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理学上说，医患关系可以比喻为一种“母婴”的关系。人只要生病了就会回到婴儿状态，这就是说病人被当成婴儿，既在身体上需要照顾，又在心理上需要抚慰。因此，对每个人来说母亲是伟大的，医生是神圣的。在中国，扁鹊、华佗的形象在百姓心中就是一座座高耸的丰碑，作为医神、药神供在庙中而常年香火不断。新中国成立以来，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也是医院与医生的社会责任和担当的道义，人们同样尊重医生信任医生，医患关系一直很融洽和谐。要说医患关系出现问题也就是这二三十年来，而最近几年竟然出现辱医、殴医甚至杀医的事件。最近媒体报道，北大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一医生在其工作的诊室被一不明身份人员刺伤颈部。2012年3月份，哈医大一院发生一起一死三伤的砍杀医生案件，而在更早些，北京同仁医院一医生被刺21刀。如此案件接连十几起亦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媒体案例，个个触目惊心】
【案例一】2011年9月15日15时54分左右，北京同仁医院门诊楼耳鼻喉二区，行走中的徐某医生，被一名络腮胡子男用菜刀从背后砍中头部，徐某瞬时倒地，鲜血四溅。当她爬起来踉跄地跑进嗓音诊室时，并未罢休的男子紧随其后，继续行凶。21刀之后，男子才扔下菜刀坦然地从楼梯间逃走。根据警方公布的资料，行凶男子为54岁的北京人王某。据说是一位书法家，自称“京城草隶第一人”。被砍者徐某是同仁医院耳鼻喉科主任，43岁，全国著名的嗓音诊疗专家。据同仁医院的医师称，徐某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夫，在同仁医院有口皆碑，技术好，人又和气。而在病友网上，不少徐某诊治过的患者也称，徐某的医术精湛，手术做得干净利落。“检查非常仔细，而且为人非常和蔼可亲，一点也没有专家的架子。”尽管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据徐某的一位同事描述：徐某弱小的身躯上共有21处伤，其中头面部7处，双上肢10处，左下肢2处，左臀部及背部2处，“刀刀见骨，遍体鳞伤”。这位徐某的同事称“惨不忍睹”。
这一案件令人震惊之处在于，行凶人是一位资深的书法家，这样富有才华内涵的人怎么会以如此残忍的手段置医生于死地？被刺的医生又是一位专家，有着精湛的医术和非常好的口碑，怎么会遭此横祸？个中原因可能绝非媒体所报道的那样简单直白。出人意料的是网络上人们对杀医事件同情者少，人们的冷漠让医院的医护人员不寒而栗，医院里的空气凝固了。
【案例二】2012年3月23日17时3分，哈尔滨市公安局南岗分局邮政街派出所接到110指令，称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五号楼风湿免疫科医生被打。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得知一青年男子用水果刀将4名医生捅伤后逃跑。经过在医院内展开地毯式搜查，民警在急诊室将犯罪嫌疑人李某某抓获。经初步审理，犯罪嫌疑人李某某供认，他因患强直性脊柱炎于2011年4月到哈医大一院风湿免疫科住院治疗。23日9时许，李某某乘火车再次来到该院治疗。医生经了解得知李某某患有肺结核，于是建议他先到哈尔滨胸科医院（专治肺结核病）检查治疗。李某某做完检查后再次回到哈医大一院，将检查结果交给医生。因治疗强直性脊柱炎会对肺部造成影响，所以医生建议他应先治好肺结核后再行治疗。李某某认为医生不给他看病，随即心生不满。于是，李某某在医院外面购买了水果刀后回到医生办公室，进门就对4名医务人员行凶。后将自己颈部捅伤，企图自杀未遂，然后逃至该院急诊室包扎伤口，被民警及时抓获。事件发生后，黑龙江省卫生部门迅速组成抢救小组，组织专家进行抢救，一名实习医生伤势严重不幸死亡。
这一严重的杀医暴力事件并不是直接指向为凶手治病的当值医生，而是并不认识的实习医生和护士，这与第一个案例有着不同的目的和动机。正是这一事件的发生使得所有的医院都感到医患关系紧张，随时可能引发严重后果，各医院主动与警方合作，加强安保力量。而医生对患者更是保持警惕，双方都有互不信任感，民众在网络上发泄怨气。这就不难理解，在杀医事件之后，竟然有那么多的网民似乎赞许杀医行为，医生群体的恐惧在所有的医院中蔓延着。真是你越怕什么越来什么，杀医事件还在上演着。
【案例三】2012年4月13日10时30分左右，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一位专家在看病的诊室被歹徒刺伤。被刺医生立即送往抢救，而行凶者在行凶后逃逸。当时尚不清楚行凶的人是不是患者。被刺伤的医生邢某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耳鼻喉科教授。她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后一直从事耳鼻咽喉临床工作，并在多期卫生部委托主办的鼻内窥镜学习班上讲课。曾赴德国进修，为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科分会变应性疾病学组成员。
这起案例与上两个案例不同的是行凶者并不是在看病过程中发生冲突，而是有预谋有准备刺杀正在为病人诊治的医生，这种恐怖行为可能就是为了在社会上进一步制造恐慌，加剧医患之间本来就已经紧张的关系。这样的事件其实已经从刑事犯罪上升到破坏社会和谐扰乱民心的政治犯罪，为此，北京市公安局成立专案组，抽调精干力量全力开展侦查工作。专案组经过大量的调查走访，很快查明本市丰台区人吕某有重大作案嫌疑。该嫌疑犯在作案后接着在丰台区某医院将另一名医护人员扎伤。警方在调查走访的基础上，梳理了相关视频资料，摸清了吕某的逃跑路线，在河北省涿州市发现了其踪迹，最后在河北警方和群众的配合下将吕某抓获归案。
上述三个案例案情、犯罪动机各有不同，但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和后果是一样的，已经形成一种情势犯罪、激情犯罪和预谋犯罪。究其原因，不能单纯地归于利益和不信任问题。对这样的问题解决也已经远远超出了医院本身的能力，而需要社会管理、司法介入和道德约束等综合力量。对医患关系的分析、预知和判断也是需要不同学科参与和全面研究的。
【医患矛盾，源于何因】
医患关系产生矛盾貌似源于“药”，因为药与金钱挂钩了。当医生的收入无法通过国家和地方政府获得提高时，以药补医就出现了，一些医院有处方权的医生们开始多开药、乱开药、开贵药，其情势泛滥并愈发不可收拾。媒体也常常有报道，什么一个普通感冒花去了一千多块钱，做个普通小手术还要上万元，安上几个心脏支架就是一辆“桑塔纳”。而且，看病难、吃药贵让普通老百姓对医院更是“望而生畏”。现实中，许多人确实经历过“过度检查、过度治疗”，即使如此，钱花了不少病却没好。于是，有些病人家属开始在医院里吵，后来发展成闹，结果还有了专业的“医闹”，让医院颇为头疼。
医患关系开始发展成“闹”，也是近些年常见的事，这种闹是源于利益，因此“医闹”就成为一种常态，也逐渐产生了专业“医闹”队伍。据有关数据显示，这几年北京市医患纠纷以每年35%的速度递增，有72%的医院出现过“医闹”。“医闹”的出现并没有动摇“以药补医”的做法，而是扰乱和动摇了医生对职业和行医的心态。如中国医师协会公布的“第四次医师执业状况调研报告”中显示：由于医患纠纷突出，48.51%的医疗工作人员对目前的执业环境不满意，而满意的比例仅为19.02%。其中，正高级人员承受的来自“医疗纠纷”的压力最大。这种压力导致医师希望自己的子女从医的比例仅占6.83%，而不希望的则高达78.01%。报告称，不希望“子承父业”的比例在逐年增加。
公平地说，普通医生通过“以药补医”是获利了，但是有限的，因为行医是规范的，看病开药是有“指南”的，乱开药医院是不允许的。那么，什么药能进医院什么药不能进医院不是普通大夫说了算，而是由医院的权力集团决定的。这就是说医院的权力集团很关键，如果医院的权力集团透明公开有监管，制度健全规范，这样的医院就会对医生有要求。当然，这样规范的医院也会出现“医闹”，这些“医闹”是胡闹，是想千方百计抓住一两个理由讹住医生，看了病不给钱，或者还想向医院要补偿。一些医生说，现在与病人家属谈话要非常小心，他们包里都放着录音笔，回去对谈话一分析，如果治了病又少花钱对他们有利了就不说了，如果花了钱病人暂时还没好还需后续治疗，有些家属就开始以医院乱要钱治不好病为由，阻止再花钱为病人治病，就开始与医生胡搅蛮缠“闹”起来。在北京一著名的医院心内科，一对父子的对话恰巧被正要进门的医生和护士听到了，父亲说：“我都活了七十多岁了，做心脏手术有风险我不怕，做好了是捡着了，做不好你们就跟医院闹，给二十万了事。”这些事在医院真不少，显然这是一种病态的医患关系。
当然，我们不能将患者家属在医院的闹都看成是病态的，其实有很多都是在质疑和辩理的过程中出现冲突的。从医院方面看，有些医院的权力集团形成了对医院利益的垄断，在什么药进医院什么药不能进医院上大做文章，这里面的获利和腐败直接败坏了整个医疗系统的声誉。如果真的上梁不正，下面也就敢胡搞乱搞，浑水摸鱼。很多人都说这是制度不好，笔者认为如果有最好的制度而不按照制度操作，那制度就是一个摆设。不管怎么说，人们都在抱怨制度有问题，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这在中国医师协会公布的“第四次医师执业状况调研报告”中得到证实：如82.64%的受调研医师认为目前医患关系仍然紧张主要是由“体制”造成的，包括医院管理体制、补偿机制、医疗保障制度、法律法规等因素，医务人员对医患关系紧张的认识程度已从简单的医患双方的关系上升为对医疗制度的思考。
其实，任何一项制度的建立都是人们智慧与实践结合的产物，也是综合考虑的结果。过去制度能发挥功能主要是我国有强大的行政力量，依靠制度层层管理。在走向市场化的今天，行政力量明显地被市场稀释了。如果继续向着市场化迈进，就必须建立起能够保障制度发挥功能的法律法规，从过去的行政管理向法制化转变。正是这一过程没完成，医院的制度就出现了严重的功能不良，监管出现漏洞。于是各种市场力量进入医院，如同藤缠树般地交织在一起。百姓也都能见到各种医药公司的医药代表蜂拥进出各个医院，一些药代们或以色或以钱或以物在某些医院里是通行无阻，毫不夸张地说，一些年轻美女药代在百千名白衣中取院长之“答应”，如探囊取物一般。甚至很多医生的家人朋友要到别的医院看病，都是通过这些药代去办的。
要说上述的情况不正常，那么大大小小多次的医疗制度改革至今还不都是无功而返，现在还在改，到底要改什么？说实话，改革总是要带来实惠增加利益吧，如果你减利益谁干呀。对医院来说，你怎么着都得干，因为你是行政单位，受上级主管部门领导。什么不能“以药养医”了、治疗与药品脱钩了、取消药品加成了等等，只能影响小医院，而大的公立医院由于患者多，其逐利机制不会改变，其盈利“东方不亮西方亮”。许多医药公司灵活的做法使有些人在各大医院还是如鱼得水，给回扣给东西不签字无证据，那还不是神不知鬼不觉只有双方心领神会。医药公司的钱和盈利哪里来？还不是患者百姓看病吃药出吗，羊毛出在羊身上。看来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除了医疗制度改革失败、制度不好以及主管部门管理不善外，还有利益问题。由于越来越多的利益被控制在医院的权力集团或个人手中，小部分利益之间的争夺就发生在医生与医院之间、医生与主管主任之间、医生与医生之间。医生群体内部的紧张其实也不弱于医患之间的紧张啊！
【医患紧张，何以化解】
通过上述分析，医患关系紧张不仅源于制度，更是因为利益。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出现新的利益分配，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利益群体，医院也不例外。当医院要维持要发展，而国家和政府又不能提供足够的支持时，就需要通过市场有效解决收益问题。作为公立医院原本是通过市场获得一定的收益对医院资源不足给予补充，而市场的运行却并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一过程中，更多的公立医院在资源扩大的情况下，权力集团拥有对资源占有支配的权力也在相应地扩大，新的利益分配格局出现了。医院的性质其实已经发生了变化，很多的医院已经将治病救人放在了第二位，而将经济利益放在了第一位。医院开始考虑手术量、药品、门诊、病床数等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盈利多的科室在医院的地位高获得重视，盈利低或没有什么盈利的科室被合并或自生自灭。
这么看来，医院搞市场化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的，就是政府对医院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医院的发展是靠市场化实现的。这样，医院所面对的市场就是一个只赢不输的市场，维系这种市场的是几股相互依存平衡共生的力量，如医药公司、主管权力部门就是与医院相互依存平衡共生共同繁荣的。也不知道是医院催生了医药公司，还是医药公司养大了医院。反正越来越多的外国的、中国的、私人的医药公司发展壮大起来，反过来对医院的投入也更加可观。小到药品回扣、医生进修、出国考察、出国访学、参加国际会议；大到与医院合建附属医院、科室、大楼，建立董事制共同经营医院共分利益。但不管怎么说，医院这些年的发展真的很快，到郊区到外地圈地建分院足以显示其实力可观。
客观地说，笔者觉得作为公立医院这样做是拿着国家的资源和钱去市场上钱生钱，还要养肥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理直气壮的医药公司。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公立医院从资源上、制度上、管理上、人员上哪个不是国家的？百姓看病的医保费用大部分不也是国家出的，这真是医院盈利让国家当冤大头，百姓当冤小头。但冤有头债有主，国家不追究百姓会追究。百姓与医院发生的医患关系现在就成了一种交易，花了钱再医不好病当然会闹了。一线的医生护士们就常常成为被闹的直接对象，有些就成为受害者了。据笔者了解，其实这些医生护士们真的很辛苦，收入真的很低。就连许多医药公司的药代们也是瞧不起他们的，他们知道只要搞定科室主任，这些医生护士们就是干活的，说不好听点就是为他们“卖药的”。笔者说到这里其实是想说发生医患纠纷时千万不要拿这些小医生小护士们撒气，要理解他们。当然也不是直接找到主任那里闹，而是要通过医院的制度去解决，因为这些制度是在国家的监督下专门建立起来的，靠制度协商解决会是有效的途径；另外，法律手段是保护自己和自身利益的保障。
国外的公立医院也有市场化，但他们却能在“公立”上做事情，比如大力发展预防医学和康复医学，对人的健康负责，对生病后的病人经治疗后的康复负责。这样做怎会有医患关系紧张？但对医院来说发展这两项事业都不能盈利，还可能会贴钱办事业，因此让医院主动去做很难，如果是贴钱办事业和医患关系紧张这两项让医院选择的话，大概大部分医院会选择后者。怎样扭转这一情况，笔者认为对公立医院的“公立”正本清源，明确其性质和职责；政府要加大管理和干预，同时要给予更大的资源经费支持；要从现在的利益中心向以人为本的中心转移。
现今搞得沸沸扬扬的医院体制改革，就是将公立医院变成股份制，依靠市场而不是国家和政府去生存和发展。这样做也许是个趋势，但现在的条件不成熟，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将公立医院市场化，很可能医患之间的关系就会更加紧张，医院非得配备武装力量把守保卫不可。这样说虽危言耸听，但也是事实。你想，西方实行市场化有一个民约基础，那就是由一个社团社会发展成一个公民社会，相应的公共空间建立起来了，民约规范起作用了，法律逐步建立并日益完善起来了，人们都在按照制度和法律行事。有许多人介绍了国外的医患关系为什么就较少出问题或没有问题，例如，在美国，没有医生敢收红包、拿回扣，一是因为他们的收入和地位已经是社会最高的了；二是行医中一旦哪里触碰了法律，他们随时可能被吊销行医执照，而很难再申请到。
国外的医患关系并不是一点问题也没有，只是医患之间出现问题人们并不会将怨气直接发泄到医生身上，也不会对医院有什么不满和抱怨。而是将医疗中出现的问题归于国家和政府管理得不善和支持不够，我们在电视上常常可以看到西方国家的人们会因为全民的医保问题不好而游行。
国外之所以不发生紧张的医患矛盾和直接的身体上语言上的冲突，就在于医生与患者都信任医疗制度，相信法律的保障。人们之所以依法办事遵守制度，这与他们早期就有的民约基础不无关系。当我们还没有建立健全法制体系的时候，或者我们正在从一种“私”的家族宗族走向“个人”的社会团体公民社会的时候，这样的民约基础正在形成之中。这时候将公立医院推向市场，相应的制度法律却没有建立起来，在监管全无的真空中，就会出现医院逐利甚至达到肆无忌惮的地步，百姓看病贵、过度治疗，最终会承受不了，这样不出现医患矛盾才怪了。
现在有很多人在呼吁作为医生要守住最基本的道德底线，电视剧《心术》不也在呼唤人们将医术看成是仁术？这样的道德教育从一位医生开始执业时就没有停止过，但这样的道德教育和品质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可能瞬间就会崩溃了。因此，我们还是要说，在真正缓解医患冲突方面，政府应当加强对医院的制度建设、规范建设和法制建设，要让每个医务人员知道违反制度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只有从强大的制度上入手，才能由强制遵守制度、强制规范行医慢慢转变成自动的到自觉的行动，要化解医患矛盾这个过程是不能省略的。
【医患关系：不妨换个方式思考】
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认为，医患关系是一种制度安排，医院的功能就是治病救人，而人是一种社会化的动物，社会对人有一种制度要求，因此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人会获得对制度的认知和依赖。例如，有学习的需要就会按照教育制度的安排，有工作的需要就会找到劳动就业制度，有安全的需要就会依靠司法制度，有健康恢复的需要就会服从医疗制度的安排。社会中各种制度都在发挥着不同的功能，以满足人和社会的各种需要，维持整体社会的有序运行。如果制度发挥的功能是正常的，一般不会有问题或冲突出现，只有制度的功能出现“失范”，就是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了，或是功能不良了，这样就不能很好地满足人和社会的需要了，对制度的不满和冲突就会出现。医患关系紧张就是因为医院已经将利益作为一种追求的目标，其制度的功能也随即出现了问题。医院成为一种进行交易的市场、消费的市场，就可以讨价还价、变相加价，或花钱多买优质服务，没钱就不能享受医疗服务。还有的医院利用人们对于医疗制度的依赖，变相地给人乱开药，有些药不能说是假药但至少是没有经过药监局批文的药。
正如一则报道中说道：“当核查出某医院开假药时，调查人员以患者身份来到某一中西医结合研究所附属医院第二专科门诊看病，当时就发现了重重疑点——该院部分诊室的护士全程陪同每一位患者；医生开出的处方上的药名是用数字代替；患者在交款取药时，护士将其带到医院特设的收款台交费后，再去专设的药局取药。据一些看病的患者反映，医护人员在问诊时，互相几乎不说话，医生开什么药，都和护士用眼神交流询问药品是否‘有货’。在双城市油米厂卫生所，专案组成员发现该诊所的部分诊室仍以相同的‘神秘’方式给患者看病。”医院之所以敢这样做就是利益驱使的，因此，透过医患关系紧张这一表象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医疗系统的乱象和制度上的功能不良。结构功能主义重视的还不是什么医疗制度改革、什么医药分家的问题，而是制度恢复功能正常的问题。因为医疗制度的功能不良已经影响了不只医患关系，而且还影响了社会其他制度正常功能的发挥，直至引起整个社会系统的混乱。因此，医疗制度问题是整体社会的问题，是需要在国家政府领导下，全社会动员整治的一个社会问题。
社会学冲突理论认为，医患关系紧张是医疗制度安排不合理，医疗制度过于有利于医院一方，而对患者一方则有着诸多的不利。例如，医保制度让病人不能选择医院，使医院不能在竞争中优胜劣汰，促进医方提高医疗水平和质量；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使病人对所要诊治的情况不了解，任由医院和医生处置，被误诊和吃错药是常事，有时候稀里糊涂还成了“实验品”或新医生练手的对象；责任书条款让医方可以免责，家属签字并非所愿只是无奈。这些问题的存在才是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因此，为避免医患矛盾，建立公平的、公开的、透明的医疗制度是十分必要的。日本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有人曾问过日本医生这样的问题：“当手术失败或发生意外时，病人家属来投诉、咒骂甚至肢体冲突时，怎么办？”日本专家的回答是：“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过。”他进一步解释说：“因为日本的手术是完全‘透明’的，当病人要进行高风险手术前，医生会用很长时间仔细地与患者和家属说明、对话，患者及家人在术前一般就已对手术了如指掌。”那么，会否有医院和医师故意把风险评估得很高，以便发生意外时可以推卸责任？回答是：“这在日本是绝对不允许的。院方必须提交该院的临床数据报告和同类手术在国内外的风险评估报告。如失败的临床数据远远超过标准指标，即便家属不责怪你，院方或医学协会也会做出相当严厉的处罚，甚至终身不许执医。”因此，医疗制度的公正公开透明是化解医患矛盾的重要因素。为此，社会学冲突理论建议，当一种制度不合理以后，这种制度就必须进行改革。但为什么医疗制度改革经历了多次也不能成功呢？这是因为掌控利益的权力集团同时也在控制着改革。对于他们来说任何改革他们都不拒绝，因为任何改革只是换了形式，并没有真正触动利益格局。看来医疗制度的改革应当与政治体制的改革同步才能有效果，还好，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已经拉开了序幕。所以人们对于医院的改革应当抱有信心，未来的医患关系会随着医疗制度的完善而转好。
社会学相互作用分析理论认为，医患关系紧张是缺乏有效沟通引起的，或者是只有单向的沟通而没有发生对双方都具有意义的互动。举例来说，电视剧《心术》有一段手术前的告知，当值班医生将所有的手术风险以及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利的情况告知病人家属后，病人家属已经是感到绝望了，他们不懂医学，当然无法去推敲论证了，这是从心理上已经开始接受这一严酷的事实了，如果病人手术后能活下来就是一种生命的奇迹，真的要感谢医生们的回天有术。如没下了手术台，医生们也是尽了心，只能怨这种病使人致命。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出现医患矛盾的，但这只是理论上或者医生愿望上的结果。
由于现代社会专业分工越来越细，每个行业都由专业人士组成，社会中每个人在自己的专业之外都是依靠专业人士。因此，大多数人没有一点医学知识或对整个医疗过程不懂而任由医生处置，这些人是不会闹事的；只有少部分的人可能懂得一些医学知识或对医疗过程比较清楚，还有可能是有医学界朋友帮忙参谋。如果医生对这些人依然采用单盲法告知就会遇到质疑和论证，他们会记录医生的谈话试图寻找证据，这些人令医生群体是非常头疼的。而且这些懂医学知识又懂法律的人群还在不断地扩大，当医患之间没有沟通也没有信任以后，对生命的重视就会迫使很多人接触医学。因此要想缓解医患矛盾非得在沟通上下功夫不可。同时，相互作用分析理论建议，医患之间的沟通是第一步，但仅凭沟通还不能建立起双方的信任，还应当有制度、法律的保障，因为这才是约束双方行为的有力武器。但这种制度法律不是单方面制定的，而应是医方、患者方和政府管理方以及社会这几方共同磋商的结果。
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认为，医患关系是一种制度安排，医院的功能就是治病救人，而人是一种社会化的动物，社会对人有一种制度要求，因此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人会获得对制度的认知和依赖。这样，医患关系可以看成是一种鱼水关系，患者离不开医院。就这种关系在今天出现问题，社会学冲突理论认为，医患关系紧张是医疗制度出现了问题，其根源是“利益”，看病原本是一种权益和福利，在今天却成了一种交易和消费，并且是一种信息不对称的缺失公平、透明的交易。社会学相互作用分析理论还补充道，医患关系紧张是缺乏有效沟通引起的，或者是只有单向的沟通而没有发生对双方都具有意义的互动。是否我们该考虑考虑这些因素呢？
1.医患关系紧张是一种表象，透过这一表象我们看到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2.杀医案为什么频频在一些大医院出现？这种极端事件是偶然还是一种必然？
3.中国的医改之路在哪里？为什么多次医改还是让老百姓感到看病贵、看病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