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海上航行了六天以后，进入雅茅斯[14]港外的锚泊地带。由于船是逆风航行，而且风不大，所以自从遇上风暴以来，只航行了很短一段路程。我们不得不在这儿锚泊，一直是逆风，换句话说，是西南风，我们在这儿停泊了七八天。在这段日子里，有大批从纽卡斯尔[15]来的船只进入锚泊地带；雅茅斯是个有各地船只来往的港口，船只在那儿可以等起了顺风，开进那条河[16]去。
我们本来不用在这儿停泊这么久的，而是乘着涨潮向河流的上游驶去，但风刮得太大了，我们待了四五天以后，风刮得更大了。然而，由于那片锚泊地带被认为同港口一样安全可靠，锚泊的位置又好，而我们的锚泊装置又很牢固，我们这些人都没有一点儿心事，一点也不担心危险，而是按照海上生活的方式把时间花在休息和寻欢作乐上。但是第八天早晨，风变大了，我们大伙儿都动手干活儿，卸掉中桅，把一切安排得妥妥帖帖，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让船员可以尽可能方便地掌握船。将近中午的时候，海上已经白浪滔天，船头已经泡在海水里，船里也灌了几次水。有一两回，我们以为我们的锚已经被风浪移动了。这时候，船长吩咐把备用的大锚抛下去，这样，我们在前面抛了双料锚[17]来停泊，两条锚链绕在锚链固定端上。
说真的，这时候，刮起了可怕的大风暴，当时我开始看到甚至在那些经惯风浪的水手的脸上也看到了恐怖和惊讶的神情。船长虽然聚精会神地干着保全船只的事情，然而一会儿走进，一会儿走出他的在我隔壁的舱房，我可以听到他几次在低声对自己说“主啊，对我们发发慈悲吧，我们全都要玩儿完啦，我们全都要没命啦”诸如此类的话。在最初发生慌乱的时候，我处在浑浑噩噩的状态，一动不动地躺在一般水手住的舱房里，没法说自己是什么心情；我没法再像上次那样忏悔，我已经把那些忏悔之词明目张胆地踩在脚底下，硬下心来嗤之以鼻；我原以为死亡的痛苦已经过去，这一回也同上回一样，不会出事的。但是，正像我刚才说过的，等到船长走过我的身旁，说我们都将玩儿完的时候，我吓得没命了。我起身离开自己的舱房，向外看去。这样叫人惊恐的景象我有生以来还没有见过哩。一个个海浪比山还要高，每隔三五分钟就向我们撞来。在我还能向周围看的时候，我只看到形势险恶，危机重重，除此以外，别无所见。我们发现，两艘停泊在附近的船由于货装得多，吃水深，已经砍掉了船侧那些桅杆。这时我船上的人大声喊叫，原来停泊在离我们约莫一英里外的一艘船沉没了。又有两艘船经不住风吹浪打，已经走锚，正在身不由己地离开锚泊地带，向大海漂去，船上一根桅杆都没有了。那些小船倒应付得挺有办法，在海面上还不至于那么摇摆颠簸；有两三艘小船凭着一面撑杆帆，顺风航行，从我们的船旁经过，飞也似的驶去。
将近黄昏的时候，大副和水手长都求我们的船长让他们砍掉前桅，船长迟迟不愿同意。但是，水手长向他断言，要是他不愿砍的话，那么船就会沉没。他终于同意了。他们砍掉前桅以后，只剩下一根孤零零的主桅，可船摇晃得那么厉害，迫不得已他们把主桅也砍了，于是，甲板上平平坦坦，一根桅杆也没有了。
我只是一个初次出海的人，上一回只遇到了一点儿风浪，就吓得丧胆亡魂，所以任何人都不难判断，我眼下处在怎样的心境中。但是，要是我能在多年后回想起当时我的心情的话，我心里最害怕的倒不是死亡，而是我表示过对出海的后悔，后来又回到最初恶劣地下定出海的决心，这种害怕的程度十倍于对丧命的恐惧。这种想法加上对风暴的害怕，使我陷入一种没法用言辞表述的境地。但是，最糟糕的情况还没有来到，风暴持续着，来势那么猛烈，连那些老水手都承认，他们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比这更糟糕的。我们的船是艘好船，但是装了许多货，在海中不停地颠簸；水手们时不时地高声喊叫：船要泡汤了。我这个外行倒显示出有利的一面，我不懂得他们说的“泡汤”是什么意思，问了以后，才心里有数。然而，风暴是那么猛烈，我看到了一个不常见的景象：船长、水手长和一些比其他人有脑筋的人都在祈祷了，而且随时在估计船会沉入海底。半夜里，我们已经受尽折磨了；有一个特地到下面去查看的人大叫起来，我们的船漏水了；另一个说底层舱里有四英尺积水。接着，所有的人都被叫去用水泵抽水。听到那话，我想，我的心停止跳动了。我原来坐在床边上，向后一倒，倒在舱房里。不过，那些人弄醒了我，对我说，我虽然什么也不会干，跟别人一起抽水还是行的。我受到激励，走到水泵前，劲头十足地干起活儿来。大家在抽水的时候，船长看到几艘小运煤船；那些船经不住风暴的冲击，不得不浮动着，向海外漂去；它们将会靠近我们。船长下令开炮，发出船只失事的信号。我压根儿不懂得这是什么意思，大吃一惊，以为船身已经断裂，或者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总之，我吃惊得摔倒在地，晕了过去。这是个人人都得考虑自己性命的时候，没有人关心我，或者我的下落。一个人走到水泵附近，用脚猛地把我拨到一边，让我躺着，以为我死了。我过了好一会儿才醒过来。
我们不断地干活儿，但是底层船舱里的水位愈来愈高，明摆着船一定会沉没。尽管风暴稍微小一点儿了，然而船不可能在水面航行，让我们进入一个海港，所以船长继续开炮求救。我们前面一艘不大的海船顶住了风暴，冒险派出一艘小艇来援救。小艇不顾船毁人亡的危险，划近我们，但是不可能让我们登上小艇，也无法让小艇停在我们的船边。后来，那些人使劲地划着，冒着生命危险救我们。我们从船尾抛出一根拴着一个浮标的绳索，把它放下去，放出很长的一段距离；他们花了好多手脚，冒了很大危险，最后总算抓住了它。我们把小艇拉近，靠在船尾，接着大伙儿就从船上下到他们的小艇上。到了艇上以后，不管是他们，还是我们，都认为要登上他们自己的海船是万万不能的，所以大伙儿一致同意，且让小艇在水面漂着，另一方面，我们竭尽全力使它向岸边靠去。我们的船长答应他们，要是小艇撞在岸上，撞出了窟窿的话，他会向他们的船长赔偿的。就这样边划边漂，我们的小艇向北航行，几乎直到温特顿海岬[18]才靠岸。
我们离开海船顶多不过一刻钟，就看到船沉下了，于是，我第一次知道船在海上泡汤是什么意思。我必须承认，水手们告诉我船在沉下去的时候，我几乎眼睛都没有向上看；因为我当时与其说是登上小艇的，倒不如说是被塞进了小艇。从那时候起，我的心可以说是停止了跳动，部分是由于对眼前的危险景象的担忧，部分是由于对以往的遭遇和对我还会遇上什么事的恐惧，才产生这样的现象。
尽管处在这样的情境中，人们还是使劲地向岸边划去。每当我们的小艇被抛上浪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海岸，就看得见许多人在岸上跑过来，只要我们靠近岸，他们就会搭救我们。但是，我们只是慢腾腾地向岸边漂去，没法靠岸，终于漂过了温特顿的灯塔。那里，海岸向西延伸，往克罗默[19]方向偏过去了，这样，陆地稍微偏离了风暴的威力。我们在这儿插进去，尽管也经历了一番困难，终于一股脑儿安全登陆，后来行到雅茅斯，我们是落难的人，在那儿不但受到商人和船主，也受到当地官员的好心招待。官员们给我们提供上好的住所，他们还给我们足够的钱，好让我们去伦敦，或者回赫尔，只要我们认为哪儿合适，他们就让我们去哪儿。
我要是当时有脑筋回转赫尔，到家里去的话，那我就幸福了；我的父亲会像我们神圣的救世主耶稣的寓言中的父亲那样，甚至为我宰杀那条肥牛犊[20]，因为听到我乘的船在雅茅斯锚泊地带出事以后，他过了好久才相信，我没有在海中死于非命。
但是，我当时被厄运缠住了身子，一心只想往前闯，绝不回头，固执得什么也挡不住我，所以尽管有几次我的理智和比较稳当的判断力高声呼唤我回家去，然而我都办不到。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也不愿强调说这是冥冥之中一种不容违抗的天命，催逼着我们去当自我毁灭的工具，哪怕毁灭就在我们眼前，而我们还是眼睁睁地向它撞去。当然喽，只有这种即将来到的、由天命注定的和不可避免的苦难——这是我无法逃避的——才能推动我继续往前闯，不顾我的最隐秘的思想中的心平气和的推理和劝说，不顾我在第一回出海的尝试中遇上的那两次这样的教训。
我的那个伙伴他是船长的儿子，以前撺掇我铁了心出海，眼下他的闯劲却比我差了。我们来到雅茅斯两三天以后，他第一回跟我说话，因为我们分开住在城里几个地方。——我是说，这是他跟我分开后他第一回看到我。他的口气听起来变了，神情显得很忧伤，摇摇头，问我怎么办，还告诉他父亲，我是谁，和我参加这次航行只是为了打算远走海外而作的一次考验。他父亲向我转过脸来，口气非常郑重和关切：“年轻人，”他说，“你再也不应该到海上去了，你应该把这次出海当作一次明摆着的一清二楚的证明，你没法当一个航海家。”“这是从何说起，先生？”我说，“难道你也不再出海了吗？”“那是另一码事，”他说，“这是我的行当，所以也是我的责任；不过，你却把这一次航行当作一场考验，你瞧，老天爷已经让你尝到了你打算一意孤行的滋味了；也许是你的缘故，咱们才遭到了这场灾难，就像约拿[21]在开往他施的船上那样。”“请问，”他接着说下去，“你是干什么的？你干吗要出海？”一听这话，我把自己的经历讲了一些给他听；听到最后，他莫名其妙地激动起来，大发脾气。“我到底干了什么啊，”他说，“竟然让这么一个不幸的浑小子上了我的船？哪怕给我一千镑，我也不会再让你跟我一起登上同一艘船。”我敢说，这确实是因为他心疼他的损失，心情还很激动，所以才情不自禁地发起牢骚来，然而不管怎样，他不应当说这么过分的话。不过，他后来对我说话倒是非常严肃的，再三劝我回到我父亲身边去，不要惹得上帝发火，把我毁掉，还告诉我，明摆着老天爷在跟我作对。“年轻人，”他说，“毫无疑问，你要是不回去的话，不管你上哪儿去，你都免不了会遇上灾难和不如意的事情，直到你父亲的话在你身上应验为止。”
我们很快就分手了，因为我没有回答他的这番话，也没有再见他；我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至于我自己呢，衣兜里还有点儿钱，就走陆路去伦敦。不但在路上，而且在到了那儿以后，我的心里经历着许多斗争，盘算我到底应该挑选怎么样的生活道路，到底是回家呢，还是出海。
回家嘛，这在我的种种想法中是可供我选择的最好意向，但是我丢不起这个脸。我不愿走回头路。这个想法马上会让我想起我会遭到邻居们的嘲笑，想起我不但会害臊地看到我的父母亲，还会看到其他一切人。我从那件事情开始，从此时常注意到人类，尤其注意到年轻人共同的性格在对待这种情况下应该引导他们的理性是多么不恰当和非理性。这就是说，他们对犯过错倒不害臊，反而认为悔过自新是一种耻辱，不为他们干出了应该恰当地被认为是蠢货干的勾当感到羞耻，反而对只会使他们被认为是聪明人的改正行为引以为耻。
然而，我继续在这样的情况中度过了一些时候，拿不准采取什么措施，走怎样的生活道路。我一直没法打消不愿回家的念头。过了一阵子，我对那段痛苦的经历的回忆消除了，随着回忆的消除，我回家的那股小小的冲动也消除了，直到我完全把这种想法撇在一边，又想望一次航行了。
是那股邪恶的控制力量首先把我带出我父亲的家，使我发疯似的、没有好生考虑就匆忙地产生要发财致富的念头，而且硬是把些痴心妄想塞进我的脑子，使我把一切忠告和我父亲的苦苦相劝，甚至命令都当作耳边风——唉，那股同样的控制力量，不管它究竟是什么吧，把一切行业中最不幸的一种摆在我眼前。我登上了一艘开往非洲海岸的海船，或者用我们的水手通常的说法，一次往几内亚[22]去的航行。
我的大不幸是，在我的一切出海历险中，我没有以水手的身份待在船上。有了那个身份，尽管我确实可能比一般的人要干得辛苦一点儿，然而同时就学会了普通水手的职责和本分。过了一定的时候，可能为自己取得大副或者代理大副的资格，哪怕当不上船长的话。不过，既然老是挑选错误的决定是我的命，所以这一回我也犯了错误。因为我衣兜里有钱，身上穿着讲究的衣服，我的习惯是在船上总是要当有身份的人，所以我在船上什么都不干，或者学着干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