦。只有小毒贩和帮派成员才开我的这种破烂车。警察通常把我拦下后发现我既没有犯罪记录，也没有交通违规，只好放我走。他们一旦认识了我，知道我在哪儿工作后，就不再拦我了。尽管我和警察相处的情况已经改善，可在邻居眼中，我的车子和车况已经牢牢的和帮派成员联系在一起，所以邻居们都对我爱答不理。这种莫名其妙的压力让我感到无奈和压抑，于是我从自己那时唯一的一张信用卡里预支了3000块现金，从一个加油站的顾客手里买了一辆天蓝色的1967产的雪佛兰埃尔卡米诺。我还清楚地记得它的样子：配备空气减震器，还有手掌大小的换挡器，车头也很大。看起来像是轿车和皮卡车的混合体——在洛杉矶这种车很少见——在其他城镇，一般都是墨西哥黑帮或者喜欢经典车型的上了年龄的白人才开这种车。
我完全不懂利率，之前以最高利率（20％左右）预支的现金以后就会给我找麻烦了。我敢肯定这个冒失的决定把我良好的信用记录毁的一干二净。我第一次开浅蓝色埃尔卡米诺时不觉得自己像个国王或是什么高人一等的贵族。而是觉得自己已经像普通当地人一样，完全融入了当地的生活，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我的车可能看起来很扎眼，但它让我融入了一个新的国度。我想：这就是美国普通民众幸福的生活了吧。人们终于不再以戒备的眼光看待我，而是把我当作一个普通人对待。我的车在加油站，商店停车场和街坊邻居间引发了各种有趣的讨论。我深爱我的新车并为之自豪，压根没想过自己花了多大代价才得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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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东的一个女儿失去了自己的房屋，不得不和她的丈夫以及孩子一起搬回我们宅子里。于是他们请我尽快搬离这里另找房子。我不得不开始在本市的其他地方寻找住所，几乎所有的租房对我来说都太贵了。我只好在查菲学院所在的库卡蒙加牧场附近找房子。我找到了一位80多岁老犹太人三居室宅子中的一个房间。他正受着病痛的折磨，胸部必须一直连着呼吸机，身边还有一个俄罗斯护工照看他。他坚持要我交一个月的房租再交一个月的押金，共计800美元。我又从我的信用卡上预支了一笔现金——现在我身负4000美元的债务——搬进了这所装修过的三居室中的一间。房东叫作大卫，他住了一间，还有一间尚未出租。他每天都待在家里，很少外出。他的护工负责给他洗澡，做饭，打扫卫生，定期喂他吃药。他总是很喜欢和我聊天，如果莫妮卡在的话他也会跟她说几句。他很孤独，只要能跟别人说话就很高兴。那段时间我很忙，只把住处当作学校和工作的中转站。我会悄悄地避开他回到屋里。到了该月的第三周时，大卫会开始数着我租金到期的日子，每次他看见我的时候都会用他颤颤巍巍的声音告诉我该交房租了。虽然他特别在意自己是否能按时拿到房租，他仍是一个不会伤害他人的好人，我们还成了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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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永久居住在美国，你需要成为永久居民（绿卡持有者）或者成为公民。首先要成为永久居民，然后再申请公民身份。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之间的区别如下：
永久居民不能在选举中投票或担任陪审团，公民可以。
永久居民在国外逗留超过六个月即失去永久居留权，美国公民在国外居留自由。
永久公民在一定条件下将被驱逐出境（犯下某些罪行，危害国家安全等）。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通过了新的移民政策，为所有非法移民规定了一个最后期限，最后期限前要将身份更改为合法移民。一旦过了最后期限，以任何说辞申请成为合法居民都将被驳回。这种情况下，非法移民需要先离开美国，从国外申请更改身份，一旦批准才可再次入境。这意味着我需要迅速解决自己身份的问题，因为过去几年我一直是非法移民身份，这对我十分不利。
现在是1997年夏天，距离我第一次遇见莫妮卡已经一年多了，我们之间的感情已经开始变质。我们开始疏远彼此，她看起来对我们的关系也没以前那样热心了。每次我一提起来这件事，她就巧妙地转移话题，这让我怀疑她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但我们还是继续过下去，装作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一样。我跟莫妮卡提到我的移民身份的时候，出乎我的意料，她毫不犹豫地说她爱我，她会嫁给我。她说我是个好人，我值得留在美国。她知道如果我和美国公民结婚，就会成为永久居民（绿卡持有者）留在美国。等我们结婚满三年之后，就可以申请公民身份，如果我们已经分开了，我在这里待满五年也可以申请公民身份。
我给莫妮卡买了一枚500美元的戒指，这是那时我能承受的极限（当时我有信用卡债务，而利率高达20％，如同敲诈），我们定在1997年9月结婚。
尽管我们的关系中有着诸多问题，我仍爱着她，为即将到来的婚礼而感到高兴。我跟莫伊和母亲没说太多，就告诉他们我要结婚了。莫伊语气冷漠，又忙于自己的生活，只是简单地表示知道了这件事。但是我母亲从她在埃及的公寓给我打电话说她真的很高兴有人和我共享人生，而且我也能解决身份和移民的问题。我还告诉了大卫和他的护工我们要结婚了，他们同意在婚礼上成为见证人。但莫妮卡从未告诉她父母我们要结婚了，她知道他们不会同意自己18岁就结婚的。
我们的婚礼在库卡蒙加牧场市区的市政厅举行，尽量消减了各项开支。婚礼只是一个简单的仪式，我们宣誓，然后签署了婚姻登记表，回家，这就完成了婚礼。结婚并没能真正改变我们之间的关系。她仍然像之前一样疏远我，我也不想跟她争论，担心会阻碍自己的移民进程。几天后，莫妮卡承认她已经完全不爱我，我们分开了。但她坚持说我们不离婚，以免让我的移民申请受阻。这是她善意的举措，这样几个月后我收到一份工作许可，我的永久居住权（绿卡）申请还在受理中。我们几乎不联系对方，也不住在一起，只保持着一纸婚姻。我的生活很快又回到我遇见莫妮卡之前的状态——学习，工作，继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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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一位新房客搬进了大卫宅子的第三间卧室，我也还住在那里。新房客是一个二十五六岁的白人男性，身材很好。他经常和一位非常漂亮的白人女孩约会，那女孩也经常来我们宅子里，大卫只是在他搬进来的那天把他介绍给我，我们之后也没聊过什么，但他深陷情网，总用怀疑和不信任的眼光看我。他偏执地觉得我也迷恋他女友。我觉得这种怀疑应该归咎于他俩的争吵。很明显能看出他俩之间有问题。他们吵架声音越来越大，有一天他突然指责我和他女友有私情，还威胁要揍我。事实上我甚至都不知道他女友叫什么名字。我担心这个精神有问题的家伙找我麻烦。就跟大卫说起这件事时，他表示知道这个麻烦，但他不打算做什么。他显然不敢和他的房客对峙。第二天，我邀请伊姆兰、里兹万还有他们的一些朋友来我们这里玩，向那个房客表示如果他找我的麻烦，会有朋友帮我撑腰。但我知道我朋友们不能每天都来看我，最主要的是，这家伙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随时都能失控。我还是心神不宁。
住在那所宅子里的日子见证了我生活的转折。我曾与莫妮卡度过许多难忘的时刻，我结了婚，随后又分居。我准备尝试新的生活，也许换换住宿环境，新室友频繁的指责和威胁让我更确定了自己的想法。我决定搬到别的地方，找一份好工作。我还意识到我需要钱付租赁押金。我的积蓄几乎耗尽了，深思熟虑之后我打算把埃尔卡米诺卖掉。一位汽车收藏家为我这辆心爱的汽车出家4000美元——比我当初买下它所花的3000美元以及自己在汽车电气系统维修把部分花的钱稍微多了一些。我没拿钱还我的信用卡账单，而是用大部分钱买了一辆1981丰田塞利卡，一辆更丑但是更经济的车，驾驶它上路当然没法和浅蓝色、镀铬轮毂的埃尔卡米诺相比较，但它比我第一辆车好多了，那辆车让我觉得自己像个罪犯、帮派成员或是毒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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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是1997年11月，距离我刚开始在美孚加油站工作已经快三年了，距离我来到美国也已经四年了。我很喜欢这份工作，每月800到1000美元的工资让我能维持自己基本的生活开销。顾客不多的时候我还能完成学校的课程学习。我们一共有四名工作人员轮班。几年来，我们有些人一直在这里工作，还有些人做两到六个月，要么自己走了，要么被炒鱿鱼了。大部分同事都很不错，也能当好朋友。当然了也有例外，比如说肯尼，他有犯罪前科，曾因贩毒被判六年监禁。肯尼一开始正常友好的普通人一样，是过了几周他就开始表现得越来越沮丧不安。我记得他曾求我帮他个小忙，从商店里买一大包化肥。我怀疑这可能会出问题，就没帮他。后来才意识到他可能打算用化肥作为原料提取制造冰毒的化学物质。如果我帮了他，我可能要卷入大量制毒的麻烦里了。肯尼经常旷工，上班时表现也不好，他做了几个月就被炒鱿鱼了。除了这个古怪的肯尼，通常来说经理还是挺会识人的，起码看起来如此。经理助理叫亚伯拉罕，他在这里工作的时间比我久，也把我当作自己的朋友和知己，还让我知道了他的小秘密——一个在他看来万无一失的偷汽油的方案。亚伯拉罕有访问电脑系统的密码，系统里记录着天然气价格，销售量和收入。他登入系统，把汽油价格改低，然后加满他的油箱，再把系统里价格改为原价。这样对得上账，收银机里现金也对得上账。我是唯一一个知道这坏事的人，他是我的上司，平时又对我不错，我就没告发他。亚伯拉罕偷了六个月的汽油，直到经理发现有问题。于是每个工作人员都被问询，因为我没告发他，经理就把我们全解雇了。
于是我继续找工作，蒙特克莱商场里的杰西潘尼商店正在招聘临时雇员，以应付圣诞购物旺季店里客流猛增的压力，我申请了这份工作，并被录用，于是开始在服装区负责收银。整个旺季店里十分繁忙，客流源源不断地进入店里，商店销量很好。我在工作中的勤勉认真给我的上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是一位名叫詹妮弗的将近60岁的白人女性。她决定在圣诞旺季后也留下我，把我调到装卸区，商品和设备都在这里装卸。这份工作几乎没有时间休息，劳动强度也非常大。卡车一辆接一辆地运来整箱的服装设备。我还接了一份每周四早晨为整个橘子郡内外的商店运送含有汽车及其他消费品折扣广告的可回收杂志的工作。那时候我们普通人没有车载导航仪，只能使用纸质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