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杰想开他的伦敦出租车载我们去，但卡米拉坚持我们乘坐她的银色2001切诺基吉普车。“这车在路上跑得更快，也更适合我们三人在路上讨论。再说了，你不会让我开你的出租车，而我愿意让你开我的吉普——当然是在紧急情况下。而且路面要干燥。”
拉杰是开快车的好手，但卡米拉不愿在雨天让一个业余车手拿她那宝贝吉普冒险。一路上拉杰都显得紧张不安、心神不宁，不是对卡米拉的车技不放心，而是不耐烦。撇开这个赛车手的焦虑不说，卡米拉还是把气氛调动了起来，一路向塔科马公园的安迪住所开去。
我本以为那个福利院会使人感到压抑，因为所有人都困在那里无法脱身，也许会一直待到去世。当我发现情形与我想象的完全相反时，我既惊讶又为之一振。幼儿园外一片明媚，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悦人心脾的景象。圣Dymphna福利院大楼极具现代感，落成不久，设计与装潢十分符合老年人以及病人的需求。
墙壁和地板装饰的颜色与质感都富有趣味且变幻多样，天花板更加使人称奇，我开始并没怎么注意，不过考虑到这里的住客多数卧床不起，这种设计就合情合理了。“我们不叫他们病人，亲爱的，”一个护士纠正我说，“只消想一想你自己躺在推车上，整体被人推着走来走去，只能仰面看着天花板你就明白了。”
“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天花板。”我说，她纠正我的用词搞得我有些尴尬。“一开始它们看起来不过是随意附着的石膏涡旋，但我看得越久，就越能看出其中的图案。”
“那是因为它们是一个从前的住客画的，那人在意大利为教堂画了一辈子天花板。他八十多岁，我们都担心他会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可他自己心里有数。”我真希望自己能够观看他作画。
总而言之，这个地方到处都是令人惊奇的艺术品，有的还能为我的收藏增色不少。可是这里的人们是这么友善，我并不想顺手牵羊，但怎么都忍不住。我决定不拿贵重物品，这样基本上也就不算是偷窃了。他们小小的礼品店里有的是奢侈品：浴袍啦、手提包啦，还有帽子啦。为什么会有帽子呢？那是因为许多住客的头发由于癌症化疗而脱落了。我没有拿这些，而是顺手拐走了一块小冰箱磁铁，上面有一副圣Dymphna的图画——这对我渐强的爱好来说无异于又增添了独特的一笔。
开车南下的路上，卡米拉告诉我们，这整座建筑群都是由Dymphna集团捐资修建的，集团总部就在街对面。我猜对了。我想德格利赛先生一定很高兴能从他小房间的窗口望见公司的总部大楼。做了五十多年看门人，他一直在总部从事维护工作。他有骄傲的资本。
如果说疗养院是一个愉快的惊喜，那么德格利赛先生简直就让人欣喜万分。我们到那儿时，他正躺在床上，却穿着一件海军蓝运动衫。他甚至还穿着一双橙色跑步鞋，打扮得像个铁人三项运动员。他一看见我们，就按铃叫护士扶着他坐到一张轮椅上，这样他就能更轻松地跟我们谈话了。他那皱皱巴巴的手和脸使他看上去有九十多岁，但行动却要迅捷得多。
他上下打量着我们，然后说道：“希斯克利夫在哪儿？没关系，狗可以进来。”
“抱歉，”卡米拉说，她的声音中回荡着一份真诚的歉意，“我们要从这里直接开车去纽约，从纽约飞往你的家乡，就没法儿带上它一道儿了。这儿不是有个治疗犬项目吗？”
“有是有，而且还周到得很。但希斯克利夫不一样。原因之一就是，我知道他能找到尸体。”
卡米拉翻了个白眼。“但愿你这附近没藏着一个。”
有那么一会儿，安迪的注意力涣散开去，好像在努力回忆什么事情。“它可不止找到一个，只不过他分不出谁是死人，谁是活人罢了。”
尽管我们很清楚他可能活不了几个星期，但不难看出安迪仍然具有生命的活力。他和我们剩余类小组中的任何一个人一样头脑敏锐，一见面就给我和拉杰出了一道数学题作为见面礼。
“这么说你们就是约什手下的神奇少年们了。好吧，让我们看看你们能不能给我解开这个小谜题。我收藏了一些书，如果我把书分成数目不等的两堆，两数之差乘以六十六等于两数平方之差，那么，我有多少本书？”
我在脑中演算出结果，宣布了答案“六十六”。不一会儿，拉杰，仍旧盯着天花板，说：“对。”
“答对了，”德格利赛先生说，“那么每堆书各有多少本？再有，为什么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拉杰答出了这一题。“给定的条件不够，不管你怎么分，结果都一样。”
我还以为安迪也会问我同样的问题，可他只是空洞地凝视着天花板。我等着他停止思考，不管他心里在想什么，然而他只是静静地靠在那儿。
几分钟过去，我都以为他可能已经死了，可就在我准备去按呼叫铃时，他的眼神又集中起来，满是期待地看着我。“迈耶斯小姐，你是不是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确实有话要说，不过我被他那逼真的“假死”吓坏了，几乎要忘了要说什么。我咬住自己的指关节好像在思索答案。“哦，是的，”我说，“题目限定的数目不相等，但这在问题条件里并不必要。假设每堆书都有三十三本，相差为零，则两数平方之差也为零。假设一堆书有六十六本，另一堆一本也没有，也是一样。我就是这么解出来的，德格利赛先生，把最简单的解当作限定条件，从小处入手。”
他拍了拍手掌，形容虚弱却带着明显的愉悦。“你们两个和约什形容的一样聪明，不过，你们要是再叫我德格利赛先生，我就不跟你们继续讨论下去了。在我的朋友面前，我就是安迪，而你们两个显然够得上资格做我的朋友。”
我们答应了，并且一直以这个昵称称呼他直到适应为止。“行了，”他说，“现在轮到你们了。你看，有来有往才算公平。现在到你们给我出题了。”
卡米拉站起身，蹒跚着走过去，在安迪的光头上吻了一下。“这些数学比赛我见得太多了，请容我失礼，我得去看看安保措施。”
如同一名来自旧时气度不凡的绅士，他挣扎着挪动双脚，保持站姿，双手撑在轮椅上，直到卡米拉离开房间。她一消失在我们视线里，他就扑通一声坐下，变得生龙活虎起来，叫我出题。“女士优先。”他说，向拉杰表示歉意。
我感到浑身由内而外地暖起来。我可是有备而来的。“好，我再出一道关于书的题目。”
“我和拉杰各自带了一些书准备在去瑞士的路上看，我告诉拉杰如果他给我三本书，我们的书就一样多。但是，如果我给他三本，他的书就是我的两倍多。那么拉杰有多少本书？”
“二十一本。”安迪轻而易举就答了上来。
“哇，”我说，对他心悦诚服，“你怎么这么快就解出了这个等式？”
他耸了耸瘦削的肩膀。“等式？什么等式？”
就这样，我们滔滔不绝地聊了开去，以每分钟一英里的速度谈论我们如何在脑中解题。又有三次，安迪“消失”在他“诈死”的表象之后，不然的话我们就能无休止地谈下去了。不过，在他第三次昏迷之后，我溜进大厅，找到一个护士，对她解释了我所看到的情形。她看上去并不十分担心，可几分钟后，另一个护士前来推走了安迪的轮椅，好让他接受治疗。
他走远后，我才好歹弄明白了为什么约什会对安东尼·德格利赛先生推崇备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