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
一
唐代诗人祖咏，洛阳人，为盛唐前期的田园山水派诗人。公元725年（开元十二年），他到长安应试。在考场做应制诗，规定要做十二句，他只做了四句就交卷了，这种“止其当止”的为文范例，重温一下，也许不无益处。
唐代的科举制度，到玄宗朝，开明经与进士两科取士。明经要好考些，录取率为十之一二；进士要难考些，录取率为百之一二，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现在也难推断祖咏入场时的年纪。从他交往较多的同辈诗人王维、储光羲来看，祖咏考中的这年，他也该是近三十岁的人了。
他的主考官为杜绾，《新唐书》有名无传，唯知出身高门望族。这位主持考政的学官，我很钦佩。因为他不那么教条主义，而且心怀宽荡，按今天的话来说，能够接受，或虽不接受但能够理解新新人类的新颖创造，实在是不容易的。一般来讲，在学界，稍有成就者，对于后进者的尝试，动辄挑剔打压；在文界，名声响亮者，对于初学者的创造，往往鄙蔑不屑，这也是屡见不鲜，看多了看久了，也就是见怪不怪的事情了。因此，在学术界，新芽之崛起，在文学界，幼苗之成长，要是碰上这班老爷，倒霉是注定的。祖咏属于幸运者了，赶上了这么一位相当明智而且理智的考官。
换个主，说不定早把考卷扔进纸篓，还要召来申斥一顿的。
进士考，分帖经、杂文、时务策三场，而杂文考，只需就题作诗与赋各一篇。唐人重诗，是唐诗繁荣的基础，而官方提倡，更是推波助澜。诗写得好坏，事关大局。祖咏进场以后，拿到的诗题为《终南望余雪》，限五言排律一首，六韵十二句。
祖咏这样写他的应制诗：“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只四句，二十个字，就交卷了。
宋人钱易在《南部新书》里，提到了这则文坛嘉话：“祖咏试《雪霁望终南》诗，限六十字。成至四句，纳主司。诘之，对曰：‘思尽。’”宋人计有功的《唐诗纪事》卷二十，也有记载。清人编《全唐诗》，在此诗下加注：“有司试此题，咏赋四句即纳，或诘之，曰意尽。”
无论是“思尽”也好，“意尽”也好，只要“尽”了，就搁笔。这就叫“止其当止”。终南山在长安的西南，站在城中眺望，只能看到山的背阴一面，而且还是高耸入云的峰巅部位。因为雪停了，天晴了，山顶那皑皑积雪，在落日的余晖里，显得格外的光亮，可在城里此刻，正是傍晚时分，太阳西落，寒意顿起，冷的感觉也益发的袭人了。
确实，诗写到这里，仔细想想，接下来真是没有什么可写的了。因为题目摆在那里，写什么都是多余的了。
主考官杜绾，虽然“诘之”，但听到这个考生回答“思尽”，也就理解，也就宽容，也不因他只写了四句而扣分。最后三场考下来，终于中式，终于释褐，成为进士。
苏东坡谈作文经验：“所可知者，常行其所当行，常止于其不可不止。”其实，行之匪易，止则更难。因为行的驰骋空间，相对要宽阔些，而止的选择余地，则相对是有限的。所以，止到好处，也就是“止于其不可不止”，恐怕是每个写作者，都会碰上的难题。
明代的谢榛，前七子之一，在《四溟诗话》卷二里，谈论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发表了这样一个观点：“大篇决流，短章敛芒，李杜得之。大篇约为短章，涵蓄有味；短章化为大篇，敷演露骨。”抻面好吃，文章抻长了就不好看了。为什么当代一些作品，越写越长而越臭，越写越多而越糟呢？就是不甚了然“止其当止”的道理。“意尽”了，“思尽”了，就不必再“码字”下去。一碗米，加三碗水，煮出来为饭；一碗米，加五至六碗水，煮出来为粥；一碗米，加一百碗水，煮出来，除了增加排尿量以外，别无益处。
二
说来你也许不信，当舅舅的把自己的外甥杀了，只是为了一首诗。
行凶杀人，是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会发生的事情。而至亲骨肉，夺命相残，虽比较稀见，但此类刑事案件，未必不会发生。可为了这个无论如何都不能成为理由的理由杀人，听起来有点天方夜谭。
在俄国，有通过决斗，想杀死对方，而自己却被对方杀死的诗人，如普希金；在中国，有先拿斧头，杀死妻子，然后又举起斧头，把自己砍死的诗人，如顾某。这两位采取极端手段的诗人，情之所至，犹可理解。但唐代这位诗人舅舅，为一首诗的署名权，把同是诗人的外甥，置之死地，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翻开《全唐诗》，卷五十一，宋之问有一首《有所思》，卷八十二，刘希夷有一首《代悲白头翁》。除了第三句，宋的“深闺女儿惜颜色”，与刘的“洛阳女儿好颜色”，有六个字的微小变通外，其余悉皆相同。依拙见，就这点改动而言，名气大的宋之问，比较造作，远不如名气小的刘希夷，比较自然。正是这首诗，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悬案，一桩出了人命案的笔墨官司。
据元人辛文房撰《唐才子传》，这个宋之问，就是刘希夷的舅舅。刘希夷是个不太走运的诗人，《全唐诗》有关他的一段记载：“希夷善琵琶，尝为《白头吟》云：‘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既而悔曰：‘我此诗似谶，与石崇《白首同所归》何异？’乃更作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既而叹曰：‘复似向谶矣！’诗成未周岁，为奸人所杀。或云：宋之问害希夷，而以白头翁之篇为己作。至今有载此篇在《之问集》中者。”
《全唐诗》是官方出版物，“或云”这两个字，就很有政府新闻发言人那种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的口吻；而文人笔下的《唐才子传》，这段史实，就写得率直真实，爱憎分明了。辛文房说：“希夷天赋俊爽，才情如此，想其事业勋名，何所不至？孰谓奇蹇之运，遭逢恶人，寸禄不沾，长怀顿挫，斯才高而见忌者也。贾生悼长沙之屈，祢衡痛江夏之来，倏焉折首，无何殒命。以隋侯之珠，弹千仞之雀，所较者轻，所失者重，玉迸松摧，良可惜也。况于骨肉相残者乎？”
因此，文人相轻，很可能成为文学较量的激化剂，似应提倡。但这种较量一旦远离文学本身，借助于文学以外的种种手段，以达到压倒对手的目的，而成为文学的强者，结果，无非如宋之问收拾刘希夷那样，终究要遭到历史的嘲笑。“文人相轻”一旦到了“文人相嫉”的地步，尤其那些才情不如人，又不甘心不如人，恰巧手中握有一定权力的人，在嫉妒心的驱使下，便可能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了。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隋炀帝了：“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更能作空梁燕衔泥’否？”又，“炀帝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独不下帝，帝每衔之，胄竟坐此见害，而诵其警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耶？”（唐·刘餗《隋唐嘉话》）
宋之问的行径，是不是受到隋炀帝的启发，不可得知。但是，杨广杀掉文学对手以后，那悻悻然的嘴脸，不也很令人唾弃的么？文人相轻，或许无妨，文人相嫉，而且搞小动作或大动作，便是切戒的事情了。若真像隋炀帝或宋之问那样干掉自己的文学对手，也许你有可能赢得一时，但是你却百分百地失掉了永远，算算这笔账，也许会感到划不来的。
三
江南的早春季节，最能想起来的，便是这首小诗：“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一枝绽放的红杏，浥着朝露，从墙里伸展到墙外，在那静静的小村里，在那幽幽的小巷里，可以想象那是多么优美的情景。
“红杏出墙”，后来被作为妻室外遇的隐喻词，倒是这首诗的作者——南宋诗人叶绍翁始料未及的。他去探望朋友，未果，那枝开到园外的红杏，正是满园春色关不住的写照，也许这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遂有了这首极精致的小诗。
我想，他在写作这首《游园不值》时，肯定想起来前辈陆游的那首《马上作》：“平明小陌雨初收，淡日穿云翠霭浮。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
两首诗的结束句，何其相似乃尔，显然叶诗由陆诗脱胎而来。南宋大诗人陆游（1125—1210）健在的时候，就享有盛誉，拥有盛名，亲自编校自己的作品九百首，生前就出版问世了。因此，他的诗集，影响极大，传播极广，其人其文，广为人知。叶绍翁为南宋中期诗人，并非是很有名气，连生卒年都无记载。作为后进，作为晚辈，从老先生写的那首诗里，得到悟解，受到启示，产生创意，大有可能。
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到，一，叶借用前人的诗意，写自己的诗，借得坦然；二，当时的人和后来的人，对这两首颇为相似的诗，并不感到突兀，读得坦然；三，似乎陆游也不觉得这种蹈袭，有什么不当的地方，没有发脾气，甚至没有皱眉头，处之坦然——这种相安无事，大概就是大师之间的豁达了。应该说，有陆的诗，才有叶的诗，而有了叶的诗，陆的诗也随之光大了。钱锺书先生认为叶的这首诗，要比陆的诗写得更为新警。“新警”一词，比较少用，故而眼生，乃“清新精辟”之意，褒其有后来居上之势耳。千百年来，这两首“红杏出墙”，挂在人们口边，遂成诗人之间的传承韵事。
唐代李白，很少敬服谁，独对南朝齐代的谢脁，表现出始终如一的尊崇。李有一首《金陵城西楼月下吟》，其中的“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句，甚至将谢朓诗《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中，“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嵌入自己的诗中。清人王士禛说他“一生低首谢宣城”，是说到了点子上的。这种既是认同，又是共鸣，也是时空转换中艺术生命力的延续、张扬和创新的笔法，可以视作大师对大师，一种心灵上的折服。只有小师对小师，才鸡一嘴，鸭一嘴，互不服气地在比高低，脸红脖子粗地斤斤计较。
在文学世界中，无心的雷同，有意的借鉴，不幸的撞车，难得的巧合，是常见常有的事。我想，宽宏一些，谅解一些，大度一些，应是君子之风。你写出了一，人家在你一的基础上写出了二，对于丰富文学的可能性来讲，岂不相得益彰么？至于拙劣模仿之徒，无耻抄袭之辈，一个赖剽窃为生的文学小偷，是又当别论的。我赞成这种自信的大家风度，只有那些长于相轻，短于相敬的小文人，才会把自己的与别人的不谋而合，别人与自己的不约而同，当作天大的事，告状之，诉讼之，官司之，判决之。后来我也渐渐明白，越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同行，小本生意，现趸现卖，肚皮瘪瘪，腹中空空，你要抢了个先，他只好喝西北风，难怪是大方不起来的。像陆放翁，一生写诗近万首，如海一般汪洋恣肆，一首半首诗，被年轻人用来再创造，三千弱水，不过取一瓢饮耳，值得当回事，跑到法院去敲登闻鼓，鸣冤叫屈吗？
所以，一个狗肚鸡肠的文人，是成不了真正的文学大师的。
四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的这首《赠汪伦》诗，因为编进了小学语文课本，在中国大地上，几乎无人不知。但是，要问一下，诗中的这位主人公，他的来龙去脉，他的履历行状，就没人说得上来了。
只有一个解释，汪伦是一个普通人。
据《李白集校注》，另有《过汪氏别业二首》，据称也作《题泾川汪伦别业二章》，似可参证。即使这首诗，也没有什么汪伦的细节介绍。只知这位主人，可能很富有，也很好客，因此有条件邀请李白到他家小住。而且他还拥有别墅，在泾川的山清水秀处，正合诗人的雅兴。两人虽然初次见面，“畴昔未识君，知君好贤才”，因此，诗人与汪伦相当投契，一见如故。而且，主人家的高规格接待，也让诗人感动。“我来感意气，搥炰列珍羞”，看来，唐朝的“徽菜”，就相当考究了。
从诗句“相过醉金罍”、“吴歈送琼杯”看，李白在汪氏别业小憩，吃得固然开心，喝得好像更加开心。诗题下有校者注：“白游泾县桃花潭，村人汪伦常酝美酒以待白，伦之裔孙至今宝其诗。”
汪伦善酝，他的家酿美酒，自然是上乘的佳醪，着实令好酒的诗人，迷恋陶醉。从两首诗中，“酒酣欲起舞，四座歌相催”，“酒酣益爽气，为乐不知秋”，两次同用“酒酣”一词，我估计是诗人手不释杯的结果，老先生喝高了，来不及推敲，才犯了诗家的重复之忌。由此也证明“李白斗酒诗百篇”的那种米酒，在长安酒肆里出售的，由漂亮的胡姬斟进他杯子里的，大概酒精度较低。如果是二锅头那样的烈性酒，一斗下肚，就该学阮步兵，作三月醉了。
但这首李白的诗，却使附丽于诗中的汪伦，与诗一齐不朽。正如王勃那篇《滕王阁序》一样，一句“都督阎公之雅望”，那位洪州牧阎伯屿，也跟“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同在《古文观止》的这篇文章中，被人吟诵朗读。历朝历代，在南昌任地方官者，可有一位被人记住，被人提起？
一首好诗，一篇美文，能起到这样的效用，是出乎作者预料的。本是名不见经传的，本是极一般人的汪伦，却在李白的诗中，留下来深情的名声。
清人袁枚的《随园诗话》，对汪伦之约，有一段记载：“唐时汪伦者，川豪士也。闻李白将至，修书迎之，诡云：‘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李欣然至。乃告云：‘桃花者，潭水名也，并无桃花；万家者，店主人姓万也，并无万家酒店。’李大笑，款留数日。”
我特别欣赏“李大笑”这三个字。
因为今之李白们，很难做到大师那样的豁达坦荡。当代作家笔下的贵族化，和当代作家精神的贵族化，碰上袁枚所说的汪伦式的这种老百姓玩笑，究竟有多大的承受力，会不会勃然大怒，会不会扭头就走，真是说不好的。也许因为追求这种贵族化的结果，势必要疏离于那些平常的、平凡的、普普通通的大多数人。同样，这些平常的、平凡的、普普通通的大多数人，不再是文学的忠实读者，也是很正常的现象。
因此，在车载斗量的当代作品中，要想读到李白这样情真意挚的，表现普通人的诗篇，恐怕是很不容易的了。
五
在中国，凡识得几个汉字的人，无不知道唐代崔颢那首《黄鹤楼》。
正因为这首写黄鹤楼的诗，实在太家喻户晓，太脍炙人口，结果，反宾为主，主次颠倒，倒不是这首诗，因楼而名，而成了这座楼，因诗而存。
想到这里，也很为文人手中的那支笔，能起到这大作用而感到骄傲。说实在的，在中国历史上的文人，地位很不高，“九儒十丐”，与讨饭花子名列排行榜之尾，让人很不提气。可诗人崔颢的这首诗，却能够使黄鹤楼屹立于武汉三镇。虽然这其间，几度沧桑，多次兴废，还休要看不起文人，正是这诗，才使黄鹤楼千年不倒。要没有崔颢的诗，对不起，这座楼恐怕早就完了。
诗只八句，其实好读好记：“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清人沈德潜编《唐诗别裁》，对这首诗评价极高：“意得象先，神行语外，纵笔写去，遂擅千古之奇。”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则誉之曰：“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千古传诵，深入人心，以致人们能够习惯鹤去楼空的怅惘，而绝不能承受诗存楼无的遗憾。这首诗，即使在唐代，崔颢刚一落笔，不胫而走，很快就遐迩闻名，广为人知。据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写过“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大诗人李白，登黄鹤楼后，突然涌上来赋诗一首的欲望，但见了崔先生的这篇作品之后，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李大诗人虽是一个狂到“天子呼来不上船”的主，但他承认人家写得好，叹了口气，说道：“眼前有景道不出，崔颢题诗在上头。”然后向后转，退出这场竞赛。
崔颢的诗，让李白十分赞赏，同时启发了他的诗兴。当然也不排除有一点较劲的意思，这位唐代第一诗人，先后套崔先生的诗路，写过两首诗。第一首约作于公元748年（天宝七载）的《登金陵凤凰台》：“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意犹未尽的李白，公元760年（上元元年），滞留江夏期间，又作了一首《鹦鹉洲》：“鹦鹉来过吴江水，江上洲传鹦鹉名。鹦鹉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迁客此时徒极目，长洲孤月向谁明？”
大家巨匠不害怕重复别人，即使仿作，摹描的痕迹仍在，但却因自己的才气，而能写出与崔作工力相敌，未易甲乙的佳构。尽管如此，李白的这两首力作，终究压不倒崔颢之绝唱。由此可见，崔颢的《黄鹤楼》，无论在当世，还是在后代，那在文学史上的不朽价值，是不由分说的，是毋庸置疑的，这才叫真正的传世。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建国初期，修建武汉长江第一桥的时候，嫌武昌的原黄鹤楼碍事，拆了。在很长一段岁月中间，武汉有黄鹤楼之名，而无黄鹤楼之实。拆楼以后，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并没有动手重建，一直拖着，没有说修，但也从来没有人敢说一声从此不修黄鹤楼。最后，到底将楼修了起来，而且修得更堂皇。
现在这座巍峨的仿古建筑，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重建起来的，成为武汉三镇一个亮丽的景点，一个标志性建筑物。在促成这座名楼再现武汉三镇的诸多因素当中，应该看到，崔颢的诗起到了很强的推动作用。
诗在，则楼必存，哪怕拆了，还得再建。文学，虽说是很小儿科的东西，但有时候，秤砣虽小，力拨千斤。
原载《文学自由谈》201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