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
明崇祯十三年四月十六日（公元1640年6月5日）出生于山东省淄川县（今淄博市淄川区）满井庄（今名蒲家庄）。他的祖上虽不显赫，但“累代书香”，在当地也算是一个大户。然而到蒲松龄出生时，家道已经衰落。其父蒲槃，字敏吾，原是读书人，为养家糊口只得弃学经商。生有五子，蒲松龄是老四。
虽说人不能选择何时出生，但蒲松龄所处的时代实在是太糟糕了。他3岁时，清兵入关，下兖州，屠济南，一直打到他家乡东边不远的青州，杀了十几万人。4岁时，李自成打进北京，明朝灭亡。紧接着，清朝入主中原。5岁时，清兵血洗扬州城，消灭了南明弘光小朝廷。再后来，农民起义接连不断，清兵大刀挥舞不停，再加上大旱、大涝、地震等天灾，民不聊生，哀鸿遍野。
蒲松龄家贫，上不起学，父亲成了他的启蒙老师。他生性聪慧，经史子集过目不忘，成绩优异。19岁参加童子试，以县、府、道三个第一名考上秀才。山东学政（相当于省教育厅长）施闰章看了他的试卷，赞不绝口，感叹“空中闻异香，下笔如有神”。
如果按这个路子顺顺当当走下去，中举人，做进士，当官发财，那是相当的风光。只可惜，命运成心跟蒲松龄作对，让他一挫再挫，而他则铁了心与命运抗争，结果是终其一生，未能如愿。
科举之路走不通，而一家老小是要吃饭活命的，蒲松龄只得自谋生路。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他25岁，两次科考失败后，他开始在淄川县王村镇王永印家做私塾教师。5年后，他30岁，应同乡进士、江苏扬州府宝应县知县孙蕙的邀请，南下宝应和高邮做幕宾，即私人秘书，一直做到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这是他一生唯一的一次远游，来回路程将近1000公里。回到家乡后，他回归老本行，在淄川县丰泉乡王观正家做私塾教师，因为自己还要应试，没能坚持下来。39岁时，他来到淄川县王村镇西铺村，在前明部长级高官毕自严之子毕际有家做私塾教师，一干就是30多年。一个穷书生，长年离家在外，寄人篱下，别妻离子，收入微薄，想想就够苦的。
也是在39岁这一年（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他把自己创作的志怪传奇小说编成集子，定名为《聊斋志异》，并写下著名的《聊斋自志》：“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
古人爱《聊斋》，使其不胫而走、风行世界，自有古人的道理，老王就不深究了。现代学者推崇《聊斋》，赞美有加，是出自专家视角，老王也不多说了。这里只想探讨一个问题：作为当代普通读者，我们能从这部“奇书”中看到什么？这个问题不说清，你让我们在移动互联时代，放着那么多好玩、新鲜、有趣的东西不读，去看《聊斋》？
老王要说，越是在现在这个貌似啥都不缺的时代，越有必要读《聊斋》，因为它所包含的思想、意境、情感、想象、文采等，超越了时代，不比现在的东西差，可以让我们大开眼界。
那么，从《聊斋》中，我们能看到什么？
首先，能看到一个奇异的“多维世界”。
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三维立体，加上时间这一维，也不过四维。《聊斋》所展示的，却不仅是现实世界，还有鬼世界、神世界和妖世界，构成一个相互嵌套的多维时空。到底有几“维”，实话实说，老王也没数清楚。
在《聊斋》中，各个“世界”之间没有固定通道，但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各色人物只要本领超强，或者机缘巧合，就可以瞬间往还，好似彼此为邻；否则，关山万里，不通音信。
各色人物中，本事最大的是神仙，可以自由地出入天界、阳世和阴间。其次是妖怪，他们可以随时从山川花草中现身。再次是鬼物，他们偶尔可以跳出阴间，与活人相依为命，凡人本事最小，但在“异类”的帮助下，或在幻觉和离魂的情况下，也可以“穿越时空”或者“灵魂出窍”，上天堂、下地狱，然后平安归来。
这一时空架构，给故事增加了无穷变数。于是，我们读《聊斋》，时时处在对未知世界的期待中，而蒲松龄多半不会让我们失望，要啥有啥，想啥来啥。有人借此批评蒲松龄“宣扬封建迷信”，实在是误读。他的艺术手法类似于20世纪中叶拉丁美洲文坛兴起的“魔幻现实主义”，是把现实投放到虚幻的环境和气氛中，为现实披上了一层光怪陆离的魔幻外衣。当然，蒲松龄在世时还没有“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词，但这更说明了他的大胆和超前。
其次，能看到形形色色的凡人和“异类”。
有人说《聊斋》只写“异类”，即鬼、神、妖，这不准确，是只读选本、未通读全书的结果。其实，书中大约四分之一的篇目只写人，即凡夫俗子的活动，没有“异类”掺和。即使在鬼、神、妖故事中，也都有凡人出场，且多数由凡人唱主角。当然，这些凡人都有不凡之处，要么是能力超群，要么是行为怪异，要么是经历奇特。不奇不特的人，甭想进《聊斋》。至于那些“异类”，更是身手不凡，有来去无踪、先知先觉、呼风唤雨、兴妖作怪、点石成金、妙手回春、长生不老等诸般本事，把凡人看得目瞪口呆。
一部《聊斋》，有名有姓的人、鬼、神、妖上千个。其中的凡人，有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高官显贵、农夫商人、僧道术士、侠客武将和乞丐无赖，涵盖了社会各个阶层，类型齐全，性格各异。鬼、神、妖虽属“异类”，但也不是凭空虚构，而是社会各阶层人物的化身，有些则可以归入“外星人”“超人”之列，性格各异，千姿百态。
无论凡人或“异类”，都值得我们仔细端详。
第三，能看到离奇古怪、曲折动人的故事。
除少数简略记事的短文外，《聊斋》大部分篇目是情节完整的小说。蒲松龄是讲故事的高手，连凡人小事都能写得妙趣横生，何况大部分故事很奇特，还有鬼、神、妖出场助兴，写起来更是得心应手、开阖自如、引人入胜。
他常常寥寥数笔就搭起一个场景，稍加铺垫就掀起矛盾冲突，一波未平一波陡然又起，山穷水尽忽然柳暗花明。误会、巧合、悬疑、幻象、暗示、渲染，他运用得炉火纯青。柔情处，让人遍体酥软；美妙处，让人心驰神往；悲惨处，让人伤心欲绝；恐怖处，让人毛骨悚然。
第四，能看到一幅宏大、逼真的社会图景。
所谓“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形容蒲松龄很合适。他虽然最远只到过江苏，偶尔去济南、青岛走走，大多数时间待在淄川乡下，但他学识渊博、视野极宽、想象更是无边无际。
《聊斋》的视野有多宽，说出来真是出人意料。它所描写的地域非常广，北到辽宁，南到南沙，西到甘肃、云南，东到太平洋岛国。它所展示的场景非常多，上至天宫、皇宫、王府，下至市井、乡间、地狱。故事题材很丰富，有男女恋情、科举悲欢、家庭琐事和邻里关系，有官场内幕、司法案例、市场竞争和战争风云，还有宫廷秘事、域外奇谈、动物珍闻和自然奇观等，真是包罗万象、蔚为大观。
蒲松龄把写实、夸张、魔幻、谐谑等手法交替运用，在荒诞中揭示社会本质，在幻想中抒发个人情感。从单篇看，展示的场景都不大，但全书合起来，则是明末清初中国社会的全景图。这幅图现在并未过时，其中的许多人和事给人以“今人今事”之感。有些超前的想象，如个人飞行器、长生不老药、换头术、天梯等，恐怕再过一百年也未必能全部实现。
第五，能看到一位善良书生的内心世界。
蒲松龄聪明、敏锐，感情丰富，思想活跃，既有爱憎分明、疾恶如仇的一面，也有与人为善、宽厚包容的一面，这在《聊斋》故事中，特别是托名“异史氏”的评语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他评判事物没有固定的教条，一切以人为本、就事论理，力挺真善美，抨击假丑恶。他对自由恋爱的向往、对科举制度的不满、对贪官污吏的痛恨、对官场“潜规则”的无奈、对孝悌诚信的赞赏、对科学技术的向往等等，都能引起当代人的共鸣。
《聊斋》内容丰富，底蕴深厚，像一面多棱镜，每位读者都能从中看到一些独特的东西，发出会心一笑。鲁迅评《红楼梦》，说“经学家看到易，道学家看到淫，才子看到缠绵，革命家看到排满，流言家看到宫闱秘事”，这对《聊斋》也完全适用。
总之，《聊斋》是一部有内涵的书，一部耐品味的书，一部很好看的书。
但是要让《聊斋》跳出文人书斋，重新走进公众视野，变成普通读者看得明白、看得轻松、看得津津有味的大众读物，必须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前提下，对文本处理和编排方式做大刀阔斧的改进，让《聊斋》换个模样。
于是，从2008年起，老王不揣愚陋，利用业余时间，向这部“旷世奇书”开刀，一口气做了六件事：
第一件事，给《聊斋》分类。
《聊斋》内容驳杂，题材跳跃性很强，篇幅长短不一。蒲松龄凑够了一册，就钉成一卷，没有分类。
清朝乾隆年间，山东省蒲台县县丞王金范从借来的抄本中选出二百八十一篇（约占全书的一半），删繁就简，分门别类，编印了《王刻聊斋志异》。该书共十八卷，分为二十五个门类。
这件事给老王以启示：《聊斋》是可以分类的，不必萝卜白菜“一勺烩”。古代的老王可以这么做，现代老王为什么不可以？
但对于古代老王的分类标准，现代老王却不敢恭维。首先，它的标准不统一，一会儿按故事主旨分，分成“孝”“悌”“智”“贞”等类别；一会儿按故事情节分，分成“梦征”“情痴”“炎凉”“谑报”等类别；一会儿按人物属性分，分成“仙”“鬼”“狐”“妖”等类别。标准不一，导致内容交叉。其次，类别太多，共有二十五个，等于没有分类。第三，各个类别的篇数差别太大，有的只包括一篇作品，有的则多达五十五篇。
要分类，制定科学的分类标准是关键。这个分类标准，一要有内在逻辑，以便于读者掌握。二要坚持统一，要么按人物分，要么按题材分，要么按篇幅分，一个标准管全书，不能变来变去。三要考虑结果，使各个类别的篇数、字数大致均衡，不能有薄有厚。
在反复摸索中，老王终于发现一个“大秘密”：原来，蒲松龄是按照四个“界别”大体平衡的原则来写作的。这四个“界别”，就是人、鬼、神、妖。他对四者一视同仁，这个“界别”写了多少篇、多少字，那个“界别”也会写多少篇、多少字，不偏不倚，没薄没厚，齐头并进，等量齐观。
发现了这个奥秘，分类标准就形成了，就是以“主要角色的身份属性”为唯一标准，把全书四百九十七篇作品分成四个集子：
鬼魂集——“鬼物”和“游魂”的故事。
神仙集——“天神”、“仙人”和“术士”的故事。
人世集——“凡人”故事以及世间的“怪事”和“奇观”。
妖怪集——“狐精”和“百怪”的故事。
标准确立之后，具体分类过程还会遇到难题。这主要是因为，在《聊斋》的一些篇目中，角色很多、很杂，除了“凡人”，还有“异类”，甚至人、鬼、神、妖一起出场，分到哪一集似乎都有道理。但如果随意分类，就会乱了套。
老王的做法是：首先，只要有“异类”出现，就不放入“人世集”。理由是，“异类”的出现使故事的性质变了，不再是纯粹的人间故事。比如，《珊瑚》的大部分是人间故事，但在关键节点上，女主角珊瑚的公公的鬼魂两次出现，对情节转折起了决定性作用，所以该篇被剔出“人世集”，归入“鬼魂集”。《念秧》也基本上是人间故事，但其中有一个狐狸精，对战胜骗局至关重要，所以被归入“妖怪集”。其次，当多种“异类”同时出现时，具体放入哪一集，要看除“人”之外哪个角色起了重要作用。比如，在《晚霞》中，鬼、神同时出场，但鬼是主角；在《捉鬼射狐》等篇目中，鬼、狐同时出场，但是鬼的作用最大，所以，这两篇均被归入“鬼魂集”。而在《莲香》中，狐和鬼同时出现，但狐女莲香是主角，所以被归入“妖怪集”。第三，“术士”（包括“妖人”和“半仙”）是一个特殊群体。根据其表现和能力，既可以说他们是“有特异功能的凡人”，也可以说他们是“由凡人变成的妖怪”，还可以说他们是“半仙”，即“半拉子仙人”。老王考虑再三，决定将其归入“神仙集”，因为他们的能力与神仙更接近，只是还做不到长生不死。
分类的结果是，每集的篇目都在一百篇以上，二十五万字（含注释和点评）左右，界限比较清晰，页数比较均衡。若采用别的分类标准，都达不到这个效果。
有了自成一册的分类本，喜欢某一类别的读者就可以撇开其他，专把这一类作品读个够。比如你喜欢鬼故事，那就专看《鬼魂集》吧，保证篇篇有鬼，个个惊魂！看得多了，你对鬼魂的身份特点、行为方式、喜怒哀乐就会有充分认识，就不会“谈鬼色变”了，甚至会喜欢他们。
第二件事，分段和分节。
分段就是根据句子内容，对文章进行分割，增加段落数量，减少每段字数。
《聊斋》多数是小说，有对话和动作，分段不难。凡是意思相对独立的部分，就可以划为一个自然段。这样做，可以增加跳跃性，消除沉闷感，减轻读者的心理负担，使文章显得层次分明、脉络清晰、轻快易读。
对于篇幅较长、情节复杂的篇章，仅仅分段是不够的，还要分节，就是以空行的形式，把文章分成若干单元。一般来讲，场景转换、新人物出场、新矛盾出现的地方，就是新一节的开始。此外，蒲松龄的自我点评“异史氏曰”前面也空一行，以区分叙事和议论。
分段和分节是现代书籍、报刊常用的文本处理手法。古人依照当时的书写习惯，很少这么做，但这不应妨碍今人对古文进行再处理。例如，古典诗词原来是不分行的，现代书籍排版时通常每句诗占一行，显得整齐划一、韵味更足。这种处理方式，不是“不尊重原著”，而是帮助原著更顺畅地走近当今大众。既然诗词分行是允许的，那么，在不改动原文的前提下，对《聊斋》进行分段、分节又有何不可呢？
第三件事，给作品添加题目。
为方便读者快速把握正文题材，强化对故事的记忆，老王为每篇文章添加了一个副题。
《聊斋》原著的篇名都很简略，多为一到四字，最多的只有五字。为了与之相称，副题也作得很简略，一律是四至五字，放在括号内，以示和原题有别。
副题的来源有三个：一是借用原作中的词句，如《画壁》（幻由人生）、《巩仙》等，这叫“原汤化原食”；二是引用古代评论家的评语，如《乔女》（图报知己）等，这叫“借花献佛”；三是老王概括提炼的，如《阿纤》（老鼠爱大米）、《珠儿》（小鬼当家）等，这叫“狗尾续貂”。
第四件事，用夹注方式解难点。
注释的形式有多种，放在篇末的叫“尾注”，放在页边的称“边注”，插在文句中间的叫“夹注”。为避免“尾注”和“边注”带来的阅读障碍，老王对《聊斋》正文一律采用“夹注”的形式，即在生僻字词后面加括号，用楷体小字标注读音、含义。例如“孝廉（举人）”“御史行台（监察部官员）”
“嗷嘈（读‘熬曹’，喧哗）”“秉烛（手持蜡烛）”“回阳（复活）”等等。
《聊斋》中需要解释的字词很多，每个字词又往往兼具本义、引申义等多个义项，如一一详注势必冗长，那就同“尾注”一样累赘了。为达到言简意明的效果，老王确定了几条规则：一是能不注的尽量不注，如“俄”“俄顷”“少间”均表示“一会儿”和“片刻”，文中经常出现，不加注。二是对成语典故只标注当前义，不介绍来源，比如“娘子军”一词，出自《唐会要·公主杂录》，原指军队里的“公主军”，借指悍妒之妇，老王的夹注只取3个字：“悍妇们”；三是除了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需要多介绍几句外，一般字词的释义只用几个字，越少越好；四是对生僻字词的读音，尽可能用同音字标注，万不得已才用汉语拼音，如“媪（读‘袄’，老太太）”“辇毂（读‘碾古’，皇帝车马）”“晡（读bū，下午3至5时）”“逡巡（徘徊）”等；五是每一篇自成一体，该注的皆注，不因前面的作品已有同一注解而省略。
第五件事，给无主语句加主语。
《聊斋》是文言文，为使句子简练，经常省略一些成分。省略别的成分，比如宾语、状语之类，尚可从上下文猜出来，若省略主语可就难懂了。然而，偏偏《聊斋》中省略主语的句子特别多。比如《小谢》片段：
小谢又引其弟三郎来，拜生门下。年十五六，姿容秀美，以金如意一钩为贽（读“至”，见面礼）。生令与秋容执一经（经书），满堂咿唔。
文中，“年十五六”无主语，从上文可猜出是指“其弟三郎”。但如果不会猜，就可能误以为是指“小谢”。
为解决这个问题，老王采取了“加主语”的方法，使无主语句变成完整句。为与“夹注”的圆括号区别开来，老王对所加的主语使用方括号，即“[ ]”。添加主语之后，上面的片段变成了下面这样：
小谢又引其弟三郎来，拜生门下。[三郎]年十五六，姿容秀美，以金如意一钩为贽（读“至”，见面礼）。生令与秋容执一经（经书），满堂咿唔。
第六件事，对《聊斋》逐篇点评。
对《聊斋》进行点评，始自王士禛，那是一位比王金范更老的“老老王”，堪称“评点《聊斋》第一人”。
王士禛（1634—1711年），山东新城人，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阳山人，比蒲松龄大六岁。当蒲松龄还在拼命考举人时，他早已中了进士，成了朝廷高官，官至刑部尚书（正部级）。他还是清初文坛领袖，被誉为“一代宗师”，著有《池北偶谈》《渔阳诗集》等著作。他在毕际有家认识了在这里当家庭教师的蒲松龄，看到了《聊斋》手稿，极为欣赏，于是“按目索阅”，作了三十六处点评，还作了一首诗：“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高官的评价，对蒲松龄继续创作《聊斋》是很大的激励。
继王士禛之后，又有冯镇峦、何守奇、但明伦、方舒岩等清代学者对《聊斋》作了点评。诸家评语，或阐明作者旨意，或品评为文之法，或考据传闻异同，都极具参考价值。
当代人点评《聊斋》的也不少，视野更开阔，不过，逐篇点评的不多见，我仅见过一种，还是选编本。
老王试着为每篇作品写一篇评语，用当代人的眼光、语言来品评这部奇书。每个点评少则二三百字，多则一千多字，四百九十七个点评总计三十多万字。
老王的评语都是有感而发、率性而为、无拘无束，也许很幼稚、很片面、很浅薄，甚至是一派胡言，但这些都是原创，发自内心，权当作老王与读者朋友交流心得吧。
王咏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