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中庸》里有言：“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平乐古名昭州。昭州的昭山位于县城上方的三江汇合处，于昭潭之中方正如印，故又名印山。印山傲立桂水，镇锁三江，在碧波荡漾里中立而不倚。于是，在昭山山腰就镶嵌上了刻有“中立不倚”四个楷书大字的两块青石，山上则修竹苍翠。山顶端宽有百米见方，明正统七年（1442年），时任知府的唐复在山巅建亭，名曰“点翠亭”，俗称为印山亭。水中露山，亭于山巅，“昭山点翠”由此而来，为古昭州八景之一，亦为桂江首景。印山亭下为何要刻上“中立不倚”这四个大字？刻字人之初衷已经不得而知，但《菜根谭》里说：“做人要脱俗，不可存一娇俗之心；应世要随时，不可起一趋时之念。”这话所体现的也就是《中庸》里提出的“和而不流，中立不倚”的为人之道。一个道德修养高尚的人应该为人和顺，善于协调自己与他人的人际关系，善于维护良好的公众形象，但又不会无条件屈服于潮流，不会抛弃自己的主张和原则，更不会与丑恶的现象同流合污，而是能坚持自己的品格和操守，保持人格的独立。或者，这也是对平乐“掌印之人”的期许？
其实在古代，昭州的名声实在也不太好。唐宋时期，岭南一带被朝廷作为谪贬官员的流放之地。广西自古被称之为“瘴疠之乡”，平乐是岭南瘴气最肆虐的地方，古文献记载，广西“天气炎热，地气卑湿，结为瘴疠，危害不小”。“岭外毒瘴，又以昭州为甚”。昭州被“士大夫指以为大法场，言杀人之多也”。但也正是此段时期，如同世人所谓的“为有李梅双郡守，人间始觉重昭州”。这其中的“李”，是指著名的晚唐诗人李商隐，他曾到昭州短暂的任过代理郡守。昭州当时的自然和社会环境都很恶劣，桂江两岸，疟疾流行，面对此情，李商隐不禁感慨万千，写下《昭州》和《异俗二首》诗篇。其中《昭州》是这样写的——
桂水春犹早，昭川日正西。
虎当官道斗，猿上驿楼啼。
绳烂金沙井，松干乳洞梯。
乡音殊可骇，仍有醉如泥。
而“梅”，则是世称“梅公”的北宋政治家、诗人梅挚。梅挚，字公仪，四川新繁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历官大理评事、殿中侍御史、天章阁待制、龙图阁学士、陕西转运使，后迁至右谏议大夫。他也曾在北宋景祐初年（1034年）被下放到了瘴气最重的昭州任知府。梅挚经过一段时间的体验与观察，发现所谓的“瘴气致死”并无传说中的那么可怕，倒是另一种“瘴气”对社会世风危害极大，于是写下了针砭时弊的《五瘴说》。此文借喻南方瘴气来抨击当时贪官污吏的丑恶行为，对官场中的腐败风气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五瘴说》后被人们广为传颂，一直对仕人起着劝诫的作用。而他的《昭潭十爱》则抒发出了他对这片土地的称颂，这是其中一首——
我爱昭州水，湘漓共一源。
本无汙泥滓，去有棹歌喧。
沃野藤溪道，浮琛玉海门。
有时新雨涨，多半是君恩。
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这梅公就是“中立不倚”的一种非常形象的具体体现？清朝雍正八年（1730年），时任平乐知府袁承勋重修了印山亭。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吏部主事梁卓英赋诗——
一印涵江对驿亭，好山如黛挂窗棂。
雨滋春水堤边绿，露濯秋菰眼界青。
佛刹尚存三古月，人家遥隔半池星。
涂丹拾翠谁同志，自耸吟肩陟杳冥。
这首诗题名为《昭山点翠》，那话题自然就回到了印山亭。“桂江岸旁千步梯，金子岭上观景阁。莫道君行南与北，放眼自是好山河。”这是今日的印山亭周围风光景色的写照。白居易曾作《养竹记》一文——“竹似贤，何哉？竹本固，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则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体道；君子见其心，则思应用虚受者。竹节贞，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树之，为庭实焉。”而走在桂江边，静观印山亭，细看“中立不倚”四个朴实的大字，再抬头瞅一瞅上面生长着的茂盛的翠竹，心中不禁无限感慨：写诗作文做到了“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的香山居士，虽然你不像“李梅双郡守”那样在过平乐，但读你潇洒挥毫轻轻写就的此等千古文章，就仿佛是看到了你正指点着我们的“昭山点翠”，在举杯醉吟中面对竹林直抒胸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