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过头，看见一个年轻的女人倚门站着。其实还是个少女，但是穿了很老气的羊毛衫，而且不合时令。头发蓬松着，似乎刚睡醒。看得出有些虚弱，面孔异乎寻常的白。五官散淡，眼睛很大，目光也散着。皮肤好像半透明的，在黯淡的屋子里头，发着晶莹的光。她的双颊在白里透出红晕来。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都是不健康的，是肺弱的症状。我只是觉得她很美。这种美是没有烟火气的，是这屋里的一个异数。
她是成洪才的姐姐，成洪芸。
成洪芸说：大哥，你不要逼爸了。又不是你一个在乡下。二哥全家也在。
她说完，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她只有捂住嘴，肩膀耸动，隐忍着，似乎要将这咳嗽吞咽下去。
成洪才的大哥，冷笑一下，低声说：我至少不会拖着家里面。
“洪业！”成伯伯大喝一声，使了力气将一把剥好的蒜掷在桌子上。
蒜弹了一下，落在了地上，那只叫高头的鹅不晓得什么时候进来了，衔起蒜，一口吞了下去。
少女终于平息了咳嗽，虚弱地笑一下，转身走了。
我走出来，成洪才对我说：这几天，我大哥天天来家，他来过了，二哥还要来。
这时候，成洪才的五哥，成洪政走出来，突然回了头暴怒地朝屋里喊，操，顶班，等老头子死吧。说完狠狠掐灭了手中的烟头，扔在地上，看了我们一眼，依然是邪暴的目光，说，现眼！
后来才知道，成洪才并不是举家迁到南京来的。还有两个哥哥，留在了六合郊县。现在的房子，原本是成洪才的舅爷的。舅爷就是阿婆的弟弟。舅爷解放前在连云港跑码头，跑了许多年，一来二去攒了一笔钱，就到了南京来。开了个小机械厂，不过解放后公私合营，给并到国营的曙光机械厂里去了。曙光厂给舅爷一个进厂工作的名额。舅爷亲人只一个姐姐，自己没子女，就将名额给了外甥，就是成伯伯。没多久舅爷就去世了。成伯伯带上了小女儿，跟着阿婆进了南京城，两个儿子放在六合老家里。后来又在南京城里生了两个，老五和老六。所以，成洪才其实是生在南京，可是口音是改不过来了，随爸妈还是一口六合腔。阿婆本是江阴人，成洪才说话也会在末尾加上句——得哇，否则意犹未尽似的。这回，成伯伯快退休了，老大来了，老二来，跟老的打了持久战，都想着顶他的班。不为别的，有个南京户口就好了。可是手心手背，成伯伯为难得很。
过一天晚上，成洪才再到我们家，给了我一只鞋盒子。说：毛果，送给你。打开来，好多蠕动的白白的小虫。我说，这是什么啊。妈妈探了一下头，说，毛果，这是蚕啊，妈妈小时候养过的。我说，成洪才，你不要了么。成洪才叹了口气说：不要了。姐姐说，他们天天在家里吵，蚕惊了，就不长了，搞不好会死。
我很激动，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蚕。成洪才又拎出一个塑料袋，说，这是桑叶，给蚕吃的。我取出一片就要放进盒子里。成洪才说，不行，要洗干净了。还要把水擦干净，不然蚕会拉肚子的。
我们将桑叶一片片铺在盒子里。成洪才一边对我说，蚕有两种，一种是桑蚕，吃桑叶，还有一种叫柞蚕，是吃柞叶的。桑蚕也不同，你看这个黑头的，叫虎头蚕。吃得多，将来结的茧子也大。
这一晚上，我和成洪才趴在桌子上，盯着盒子。看那些小小的动物，安静地将桑叶咬成一圈一圈的锯齿形。它们的吃相，是有条理而优雅的。成洪才让我闭上眼睛，听它们吃的声音。这声音是绵密的沙沙声，好像一张柔软的纸，被轻轻地揉皱了，再慢慢地展开的声音。
成洪才突然站起来，说，我走了，我大哥应该回六合去了。
我做事情，有着一般孩子不及的毅力和恒心。这回终于有了一个体现。我每天按时地换蚕沙，添桑叶。日复一日、不厌其烦地将新买来的大片的新鲜桑叶剪成易于食用的形状。然后就是长时间痴迷地凝视着这些蠕动的小虫。这是我父母都大为惊奇的，因我并不是天生这样心智安定。妈妈说，这孩子怎么会对这个事情这么感兴趣，别是有什么小农经济的思想。爸爸就笑着说，我看我们家是要产生资本主义萌芽了。
他们并不懂得我。我很珍视成洪才给我的这些蚕，像是看守了一些希望。它们是一些始终带给人希望的动物，因为，它们不断地在生长，而这生长是看得见的。这是让我着迷的地方。很多年后，看了巴里科的《绢》，我很能理解书中对蚕的赞美。时过境迁，只是几张蚕种，就有了家破山河在的希望，支撑人走到底去。
然而然而，它们实在是长得太快了。当它们扭动了肥白的身躯，在鞋盒子里造就出熙熙攘攘的局面时，我终于失去了在成洪才每次来的时候向他汇报生长进度的兴趣了。而更大的问题是，我将我所有的零花钱搭进去，也不足以在学校门口的老头那里购买足够数量且价钱昂贵的桑叶。但是，作为一个自立的孩子，我是不愿意再向爸妈伸手的。
成洪才说：我有办法，我知道哪里有桑叶。
从此以后，我放学就有了新的事情做。成洪才又表现出令我敬佩的地方了。他总是能够拐弯抹角地在附近找到一棵桑树。并不是盲目地找，而是心中有谱，好像一架卫星定位探测器。比如他说，今天去西流湾吧，少年宫后门那里好像有一棵。我们就去了少年宫，果然那里就有一棵。而探测的范围也随需求的增加越来越大。终于有天，我们徒步远征一直到了辅佐路。在和平桥底下，我们看到了预想的目标树。成洪才像一只猴子一样，噌噌地爬上去，将桑叶摘下来扔给我。这种采摘并不是暴虐的，因为成洪才有着原始的环保主义观点。他只会采下大的叶子，而留下树梢的嫩叶，用他的话说，芽掐得了，树就死得了。
采摘的难度，其实是不言而喻的。最险峻的一次，是一棵树斜生在污水泛滥的护城河上。不过，什么都是难不倒成洪才的。后来我终于不甘于做一个助手，要求成洪才教我爬树。我天生的聪颖使教学相长成为另一桩乐事。当我历尽艰辛，第一次站在一棵高大的桑树上，极目远眺，心潮澎湃。我对成洪才做了一个鬼脸，想的是，我毛果也有今天啊。
现在回忆起来，寻找桑树这件事，其意义远远超越寻找本身。这成为我对这座城市最初的人文地理探索。南京在一座城市新兴的表皮之下，有那样多的不为人知的遗迹。甚至在市中心这样被现代化清洗过的地方。这些，都是在我的成长路径之外的。比如，我们偶然发现在渊声巷后面的卤制品厂，其前身是一间教堂。因为有着一个被炸去一半的尖顶。墙头上倒栽的玻璃碴子，曾经是拱形的珐琅彩窗的碎片，是众多被分割过的圣经故事的一部分。而在屋檐底下，依稀还辨得出，雕镂着已被油腻的烟火熏得面目不清的耶稣像。在西桥附近的山坡，我们又发现了一个被废弃的防空洞。青条石上长满了苔藓，门廊上写了“李新岚是狗”。我们钻进去，光线慢慢黯淡，终于伸手不见五指，闻着里面经年的臊臭气，还听得见自己的呼吸。正紧张着，突然传过来一声怪叫，成洪才说，哈哈，活丑。我们才仓皇地跑出来。
我们的历险，有个固定的分享者，那就是成洪才的阿婆。阿婆是个举一反三的听众，她总是在耐心而艰难地听过我们的陈述后，大声地发表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往往带有迷信而独断的色彩。阿婆总是用见怪不怪的口气说，什么什么什么，南京那个时候，你们是看不到的。
南京那个时候，我们的确是看不到的。
那个时候，鼓楼公园以西的地方，全都是荒地。而西桥菜场一带，则曾经是个颇具规模的坟场。所以，到现在，还经常有些脍炙人口的鬼故事。这些故事在我们的小学里也曾经流行一时。比如说有些鬼会遁地术，有天晚上，一只鬼无端地从烤梅花糕的炉子里探出一个脑袋。这些当然都是扯淡。我不相信哪个鬼会忍受得了菜场里的市井喧嚣。然而，鬼这个意象所暗示的荒凉感，却对我造成吸引。阿婆是这些故事的集大成者。她讲的鬼，往往是带了烟火气的，且做派喜剧，像些孤独而恶作剧的孩子。阿婆讲完后，才幽幽地说上一句十分唯物且饱含世故的注语：这世上哪里有鬼，可怕的其实是人。这话经不起细想，因为个中意味是真正恐怖的。
而阿婆的记性，其实又是不大好的。所以经常将故事讲得颠三倒四，云里雾里。成洪才的姐姐成洪芸担当了这些故事的诠释者。她在阿婆的讲述告一段落的时候，会将情节给我们做些梳理，或者补充其中的疏漏之处。这些故事，她应该听过很多遍了。她的声音是很好听的，因为身体虚弱，说话往往有着游丝一般的尾音，在房间里回荡。
这时候，家事已经平息。成伯伯终于将接班的机会许诺给了成洪才的大哥。尘埃落定，两个儿子不再上门。这个家恢复了往日的宁静。黄昏的阳光照进来，被稀释了，在每个人身上笼了毛茸茸的一层。安静的气氛中又有一种同样静好的忙碌。成妈妈总是会从街道工厂接来一批活，在家里做。或者是些半成品的火柴盒、绒线花；或者是那些堂皇的大吊灯上的玻璃珠串。他们围着桌子，手上飞快地动作着，机器一样。成洪芸又似乎是手最巧的一个，做好的活儿堆成了山。然而，嘴上却还娓娓地给我们讲着故事。坐在她身旁，可以闻得见中药淡淡的苦涩味道。然而，她的脸上泛着喜悦的光，为她的虚弱带来了生气。讲到高兴的时候，她抬起头来，眉目温柔地对你笑一笑。我想，我要是有个这样的姐姐多么好。
后来出的那桩事故，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叫作好景不长。
这天放了学，成洪才对我说，他在N大学的食堂旁边发现一棵桑树，还是营养价值极高的“奶桑”。我说，太棒了。
到了地方，那棵桑树真是让我大吃一惊，不说参天，也入了云，遮天蔽日，成精了。我们自然是采了一个够。本来是皆大欢喜了。满载而归的时候，路过食堂，远远看到一条狼狗在啃骨头，成洪才得意忘形，冲着狗猛吹口哨。那狗耳朵支楞一下，就追过来了。成洪才吓得跑。我跟着跑，跑得不及他快，只觉得小腿一麻。回头一看，血正顺着腿肚子流下来。狼狗的门牙齐根嵌进肉里去了，喉咙里还发出恶声恶气的呜噜声。我是忘了害怕了。瞧见成洪才也傻了，朝这边看了又看，撒丫子跑了。我闭了眼睛，说，完了。正当孤立无援的时候，食堂里的师傅掂了大勺出来了。大叫一声“娘的”，喝退了狗。看了看我的腿，说：“毁了。”说着又一把将那狗腿揪过来，在狗耳朵上揪一撮毛，燎了火就往我伤口上贴。我吓得直往后退，师傅一把揪住我，说：“娘的，止血。”血是止住了。师傅推了单车过来，将我抱起来放在后座上，说：“上医院。”走到半路上，看到妈妈迎面急急地走过来，旁边跟着成洪才。妈妈铁青着脸看着我。师傅结结巴巴地说：“对不起。”他正要做更多的解释，妈妈说：不怪你，是小孩不好。言简意赅的山东师傅如蒙大赦，说：“快，上医院。”妈妈回头对成洪才说，成洪才，你回家去吧。
在师傅的协助下，我被送到了医院，打了狂犬疫苗。看着我一瘸一拐地走出来了，妈妈并没有安慰的话。她痛心疾首地说：毛果，你已经变成了一个野孩子了。
第二天，成洪才拎了一个篮子来，说是阿婆让他送来的。他说，阿婆攒下来的，我们家小母鸡的头生蛋，很补，给毛果养伤。妈妈看了看这些玲珑的鸡蛋，叹了口气，说，阿婆要攒好久啊，我们不能收。成洪才，最近毛果功课忙，你不要来找他玩了。
我的软禁岁月开始了。除了上学，星期天上绘画辅导班，我被关在家里，做妈妈布置的永远做不完的参考题。腿上的伤已经好了。大院里一群孩子玩得震天响。妈妈用毛线针敲敲桌子，看什么看，该收收心了，我就知道，给外公外婆惯得不像样了。还有都是些什么朋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我是气了，我不懂这句成语，但是听出来对我的朋友很不利。我说，成洪才不是猪，妈妈你还老师呢，骂人。
妈妈又用毛线针一敲桌子：做题做题。说完就不搭理我了。
我不在家的时候，妈妈将我的蚕送了人，送到一个不为我知的地方。这下我彻底缄默了。这是我与其他孩子的不同之处。当我为巨大的悲伤慑住时，不会用泪水来表达，而是长久地沉默，不复一个八岁男孩通常的饶舌样子。爸爸对妈妈说，你这是矫枉过正。妈妈说，我是为他好，他长大就明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