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约翰·英格兰医生向我出示心脏诊断书后，我万万没想到他会开出那样的处方。我知道诊断结果并不乐观，但是至于做手术吗？我在他的诊所做了一次Eco——心脏超声波检查，通过声呐测绘出的图片能够比医生的听诊器反映更多问题。检查包括压力测试，我要在跑步机上锻炼，让身体达到极限，记录下心脏的反应。
从1997年起我就一直在这里看病。约翰医生严厉地指出我的情况有多严重。我现在的住所距离惠灵顿中西部的小镇卡巴顿尚有300公里，约翰问我附近是否有家庭医生。他警告我说：“如果有一天你在割草坪时晕了过去，当地医院会知道你是心脏病吗？”
约翰医生向我解释了手术的必要性和大概流程。他说我得装一个心脏导管，手术在我家附近的奥林奇基地医院就可以进行。
一月底，约翰医生告诉我手术将在年底进行。除了准备心脏导管外，还需要见一位外科医生并征求他的意见，但是本质上来说，尽管加快了速度但仍然需要等待。约翰的这通电话对我来说真是棒极了。这并不是命令，而是一条有力的建议，约翰坚信，有心脏导管检查和我未来的外科医生彼得·格兰特这两重保障，这个手术方案将更为有把握。
约翰·英格兰是我所认识的为数不多的自己也带着心脏起搏器的心脏病专家。他带着那个家伙已经超过35年了。他的著作《扬帆起航--为你带着心脏起搏器或除纤颤器的人生充电》于2010年出版。书中收录了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和部分他所治疗的病人与心脏起搏器的故事，除此之外，还探讨了有关医疗责任和医疗透明度的问题，比如，公众对于哪家医院手术成功率最高的知情权。
看完他的书后，我陷入了沉思。他的评价对我有如当头棒喝，我满脑子都是各种想法。我必须要告诉翠西和蕾切尔。之后，这个名单将会更长：我要告诉我的兄弟们，罗斯和卢克，还有我的高中教工同事们。这意味着，我要退出惠灵顿公共广播电台，还有当地的亚瑟山森林消防队。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上课，同时担任惠灵顿新南威尔士州教师联合会秘书。
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我去做，这可是一场手术！欢迎来到令人难以置信的50岁，我们的身体此时开始受到此类健康问题的困扰。我确信若不是4年前就戒了烟，我一定会更早地被心脏病所击倒。或者说，如果我依旧在干体力活，比如在建筑工地爬脚手架，我也会更早地罹患心脏病。我在1999年决定从事教师职业，这份工作与我这辈子从事过的大部分工作相比要轻松得多，我相信正是这个明智的决定延缓了我心脏瓣膜变窄的速度。
我可一点都不期待加入“拉链俱乐部”。外科医生在胸口中央一刀切开，把胸腔撕开以便于接触心脏，然后移走不正常的瓣膜，一边还要连着人工心肺机来供血和氧。这个想法可一点都不符合我对于美好时光的定义，也跟任何想要吃喝玩乐或者喝着红酒在悉尼歌剧院看约翰尼·贝尔的莎士比亚剧的希望相去甚远。但是，我要笑着面对并坦然接受这一事实。因为如果我不想死，手术必须要做，别无选择。
我非常担忧这场手术，但幸好我在我的吉他上找到了寄托，当然，如果你愿意这么想的话。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观看了“悉尼歌剧院船歌项目”的纪录片。我看到凯文·卡莫迪在尼克·凯夫的成名曲《船歌》中的献唱，为他伴舞的是澳大利亚芭蕾舞团。这让我想起了1997年11月对他进行的那次采访，当时他刚发行了唱片集《颂歌》（专为黑人而作）。来自“复杂关系乐队”的尼尔·莫里、戴夫斯·蒂尔、安德鲁·奥菲、巴特·威洛比还有莫里·库克为他伴奏，演出在悉尼的Rose， Shamrock & Thistle酒店举行，全场满座。
“我正在慢慢老去，每个人都会有死去的一天，图格，”凯文对我说，“能量不会消失，这便是重生的完整意义。基督教徒们称之为灵魂。在我看来，人们只是回归了大地，仅此而已。这无关土地崇拜之类的，人们应该理解土地是我们人类的一部分。欧洲人，特别是殖民者，认为自己可以征服土地，对土地任意摆布为所欲为。但我们看到，现在昆士兰南部正在遭受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干旱。
“他们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再压榨土地，因为土地最终会如数奉还。但是他们对于土地没有丝毫尊重，也不明白人类不过是大千世界里的一粒尘埃，这个道理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懂得。
“《颂歌》意味着赞扬。土地并不需要我们，而我们却需要它。无数生态学家沿不同的路径进行研究，但是他们与土地在精神层面却未能声气相投。他们把土地视为可以在周末散步的场所，以及孩子可以玩耍的地方。除此之外，有更多事情需要被重新定义并被放到广阔的文化中去理解。我们莫里斯人有这样的鉴赏力。”莫里斯是土著澳大利亚人，历史上他们一直占据着澳大利亚大部分土地。
二十年后再见凯文，他依旧健壮如初，弹着吉他唱着歌，鼓舞着我去学习《船歌》以及很多其他的歌曲。尼克·凯夫的《船歌》不仅是一首伟大的点燃激情的爱情歌曲，也把我带回到1989-1990年我在悉尼鹦鹉岛船厂的潜水艇上做油漆匠和码头工人的时光，让我想起为美国广播公司和皇家海军所拍摄的关于那里建造的最后一艘舰船——澳大利亚皇家海军“成功号”的纪录片，1998年海军曾用这艘战船搭载我从霍巴特出发最后到达悉尼。
我全身心投入到了音乐和教学中。它们就像我的避难所，伴我度过手术前漫长的时光。我还参加了在悉尼召开的法律研究教师和历史教师联合会议，在位于蓝山的布莱克斯兰高中举办了为期数天的计算机协调器培训班，这是十几年前我任教的第一所重点高中。
我和翠西在惠灵顿买的房子背靠麦凯瑞河，这是流经新南威尔士州中部和远西部的主要河流之一。我常坐在河边，学习和演奏歌曲。对我影响最大的两位伟大音乐家分别是约翰尼·卡什和乔·斯特拉默尔。
我是听着《穿黑衣服的男人》长大的，我对于他的音乐有着美好的回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和我的兄弟们在墨尔本的布伦瑞克长大，那时我的父亲维克和妈妈康妮都健在。图格诺利尼一家，包括我已故的哥哥保罗，会在周六的晚上聚在位于联合大街的家里，在黑白电视机前观看美国广播公司播出的约翰尼·卡什的演出。卡什那几年写的歌和他一生所创作的大部分歌曲传唱至今。年少时第一次听到他的《福尔森监狱》和《炽火恋歌》的情形至今仍历历在目。
乔·斯特拉默尔被称作那一代人的代言人，这的确是个伟大的头衔。事实上他的成就远不止于此。对于好多人来说，他用音乐记录了我们的生活。他的《伦敦呼唤》堪称反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类所犯错误的战斗口号，至今仍然意义非凡。2010年，厄尔尼诺现象停止旱灾消失，新南威尔士州中西部遭受严重洪灾，惠灵顿被宣布为受灾区。我们的后院看起来像是亚马孙河的一部分，有6条鲶鱼在离我家后门10米远的地方游着泳。所以《伦敦呼唤》中的那句副歌“伦敦在沉没，我正住在泰晤士河]旁”也是我学习这首歌的另外一个原因。
我应该悲悯地指出，仅仅一个多月之后，布里斯班、图文巴和昆士兰东南的部分地区遭受了毁灭性的洪水灾害，可悲地夺去了25条生命。
约翰尼·卡什和乔·斯特拉默尔二人在去世前一同为鲍勃·马利的《拯救之歌》专辑做了封面，这着实是一件幸事。我在河边演奏他们的歌曲时总会想起他们。当地的威拉祖利族人为麦凯瑞河所取的土著名字为Wambool。
我的一位朋友经常会把船开到河上，他问我：“你住在河边吗，图格？”
“是的，为什么这么问？”
“我们一起钓鱼的时候，总能听到你唱约翰尼·卡什的歌。”
为了等待手术，我在这住了很长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