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
一、额尔金来了
1858年12月6日，应该是汉口一个很冷的日子。你完全想象得出江风是如何贴在长江的水面上低声呼啸。捕鱼的季节已经过去，江面上几无船只。站在南岸的黄鹤楼上眺望江水，真的是天苍苍水茫茫的一派寂寥。面对这样的苍茫，你的眼前不由自主会蹦出那首一直都撕扯着你内心的诗句：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这是一个极易让人心生感伤的季节，这也是一个极易令人心怀惆怅的景色。
便是这天，一支庞大的船队从长江下游浩浩而来，它们突然出现在了汉口的江面上。两艘名为“狂怒号”和“报应号”的英国巡洋舰和三艘名为“迎风号”、“鸽号”和“驱逐号”的英国炮艇威风凛凛地由上海经镇江、南京、安庆、九江，长驱直入，一直抵达武汉。它们沿途勘测航道，观察气象，制作精密的航道图，大摇大摆，目空一切。
几天后，它们看到了清澈的汉水流入浑浊的长江，看到了依着汉水停泊密集的船只和汉水岸边密集的房屋。于是它们轰然抛锚，将自己泊在了汉口的长江水面。
率领它们的是英国特使额尔金。
半年前，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与清政府签下了《天津条约》。当时的长江中下游战事激烈。洪秀全的太平军与清军正打得热火朝天。为此条约约定待“地方平靖”过后，再作进一步商讨。然而急于在中国开辟新的地域的额尔金却耐不住这份等待。尽管11月太平军的李秀成和陈玉成刚刚取得三河镇的大胜，迫使清军从安庆撤退，额尔金却冒着战火的风险一路逆流而上，闯到汉口。
汉口的命运便因了这个寒冷的日子、因了这轰然的抛锚声、因了额尔金的出现而得以改变。
静夜之时，我常常会生出这样的念头：来自西方的文明和来自列强的凌辱是不是自这一天起，开始由所有的缝隙中向汉口渗透呢？
二、汉口这个地方
汉口这个地方是近五百年前才出现的。
汉水的最后一次改道，将其出水口落在了龟山北麓一片开阔的地带。它便是现在汉口的地盘。在它出道之前，武汉这座素称“三足鼎立”的城市，实际上只有两城夹江。这两城便是历史悠久的武昌和汉阳。
现在汉水将汉口从汉阳的土地上剥离开来，自成一体。
相对于浩浩长江，汉水只是一条小河。于是前来汉口创业的人们，也管汉水叫了小河。小河的水流弯曲，水质清澈，水势平缓，水深适度。偏它在临近入江口的地方，水域又陡然地阔大起来，于是它便成了船只集结的天然良港。人们沿着小河筑圩、修堤、填土、打基，建起一座座吊脚楼。楼的一半在岸上，一半搭在水上。沿河一溜搭下，很是气派。楼下的水面上，帆樯林立，桨声喧哗。汉口的人烟因了小河和小河边肥沃的冲积土地，渐次兴旺起来。
汉口人的出行和生活来源，靠的是行船走水。码头也就像春笋一样显现在了小河的岸边。地理位置成就汉口的商事，商事促成了汉口的热闹，热闹导致了汉口的繁华。于是到了清末，汉口已经成为中国著名的四大名镇之一。《汉口竹枝词》上说：“汉河前贯大江环，后面平湖百里宽。白粉高墙千万垛，人家最好水中看。”从水上望去，汉口的街上，万垛粉墙，高出云表。汉口的场面何其壮观。
这个时候，谁都会发现汉口是块好地方。
在额尔金来到汉口之前的1842年，一个叫柯林逊的英国舰长曾率领一艘军舰来过汉口。应该说，他是第一个落入汉口视野中的洋人。16年后，洋人额尔金又再次出现。
额尔金登上了汉口的土地，拜会了当时的湖广总督官文，并将汉口确定为通商口岸。
有了额尔金这次航行的垫底，1861年3月，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巴夏礼再次拥四艘军舰抵达汉口。这一次他正式要求湖广总督官文开放汉口，并仿照上海，划出一块地皮作为英国人的区域。由汉口花楼街东八丈起，顺流而下，至甘露寺江边下东角止约458亩的土地被英人看中，整块土地“永租于英国官宪”。
汉口英租界便由此划定。
三、“租界”的来由
说起租界，它的话头就长了。一直要长到一百多年以前去。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上海及另外四个沿海城市成为通商口岸。本来这场战争英国人要达到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让英国人登陆这五个通商口岸不受限制地自由居住。战场上的胜利，使他们得以顺利达到自己的目的。
开埠的初期，上海的英国人不过几个教会中人和几个由广东过来的商人。他们暂时住在城外的乡下，房屋小而简陋。但当时的英国人，只要有生意做，有房子住，对于住在哪里以及条件好坏，并没有提更多的要求。
1843年11月，英国的第一任领事巴富尔乘船抵达上海。到岸后，因一时难以找到住处，在上海的头一夜，巴富尔仍然住在船上。第二天，巴富尔拜会上海道台，要求在城内租屋居住，结果遭到上海道台的拒绝。巴富尔出衙门后，遇到一个姓顾的中国人。顾姓者主动提出他可以把自己的房子出租给巴富尔。巴富尔随之察看了这所有着52个房间的住处后，认为可行，于是以每年400元租金就此租下。英国领事馆在这个顾姓人家的房屋里设署长达六年时间，这是闲话。
鉴于如此现状，巴富尔便打算出资购买中国人的地皮，自行建筑居住屋和商用屋。一般说来，来自异邦他乡的人们，因与当地居民生活习俗、宗教信仰、语言方式的不同而更愿意同邦聚居一处，这种心理十分自然。对于清政府来说，为了防止英人散居各地，从而无法控制，觉得集中居住更为合适，故也提出对英国人在通商口岸租地建屋的区域应该限定界址，实行华洋分居，画地为牢，以方便于防范和管理。当时的道光皇帝是十分赞同这一主张的。可以说，无论清朝官方还是英方，都认为专为来华的英国人划定居住区域，是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情。
最早划定英人居留区域界址的地方当然是上海。1843年底，巴富尔得到了东以黄浦江为界，北以吴淞江为界，南面以洋泾浜为界，西面与一片荒地相连的约八百多亩土地。紧接着，在厦门，英国人又与清政府商定，划下了租地基址。只是，到此时为止，这些划给英国人的地皮，只是借给他们居住的区域。
英国人的租地划定不多久，法国人也来了。法国人提出了同样的租地要求。清政府官员有些发懵，心想：不是把地租给了你们，你们反正都是洋人，住在一起不就得了？法国人却不干。法国人要求另批租地。法国人说，我们是来向中国皇帝借地，而并非向英国求借地皮。这件事交涉了几个月，最后让步的当然是中国。中国当时积弱不振，一派败国之相，跟洋人打交道，步步退让，也是必然。上海道麟桂于1849年4月发布告示，告示中确立了法国人的租地界址。
这个告示的出笼，将清政府严加限定外商居留范围的初衷完全打破，反倒形成了同一个通商口岸可同时容纳并存多个外国人居留地区的局面。
同时太平军的攻克南京，以及小刀会的起义，给了洋人在自己的租地内建立武装的最好借口。他们组织义勇队，修建永久性的防御工事，他们甚至赶走了驻扎在租地附近的清朝军队。渐渐地，中国官方已经完全不能在洋人租地内处理任何日常的行政事务，就连居住在界内的中国人也要受洋人的行政管理。
在上海官府软弱退让中，陆续地，洋人在他们的租借地里拥有了独立的市政机构——工部局，拥有了自己的警察武装——巡捕房。他们完全摆脱了中国政府的管束，而成为盘踞在中国领土内的“国中之国”。
这样的结果清朝官方何曾料到。
四、“租界”二字出自汉口
租界独立姿态业已摆出，只是这时尚未出现“租界”二字。
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天津条约》的签订，广州和天津的租地也陆续划定，外国人居住地的方式再一次发生变化。
先是广州，由英政府向清政府租借沙面江滩作为英租界，这是第一个由外国政府租借界内全部土地的租界。然后，天津海河西岸紫竹林一带四百多亩土地，被提出“立契永租”的要求。
现在，他们又到了汉口。
1861年3月21日，巴夏礼在汉口长江北岸划下了英国租界址，与湖北布政使唐训方签订了开辟汉口英租界的条约。条约在中文文本中明确称这种外国人租地为“租界”。其原文为：“自定此约之后，即不准民人在租界内再造房屋棚寮等。”“租界”二字，至此方首次现身。
这一条约又规定：在这一区域中，“如何分段并造公路管办此地，一切事宜全归英国驻扎湖北省领事馆专管，随时定章办理。”租界由外国人领事专管的制度亦在此约中确认。
事趋如此，租地而至租界，其性质已经改变得一塌糊涂。原本对清政府有利于管理外人的好处，全部都没有了。中国官方根本失去了任何管理和控制租界的权力。他们不能干涉租界内部的大小事宜，不能立法，也不能进去抓捕触犯了自己法律的人，他们的军队不能进入租界内，即便路过也得缴械让对方一一检查，有时他们反而还得听听来自租界那边的喊喊叫叫。因为那里已经不是中国的领地，而是别人的领地。这个事情走到如此地步，看上去便多少有些滑稽了。
五、国中之国
从上海租地开始，到全部租界的收回，租界在中国存在了前后一百来年历史。人们常常称它们为“国中之国”。
我们应该看看它们的基本数字。
租界时间最早、占地面积最大的是上海，但上海租界只有英、法、美三个国家；租界面积次之，而国别最多的是天津，天津共有九国租界。它们是英国、法国、美国、德国、俄国、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日本。
汉口租界占地面积排名第三，但它的租界开辟时间和国别数量则排名第二。前者仅次于上海，后者仅次于天津。
广州租界有两个国家，英国和法国。厦门有两国租界，英国和日本。
其他如九江、镇江、杭州、重庆、福州、苏州等城市都只有一国租界。
在汉口开辟了租界的五个国家是英国、德国、俄国、法国、日本。
1861年3月，英租界在汉口花楼巷江边至甘露寺江边下东角划定，占地458.28亩；
1895年10月，德租界在汉口通济门外、自沿江官地至李家冢划定，占地600亩；
1896年6月，俄国和法国同一日在汉口划定租界，界址处于英租界和德租界之间。前者占地414.65亩，后者占地187亩。此两界边界犬牙交错，相互勾连。
1898年7月，日本在汉口德国租界以北划地租界，占地面积247.5亩。
最初的租界面积统共不足2000亩，但历经这些租界的扩展以及越界，到最后计算下来，整个汉口租界的面积竟达3300亩。
除此之外，在汉口，还有三处孤悬于华界之中却与租界有着血肉关系的飞地：日本军营、西商跑马场和万国冢地。
其实想在汉口占地开辟租界的远不止此五个国家。比方比利时就有过预留租界。张之洞主政湖北期间，主持修建卢汉铁路。张之洞认为“比系小国，别无他志”，故修铁路的贷款找的是比利时银行。比利时这个小国便趁铁路征地之机，以每亩10两银的价格，购买下邻近日租界铁路边600亩地。比利时以比国千名筑路工人居住需要，欲建立生活区，以便于管理为名，要求设立租界。这事被张之洞断然回绝。比利时虽是小国，可也不是善辈。这个皮一扯就是10年，清政府无可奈何，最后以81.8万两银子，高价收回了比利时所购的全部土地。
还有一个窥视汉口久已的国家不能不提，这就是美国。早在英租界建立之时，便有美国的商人和传教士来到汉口。及至1901年，在汉口的美国人数与英国人数几乎持平。美国人欲在汉口开辟租界，自是提上议事日程。那块曾经与比利时争执了许久的地皮，又被美国人当作了租界的预留地。最后不知什么原因，终是没有建立起来。
汉口的租界虽然只有五国，但在汉口的领事馆除了有租界的五国外，尚有未来得及开辟租界的10个国家亦设有领事馆。他们是美国领事馆、比利时领事馆、荷兰领事馆、葡萄牙领事馆、瑞典领事馆、挪威领事馆、丹麦领事馆、意大利领事馆、瑞士领事馆、芬兰领事馆。用我们现在的眼光看来，当时的事情也有些怪。像西班牙、奥地利和墨西哥三国在汉口派有领事，却未设领事馆。而瑞典设有领事馆，却未派领事，他们的大小诸事情都交由美国领事代办。
这么多国家的洋人在汉口来来往往，可以想见得到，当时的汉口是何等热闹。
六、汉口：丧失还是获得
租界开辟之初，汉口闹市和民房几乎都集中在汉水岸边。那里货栈云集，作坊密布，店铺错落。而开阔平整的长江北岸却仍是寥无人迹，荒野一片。英国人在为自己的租界选址时，撇开了热闹的汉水地带，而选择了长江岸边。
此时的英国人，经过了工业革命，早已告别了木船时代，他们征服长江和利用长江这条黄金水道，全然不在话下。五大租界区沿长江南起江汉路，顺江流而下，北至黄埔路，长达七八里的沿岸地盘全部占据，面积达数千亩。
汉口人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洋鬼子在长江的岸边盖建了风格与本土完全不同的建筑群。高楼大厦风一样快速地矗立在了长江边上。花园和草地，马路和洋房，赛马场和跳舞厅，以及电灯电话，以及脚踏车自来水，以及汽车洒水车，以及煤气自鸣钟，诸如此类在西方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生活娱乐设施和物品，都出现在了长江北岸这片多年都无人打理的荒原上。西方人的法律意识，西方人的民主姿态、西方人的自由尺度、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西方人的物质文明以及西方人的文化习惯，足令居住内陆深处，无缘见识国外的汉口人一时间目瞪口呆。
租界的到来和它们在中国本土上展示的模式，多少年来，都让国人有一种难以表达的心情。它们给中国人所带来的内容太过复杂。爱它当然不可能，恨它却也不全是。所以一个历史学家说租界，既是陷阱，也是阶梯。陷阱让苦难的老百姓又深陷一重苦难，阶梯又让中国大步登上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租界之恶，在于它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它是强权侵凌弱势的结果。
租界之恶，在于它残酷而毫不留情地掠夺了中国人的财富，使得本已处于贫困的中国人涉于更加的贫困之中。
租界之恶，还在于它纵容洋人在直面中国人时的霸道和蛮狠。他们的民主和平等只在他们同族人中讲究，当他们转脸向中国百姓时，却是一脸的不屑和傲慢。他们分明存活在中国的领土上，却可自行其是，横来直去，不受约束，甚至比中国人更加耀武扬威，为所欲为。
租界的存在，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尊严和民族情感。它是列强们强迫中国人接受的事物。
但是，历史总是有其错综复杂的一面。恶土之上，也能开出花朵。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租界给近代中国带来的利处，也越来越清晰可见。
租界直接把西方人统治社会的模式搬到了中国人的眼边，让众多的中国人近距离直观了除皇帝统治之外的另外一种社会形态。
租界的法制也让中国人看到了法律的森严和威力。它可保护个人财产不受侵犯，也可容忍不同政见者的存在。
租界对于不触及它自身利益的言论和行为，给予了某种程度上自由。
这使得中国的报刊业有了一个不被清廷文字狱所迫害的避难之地。这个结果使得大批的中国精英分子，得以有机会承担起唤醒民众民主意识的重任，他们有了条件和阵地，由此而加速了中国的民主进程。就连陈独秀当年都在文章中说，租界是中国最安全的地方，也是最安静的地方。
租界的市政建设让中国人开了眼界。它从生活方式上给了中国人一种更文明的参照模式。近代的物质文明，正是由租界传达和扩散到中国民间。
可以说，租界的出现，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拉近。它成为中国与世界接轨的一条捷径，或者说它是让中国人看到世界进步的一个窗口。
这些恶处和利端，有着五国租界的汉口都遭遇到和利用过。租界不仅重构了汉口的城市格局，就连汉口的气质也因此产生了莫大的变化。作为中南重镇的武汉能有今天的规模和气派，离开了租界，恐怕也无从谈起。
但无论如何，今天我们谈论租界的利弊，头脑必须清醒。我们不能因为租界曾经给过我们的一点点利处，而忽略我们的民族以及我们的先辈曾经有过的凌辱和灾难。我们更不能忘记，租界的直接受益者，从来都是开辟者的本国。他们是为了让自己的国家更好地实施对中国的掠夺开辟一条方便之径而并非是为了帮助中国而开辟租界。只是它在这个过程之中，在有意无意之间缩短了中国与世界同步的路途。
开场和结局的差异，过程和目标的错位，令租界具有难以辨别的双重性。但是究竟谁重谁轻，我们在掂量时，应该看到根底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租界虽然给我们留下很多的东西，但它终究是从烂泥中生长出来的花朵，它终究是中国肌体上的一块曾经痛彻身心的伤口，而并非是中国天空上曾经有过的彩虹。
